李點：人文學科在後理論時代的「數字轉向」

深度

「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當今西方人文與社會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數字人文的探索和實踐，尤其是其對傳統人文學科的影響正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本文指出，數字人文所代表的方法和思想首先是對我們所處的數字化時代的理性認可，預示了人文學科在後理論時代的某種「數字轉向」。它不會替代傳統人文，卻能拓展傳統人文的研究空間。

報紙原文：《人文學科在後理論時代的「數字轉向」》

作者：四川大學講席教授 李點

「後理論」是一種感覺

以後結構主義為代表的「理論」（Theory）在二十世紀後半期風行西方學界，以「激進批評」（radical criticism）的姿態面對文化歷史和學術傳統，為人文和社會研究的眾多學科帶來了一場思想與方法的革命。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們聽到最多的卻是「後理論」的口號。它並不意味著可以替代「理論」的新理論的出現，而首先是一種大師已去、難以為繼的感覺。正如特里·伊格爾頓下述略帶傷感的文字所描述的那樣：「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雅克·拉康、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路易斯·阿爾杜塞、羅蘭·巴特和米歇爾·福柯的開山之作已經過去了幾十年，雷蒙·威廉姆斯、皮埃爾·布德里亞、雅克·德里達、福瑞德里克·傑姆遜和愛德華·賽義德獨闢蹊徑的早期著作也時有多日。之後的理論寫作，無論是在宏觀維度還是在原創性方面，與這些開山鼻祖們相比都難以望其項背，雖然後者的某些觀點已經被時間所淘汰。命運之輪使羅蘭·巴特喪生於一輛巴黎洗衣廂車的輪下，又使米歇爾·福柯在艾滋病的折磨中告別人世。死神還帶走了拉康、威廉姆斯和布德里亞，路易斯·阿爾杜塞則因謀殺妻子被放逐到精神病院。如此看來，上帝並非一個結構主義者。」

作為理論界的泰斗之一，伊格爾頓感到兔死狐悲，這不難理解。讓他心態悲涼的真正原因恐怕還在於催生理論的文化氛圍已經時過境遷，人們不再專心於深層哲學的探究，而是轉為對社會價值和文化實踐，尤其是對享樂經驗和娛樂形式的關注。這就是他所說的「理論之後」。

「理論之後」催生了「後理論」的感覺，但「後理論」不是「無理論」， 更不是回到「理論之前」。它本身既是對「理論」的致敬，又包含了對「理論」本身的缺點與局限的自覺。於是，從解構到建構，從原本到旨意，從同質到異質，從宏觀到局部，學者們尋求一系列的轉向，如「文化轉向」、「倫理轉向」、「實踐轉向」等不一而足，而「數字轉向」則是人文學科突破性思維的最新表現。

數字人文是頂「大帳篷」

數字人文的前提是現代生活的數字化。電腦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恍然之間，我們寫字的工具就從鋼筆、鉛筆換成了電腦，字典從紙質版過渡到電子版，工具書讓位於網上搜索，信函為簡訊和電郵所取代。新世紀以來，數字化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從微風細雨式的侵襲，升級到電閃雷鳴般的推移，日益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

從電腦的誕生之日起，數字化的信息就成了人文學科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在圖書檢索方面的優越性不可比擬。20世紀六七十年代，電腦圖像技術的發展孵育了美國特技電影和電子繪畫的誕生，數字人文的第一本學術刊物《電腦與人文》（Computer and the Humanities）便是這種電腦科技和藝術的聯姻的結果。八九十年代，由於電腦語言的成熟與普及，文本編碼和編程變得極為方便，產生了數量可觀的主題性的文本語庫，如「女作家計劃」（Women Writers Project）和「威廉·布萊克檔案」（The William Blake Archive）等。2004年，美國學者蘇珊·施賴布曼（Susan Schreibman）等人首次提出「數字人文」的概念，改變以往「人文計算運作」（humanities computing）的提法， 為這個新領域既立名也正名。之後，經美國人文學科國家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認定以及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的大力提倡，數字人文迅速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學界熱詞。

毫無疑問，數字人文的出現是人文學者對數字化時代的理性認可。然而，它的內涵和外延至今未有共識性的定義，因此，有人戲稱它是頂「大帳篷」，誰都可以來住。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出面組織了一場開放性的網上討論，自2009年起迄今為止，討論的文字編輯成書，在2012年和2016年出了兩輯，書名就叫《數字人文大辯論》（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書中為數字人文所下的定義多達二十多種，但沒有一種令人完全滿意。但這並不意味著數字人文的領域無邊無際，它的中心點就在於數字媒介和傳統人文的聯姻，可涵括範圍廣泛的行為，從在線保存到數字製圖，從數據採掘到地理信息圖庫。數字化技術和現有人文與社會學科融合、滲透之後，數字人文還可包括媒體研究、網路文學、電子藝術、教育科技、學術編輯、信息科學和軟體研究等交叉性學科。具體來說，數字人文就是使用數字媒介的工具和方法來重新考察傳統人文學科的課題，同時又用人文研究的範式和方法來探索數字媒介的功能與意義。

數字人文理念的支持者眾多，反對者也不少。美國學者亞當·克思奇（Adam Kirsch）對數字人文的批判很有代表性。三年前，他在著名的《新共和》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 《科技接管英文系： 數字人文的虛假承諾》的長文，直接質疑美國大學管理的技術化和職場化，而數字人文就是其直接表現形式之一。某些數字人文倡導者的極端立場流露出對傳統人文核心價值的挑戰乃至顛覆，如輕文字重圖像，輕思想重製作，輕創作重編碼，等等。數字人文把科學思維範式帶入人文研究，推崇數據中心論，注重數據的廣度和處理速度。然而，思維的速度與思維的質量和結果並沒有必然聯繫。他認為，人文思維在本質上不是實驗性的實證去偽，而是一種純粹的腦力活動。它受藝術創作和歷史語境的啟發，達到增進理解和培育同情的目的。思維的體驗和文字表達構成人文研究與人文教育的骨髓，而數字人文在總體上恰恰有架空這種思維的危險。所以，亞當·克思奇警告說：在數字人文接管了英文系之後，也許「有一天我們醒來會突然發現，我們賣掉了與生俱來的權利，換來的卻是一堆亂糟糟的應用軟體」。

然而，對數字人文研究現狀的質疑恐怕難以阻擋數字人文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發展勢頭。在我們當今日異月殊的數字化時代，傳統人文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以不合作的態度守自己一方凈土。其實，這方凈土在內容和傳播上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呈現一道色彩斑斕、良莠雜陳的風景。一方面是現存文庫的數字化，除了在文化遺產方面的保存功能之外，其具有的檢索性和開放性促成了「文本的民主化」，讓研究者從「孤獨的天才」走向「合作的團隊」；另一方面是新型數字文本和圖像的生產，如網路文學和推特、博客等社交媒介，它們的瞬時性和互動性對寫作、閱讀和傳播的概念增添了新的意義。如果說傳統人文尤其是文學一直代表著人類對經驗的超越和對未來的幻想，那麼與實體世界（一個界定的而且似乎在壓縮的物理空間）平行的數字空間（一個日益膨脹的虛擬現實）本身就是想像和書寫的象徵，也是人文精神的延續和張揚。所以說，數字人文的理念，一半是描述現實，一半是想像未來，這也是它對我們的誘惑之所在。

數字人文的「方法革命」

目前數字人文的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數據和文本的保存、處理與呈現方面。眾多已經發表的製作，如劍橋和耶魯大學合作的「世界口頭文學工程」與西北大學的「語言聚匯」（收集了代表性的西方經典文學文本），著重於把現有的知識圖像化和數量化，並增設強大的檢索功能，但它們並沒有修正已知的結論或改變我們對研究材料的思考模式。雖然如此，我們卻不能不正視數字人文在材料和方法上對傳統人文研究的衝擊，這是因為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的轉換往往是漸變與突變的結合。

數字人文的倡導者們宣稱數字人文帶來了「後理論」時代的「方法時刻」（methodological moment），這種說法的一個例證是美國比較文學學者弗朗科·莫瑞狄（Franco Moretti）的研究。受數字人文的啟發，他提出了「遠距離閱讀」（distant reading）的概念。它區別於傳統「細讀」（close reading），是一種藉助於數字化手段的泛讀，在海量的文本里通過分析修辭、主題、借喻、風格等結構要素來尋找範式和模型。他認為，細讀實際上是一種先入為主的閱讀，因為它假定經典的事先存在；而遠距離閱讀是中性的閱讀，旨在獲取信息與發現模式。他甚至斷言：「我們知道如何閱讀文本，現在得學會不閱讀文本（We know how to read texts, now let』s learn how not to read them）。」

他的一個實例是閱讀從1740年到1850年之間出版的七千部英國小說。這樣數量的文本一個學者一生也讀不完，可是他藉助谷歌的「N-像閱讀器（N-Gram Viewer）」很快就讀完了（谷歌書庫目前已收錄了世界上已出版的4%的圖書）。閱讀之中，他發現了兩個有趣的現象：一是小說的標題越來越短，從平均十五到二十字縮減到六個字；二是男性作家的作品多以奇幻和探險為題材，標題均用定冠詞「the」起頭，而女性作家多寫家庭與愛情故事，標題一般以不定冠詞「a」開始。弗朗科·莫瑞狄認為，前者是由於市場的作用和作家的職業化，而後者則是由於女性作者對自己實驗性的寫作的高度自覺，在探索中為女兒和妻子這些傳統角色注入新的含義。也許有人會說，弗朗科·莫瑞狄的結論雖然很有意思，卻也算不上是令人拍手驚嘆的真知卓見。確實如此，如何擴展和更新我們的人文知識，而不是僅僅印證與複製已知的知識世界，正是數字人文目前所面臨的挑戰之一。可是，我們不得不佩服弗朗科·莫瑞狄作為數字人文先行者的智慧。他的思維方式與閱讀方法對於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學科乃至一般文學研究具有巨大的啟示意義，這說明數字人文的未來仍然離不開學者的創新與開拓。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0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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