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競：離開蔣經國的日子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1135期

文：劉婉媛

60多年前，陳志競曾是蔣經國「圈子裡」的紅人。從蔣經國主事的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開始，他踏上仕途，官至上海青年軍聯誼會總幹事，掛少將軍銜。但是，後來中國變幻的政治風雲，卻讓陳志競的命運陡然發生了突變。請看《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劉婉媛的文章。

蔣經國壽宴

1949年2月，陳志競從上海搭上一條船，前往浙江溪口，去給蔣經國祝壽。

那時，北平、天津已經解放。蔣介石宣布引退，攜家人退居浙江溪口老家。

國民黨在大陸的氣數將盡，而陳志競卻風華正茂。1918年出生於浙江定海一個小職員家庭的他，上海中學畢業後考上了西南聯大政治系，師承著名政治學教授張奚若。1943年，蔣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抗日，成立了青年軍。熱血青年陳志競大學畢業，進入了為青年軍培養骨幹的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成為政工幹部訓練班第一期學員。

陳志競來學校報到的第一天，見到了一個小矮個、穿舊夾克和工裝褲的人。「我和幾個同學都以為他是學校的校夫，就讓他幫著搬行李，他也沒推辭。後來才知道，他是學校的教務長蔣經國。」陳志競回憶說。

蔣經國身上絲毫沒有官僚氣，每天清早光著膀子和學員們出操跑步，和大家在一個飯桌上吃飯，談笑風生，平易近人。陳志競和他的年輕同學一樣，對蔣經國又是仰慕，又是喜歡。

訓練班結束後，陳志競被分配到青年軍201師14連擔任指導員。青年軍是蔣氏父子的嫡系部隊，很多青年軍人員後來成為蔣經國 「青年勘亂建國大隊」的骨幹分子，也是他建立特務系統的基本力量。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蔣經國的親自安排下，1946年，28歲的陳志競被任命為上海青年軍聯誼會總幹事。他當時的軍銜是上校，但為了與總幹事這一職務相稱，國防部讓他掛上了少將軍銜。

1949年初，隨著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陳志競已經聽到了即將撤往台灣的消息。在接到給蔣經國慶生的邀請之時，他心裡就知道，蔣氏父子是以擺壽宴為名，意在召集嫡系親信見一面。

壽宴就在蔣家別墅里，擺了大概30桌。一襲長衫的蔣介石坐在主桌，從頭至尾不發一言。一貫愛熱鬧的蔣經國與大家猜拳斗酒，當晚喝得滿臉通紅。「他猜拳很有一套，喝酒也厲害得很。不過，我也沒輸給他。」那麼多年過去，陳志競還不太服輸。

當時，解放軍已經到了長江邊上。在壽宴上，大家談論最多的還是「是戰是和」的話題，似乎還指望著有回天之力。「當時，我們能期待的最好的結果，是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

蔣經國對此顯然也多少心懷希望。陳志競在溪口的武嶺學校住了一周，期間蔣經國私下找他談了一次話。「你是舟山定海人，舟山很重要，將來你可以到那裡當一個縣長。」陳志競知道，蔣經國是指「南北分治」以後。他當時便覺得此事甚為渺茫，於是回應說：「再說吧，再說吧。」

流離香港

1949年4月21日，解放軍渡過長江，攻克南京，李宗仁率領國民政府南遷廣州。此前一個月，陳志競也離開上海來到廣州，同行的還有他的未婚妻。當時的廣州亂成一團，他們在那兒只呆了幾天，就去了香港。

在香港的那一年是焦灼、煎熬的一年。香港只是一個中轉站，陳志競一直沒想清楚是否要去台灣。參加朋友、同學聚會時，常聽到別人說起解放區的新氣象，讓他不免有些心馳神往。許多人勸他，說台灣沒前途，只有回大陸才能報效國家。「他們當中肯定有中共地下黨。」陳志競回憶說。

1950年春節前，陳志競給已經到了台灣的蔣經國寫了一張賀年卡，不久後便收到回信。蔣經國在信中祝他新年快樂，並說：「你如果覺得香港可以呆下去，就繼續呆著，我將來會給你布置任務……」

陳志競心亂如麻。

一天，他去參加西南聯大同學會聚會，遇到一位在香港大學擔任講師的前校友。這位校友力勸他去北京：「你一定要回去。人民政府現在很需要人才，而且現在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很多人都回去了。像你這樣的人才，又沒殺過共產黨，回去後肯定會受到優待。」這位校友還寫了一封介紹信，讓他去北京找教育部的一位科長：「保證能為你在學校里找個教職，包你沒問題。」

當時，陳志競和中國民主建國會香港負責人李葆和交往密切。李葆和也想回大陸，兩人決定一起走。

他們從香港乘船去了天津，準備從天津前往北京。

離開香港之前，陳志競給在台灣的一個朋友寫了一封信，表示：「人各有志，我志在大陸，不願意和台灣一起被埋藏。」

鎮反運動

到了北京，陳志競在李葆和家裡住了下來。

剛開始，他也找過幾位以前的老師、朋友，卻很不痛快地發現，自己的身份比想像中敏感，見面時總要面對一個當初意想不到的問題：「你回來做什麼？」幾次下來，陳志競就不怎麼敢再去找以前的關係了。他開始刻意躲避過去的熟人，生怕給自己和別人惹來麻煩。

無所適從之時，正好李葆和被派往河南機械廠擔任總經理。李動員他：「不如你和我一起去河南吧。」

陳志競到了鄭州，當上了河南機械廠總經理的私人秘書。他打算先安頓下來，工作上好好表現，「好讓共產黨人民政府能夠接受我，這樣我就可以呆下來」。

起初，一切風平浪靜。三個月後的一天，他在廠里遇到一個熟人，一位前青年軍成員。「咦，總幹事，您怎麼會在這裡？」對方大吃一驚。陳志競搪塞了兩句，趕快走人。

這時，中國大陸的鎮反運動開始了。這位熟人向廠方舉報了他。

河南機械廠的黨委主任找到了總經理李葆和，表示陳志競要按規定進行登記，交代情況。不過，是在廠里進行登記，還是回上海登記，陳志競可以自己選擇。「只要把情況說清楚了，就不會有問題，現在政策是既往不咎嘛。」

從香港時期開始，「既往不咎」這幾個字就一直縈繞在陳志競耳邊。時過境遷60多年，陳志競至今對這個成語念念不忘。在採訪的過程中，至少有七八次，他對記者念起這四個字：既往不咎。

陳志競最後決定回上海。忐忑之中，他先到杭州探望了在浙江大學醫學院實習的未婚妻洪松芳。她安慰陳志競：「不要怕，你就去登記吧。登記後我們就在上海結婚。退一萬步說，如果你出什麼事，我也會等你。如果短期內你不能恢復自由，我就先去參加抗美援朝。我會一直等著你。」

1951年2月的一個下午，陳志競回到了上海家中。他的父母和弟妹住在楊浦區一個英國人留下的三層洋房裡，離楊浦區公安局只有50米的距離。

放下行李向父母問安後，陳志競馬上去公安局辦理登記。當時是下午的3點多，公安沒有受理他的申請，說是要下班了。

陳志競不敢耽擱太久，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公安局。

踏進局裡那一刻，他就感覺氣氛完全變了。一位科長非常嚴肅地問：「你是陳志競嗎？」陳志競點頭稱是。這位科長沒再多說什麼，只是讓他填寫一個表格，同時還要他寫一份個人簡歷。

關於自傳，陳志競先前已經打好腹稿，寫時順手拈來，自以為清清楚楚，沒有隱瞞。那位科長看了看，說：「今晚你得留下來。」

陳志競未料到，他當天被扣在拘留所里，一呆就是一個月。

一個月後，他被單獨送上一輛吉普車，押往看守所。那天，他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銬。再過一個月，他從看守所被押送到了上海市監獄。

獄中，陳志競和其他十幾個鎮反對象被編成一個小組，每天坐在地上學習，交代問題。「陳志競，你是一個頭頭，你更得交代清楚。」小組長說。

但即便是那時，陳志競也沒有特別擔心。「我想，他們最多也就關我一兩年而已。」

只是到了夜晚的時候，監獄旁邊的刑場每傳來執行槍決的聲音，牢里就會有犯人失控尖叫，如一記記重鎚般拷打著獄中人的身心……

記不清是過了幾個月，宣判終於來了。

剛開始，念到名字的犯人多獲刑一年、兩年。「我當時心裡想，一兩年也還行，我能接受。」

接著，刑越判越重，5年、10年，再後來，就是15年、20年……但一直沒叫到陳志競的名字。他心裡惶恐糾結得如同一團亂麻。

最後，只剩下他一個人。

「陳志競！」他應聲站了起來。「現在宣布對你的審判：死刑！」

「……緩期兩年執行。」

服刑20年

那一天，陳志競是被兩個獄友扶著走回牢房裡的。其中一位對他耳語：「不要怕，沒關係的。」同樣一句話，一路對他不斷地說了又說。

回到牢房裡，陳志競才開始清醒過來，

一切都完了。但接著，他又不無自嘲地想，還好，還是緩期兩年，不是直接拖出去斃了。

他開始反思，意識到自己回大陸的決定過於貿然，政治上太過幼稚。但是，面對已經被判決的命運，他無奈地決定：「既然如此，那就好好改造吧。」

陳志競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改造。他每天參加勞動，給每個犯人分飯，倒馬桶。倒馬桶是那些年最辛苦的記憶——5層樓，100多個牢房，100多個馬桶，他得一個個挑到一樓，刷洗乾淨，然後再挑回去。

不過，他的才能也有了一些用武之地。因為交代材料寫得文采斐然，獄方就讓他幫忙寫東西，發現他確實是個才子，就讓他越寫越多。久而久之，對他越來越信任，後來甚至讓他幫忙管理犯人。

1954年，監獄召開大會，宣布將他的刑期從死緩改成20年有期徒刑。監獄的負責人找他談話說，刑期一下子減了那麼多，跳過了無期徒刑，這是相當罕見的。「你這幾年表現不錯，要繼續好好改造，將來還是有前途的。」

1971年，法定的刑期已滿，但監獄沒有放他走。「現在放你出去，你能到什麼地方去？你沒地方可去。」監獄領導對他說。之前，幹部曾對他們這些犯人說，現在中國有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就是你們以後的出路。但是，現在卻對他說：「人民公社不適合你這樣的人。」

陳志競確實已是無家可歸。他當時並不知道，他的父母弟妹已經從上海的小洋房裡被趕了出去，遣送到甘肅的邊遠地區。

1972年，陳志競被送往上海市白茅嶺勞改農場。當局也沒給他一個說法，到底要去多久，何時才能釋放。

直到1975年，雲層中才出現了一線亮光。那年1月，鄧小平重新回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平反了一批被打倒的幹部，還下令開釋在押的一批國民黨高級軍官。

有一天，農場領導將陳志競找來，說他重獲自由了。領導說：「陳志競啊，現在你比我們都好了！出去之後，你的待遇比我們都高啊！」當時大家都看著陳志競，眼裡全是羨慕。

一輛專車把陳志競送到了上海外灘的浦江飯店。上海市領導在那裡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宴請他和同一批被釋放的20多名前「國軍」人員。

可是，他感覺後來風向似乎又有了變化。「他們把我送到南匯區的上海第37棉紡廠，在那裡掃地、煮開水、餵豬……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讓我到廠里的學校教英文和數學。」

1980年，對陳志競的判決改為「無罪」。

他成了上海市政協辦公廳專員，加入了民革。1981年，63歲的陳志競和上海交通大學一位校醫結婚，無親生子女。當年的未婚妻，在獲知陳志競被判死緩之後，果然走上了朝鮮戰場，從此杳無音訊。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他走之前，並沒有讓蔣家人繼位。他說了，要把權力交給人民。」說時，陳志競透出了對前長官一貫的尊敬。當時，他的前同事，好友王升在巴拉圭擔任「大使」，陳志競還讓一個親戚代他去「使館」設的蔣經國靈位前致哀。

一些國民黨要員到上海時，會來探望他。「前些年，政府還是很重視我和台灣的關係的，但這幾年我老了，和那邊來往也少了。」

在上海徐匯區一個建於上世紀80年代的普通樓房裡，陳志競將他的故事向記者從容道來。93歲的老人，腰板依然挺直，眼神依然清朗，隻字不提「苦難」這樣的字眼。「我雖然經歷過波折，但能活下來，見證這個時代，我感到很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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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先生對近身幕僚鮮少當面稱讚，對近身幕僚的言行卻管教甚嚴，當你參與的事務愈來愈多時，要特別小心，這時候同時在考核你的忠誠、廉潔和能力。不要說是近身幕僚、就是普通部屬，如果有一點點在外面招搖，或有任何加油添醋、報喜不報憂的狀況，就會被疏遠。

他渴望回國，看見一批批的同學被遣送走了，屢次公布的名單上就是沒有蔣經國三個字，這使他惶恐不安，他抉擇了韜晦之道，埋頭讀書不問窗外事，也許能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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