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庚子，何來辛亥？

戊戌變法，六君子朝服斬於菜市口，使得大批知識分子意識到朝綱已亂，祖法無存。但真正撼動北京或北京中下層社會思想的，要算庚子年義和團橫行京城，與八國聯軍的佔據首都。慈禧帶著光緒，不顧向十一國宣戰時發下的「死社稷」的誓言，倉皇西逃，映照著此前放縱義和團燒掠京城的亂局，讓北京全城自清朝定鼎以來，首次成為朝廷的棄兒。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這早已是事先張揚的紀念，幾個城市為了爭奪革命城的榮光還在明爭暗鬥中。2010年是庚子事變一百一十周年，完全不見有人提起。

現在就連臉皮最厚的歷史學家，也不好意思再說義和團是代表進步方向的農民運動了。但庚子年的重要地位，還遠遠沒有說深說透。

義和團在街頭宣傳

《老殘遊記》里說「北拳南革」，是中國兩大禍害。事實上，動搖滿清國本的，也正是這兩股勢力。「南革」的核心理念是異族統治並出賣中國大好山河，漢人有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上接的是太平天國的宣傳策略。「北拳」則不同，滿族在直隸山東一帶的統治，至為穩固，義和團口號改為「扶清滅洋」，獲得滿洲權貴的默許或扶植後才得喧囂一時。兩百多年的核心區域，非同小可，居然短短三四月間，黃河之北尚無大戰（僅有的灤州起義旋即失敗），清廷就黯然退位。從當年到現在，都令人愕然。

其間自然有袁世凱與北洋軍趁亂逼宮，清廷迫於形格勢禁，不得不然的因素。然而王朝的覆滅，近因確是深種於庚子。

戊戌變法，六君子朝服斬於菜市口，使得大批知識分子意識到朝綱已亂，祖法無存。但真正撼動北京或北京中下層社會思想的，要算庚子年義和團橫行京城，與八國聯軍的佔據首都。慈禧帶著光緒，不顧向十一國宣戰時發下的「死社稷」的誓言，倉皇西逃，映照著此前放縱義和團燒掠京城的亂局，讓北京全城自清朝定鼎以來，首次成為朝廷的棄兒。

戊戌六君子殉難現場

接著是一年多的八國分區殖民統治，對於從乾隆以來就極度排斥洋人進城與居留的北京來說，市民首次有機會近距離接觸西方人，且接受一種全新的統治樣式。這一年多中，搶掠固有之，饑饉流離亦不可免，但正面影響北京社會的現象，也不在少數。如日佔區居民在刺刀威逼下學會不將大小便傾倒在通衢上，被迫組織城市衛生系統；又如德國軍營教居民以胭脂混合煤油，潑滴在前來搶掠的兵士身上，以便指認：又如此前同文館包食包宿包工作分配，仍然少有報名學洋文當翻譯者，到得佔領時期通洋文者到處吃香，北京城掀起學各國語言的熱潮……庚子年在帶給北京百姓殺戮、搶掠、失散的同時，又給他們打開了一扇窗，讓他們被迫體驗另一種社會樣態，尤其高高在上的王公大臣、官僚權吏，此時大都淪落到走街串巷、引車賣漿的田地。那種情形，既像法國大革命後的巴黎，也像俄國革命後的莫斯科。經歷過此番變亂的北京，社會觀念、民眾意識會有怎樣的變化，非常值得捉摸。

庚子之後，就是辛丑。兩宮還都，社會重整。一年多的殖民生活，猶如大夢一場。但民間社會的變化卻甚為明顯，變法圖強，從戊戌年的士大夫橫議，已經變成民間流傳的常識。接下來的幾年，朝廷對民間社會的新現象，如辦報、閱報處、演講所、新學堂，都頗為優容。雖然照樣有沈藎案、彭翼仲案等報案，但朝廷本身動搖思變的跡象，也甚為明顯。故此彭翼仲雖遞解新疆，《京話日報》停辦，北京民間辦報卻方興未艾，朝廷對民間思想的控制，較之庚子前，已大為削弱。

彭翼仲起解

辛丑到辛亥，十年間中國一直在欲變將變。清廷雖然首鼠游移，尤其慈禧崩逝，後繼乏人，主少國疑，是絕對的可乘之機。然而就社會中下層而言，以打敗俄國的日本為鑒，實行君主立憲或虛君共和，已是整個社會的共同且公開的訴求。王朝沒有抓住這個機遇，當然是極大的憾事，但社會意識的異動，身在其中者未必能清楚認知。南方的革命黨，眼光一直瞄著所謂「中等社會」即商人、學生、會黨之屬，思路上還是知識分子+暴力革命的模式。這也是一旦南北再次分裂，二次革命失敗，陳獨秀等革命知識分子立即悲觀地認為中國將重返帝國時代的原因。

而梟雄如袁世凱，也不免中此種思路的毒。洪憲帝政終結之因，有列強的反對，有部下的倒戈，有合法性的無從取得，但從北到南，民間社會的拒絕與沉默，也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畢竟，這是民國，以民之名，孚民之願。

沒有庚子，何來辛亥？在許多追憶的目光都盯著武漢的槍聲上海的會議時，我卻常常想起十一年前的北京，洋軍入城時圍觀的群眾，老照片上看去，情緒穩定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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