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記顧准

別以為你是老司機！

在她面前，你那點鬼把戲弱爆了！

哲學園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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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不是一本為發表所寫的著作，而是顧准應他兄弟的要求斷斷續續寫下來的筆記，時間是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作者逝世前為止。我要說這是近年來我所讀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氣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令人折服。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這些天我正在編集自己的書稿，由於作者這本書的啟示，我對自己一向從未懷疑的某些觀點發生了動搖，以至要考慮把這些章節刪去或改寫。本書就具有這樣強大的思想力量。

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從本書得到的教益，我想舉出下面一些題目是我最感興趣的。這就是作者對希臘文明的研究；對中世紀騎士文明起著怎樣作用的探討；對宗教給予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的剖析；對從法國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的總結；對直接民主與議會制度的評價；對奴隸制與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闡發；對黑格爾思想的批判與對經驗主義的再認識等等。作者對這些都作了很少有人作過的探索，顯示了真知灼見，令人讚佩。作者的論述，明快酣暢，筆鋒犀利，如快刀破竹。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經他一點立即豁然開朗，變得明白易曉。我覺得，這不僅由於他稟賦聰穎，好學深思，更由於作者命運多蹇，歷經坎坷，以及他在艱苦條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這使他的思考不囿於書本，不墨守成規，而滲透著對革命、對祖國、對人類命運的沉思，處處顯示了疾虛妄、求真知的獨立精神。他對於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個世紀的歷史，包括理論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問題的湧現。都作了認真的思索。這些經過他深思熟慮概括出來的經驗教訓，成為他的理論思考的背景，從而使他這本書形成一部結合實際、獨具卓識的著作。

讀了這本書我不能不想，是什麼力量推動他這樣做?請想想看，他很早參加革命，解放不久在「_--／曼」整黨中就被打下去。「文革」前曾兩次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次在一九五八年，一次在一九六五年。據我所知，這是絕無僅有的。「文革」開始，惟一關心他的妻子自殺了，子女與他劃清界線。他斷絕外界來往，孑然一身，過著孤獨凄苦的生活。在異地的弟弟和他通信，他寄給弟弟大量筆記。讀了這些凝聚著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為之感動。他的這些筆記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裡寫的，沒有鼓勵，沒有關心，也沒有寫作的起碼權利和條件，也許今天寫出來，明天就會湮沒無聞，甚至招來橫禍。這是怎樣的毅力!我由此聯想到歷史上那些不計成敗、寧願忍辱負重、發憤著書的人物。記得過去每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總是引起內心的激蕩，真所謂展卷方誦，血脈已張。為中國文化作出貢獻的往往是那些飽經憂患之士。魯迅稱屈原的《離騷》：「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墳·摩羅詩力說》)他指出達到這種高超境界是基於思想的解放，擺脫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他本人的話說，這就是：「靈均將逝，腦海波起……茫洋在前，顧忌皆去。」(《墳·摩羅詩力說》)我想，本書作者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大概也是一樣，對個人的浮沉榮辱已毫無牽掛，所以才超脫於地位、名譽、個人幸福之外，好像吐絲至死的蠶、燃燒成灰的燭一樣，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與責任，義無反顧，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運動席捲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衝破教條主義的人。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時代，誰也沒有像他那樣對馬克思主義著作讀得那樣認真，思考得那樣深。誰也沒有像他那樣無拘無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膽的質疑。照我看，凡浸透著這種精神的所在，都構成了這本書的最美的篇章。

這裡順便說一下，抗戰初我在隸屬江蘇省委的文委領導下工作，顧準是我的領導。那時文委書記是孫冶方，顧準是文委負責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們兩人領導下從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直到我看了顧准兄弟寫的回憶文章後，我才知道孫冶方於五十年代提出價值規律是受了顧準的啟發。我感到幸運的是「文革」後我又見到孫冶方，並多次晤談。可是，我和顧准在一九三九年分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面，後來連音信也斷絕了。現在留在我記憶中的顧准仍是他二十多歲時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詩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篇一讀想風標。

不妨舉世嫌迂闊，賴有斯人慰寂寥。

是的，世界上有這樣的人才不會感到寂寞。我讀了顧準的遺篇，才知道他的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為時已晚。當他尚在的時候，儘管困難險阻，我沒有能去看望他，向他請教學問，終覺是一件憾事。

二

我和顧准相識在一九三九年。那時他是上海地下黨文委副書記，我是他領導下的文學小組的一個黨員。我對他有較多的認識是多年以後的事。過去我只知道他生活坎坷，歷經磨難，而並沒有料到他的遭遇競如此悲慘：意外的株連，兩次被打成「右派」，三年災害時期的勞改苦役，由於獄卒的蠻橫所受到的人格侮辱和肉體摧殘，飢餓，疾病，家庭的不幸，離婚，妻子的自殺，子女斷絕親情，最後的絕症……種種不幸一股腦降在他那毫無防禦的頭上，好像要讓他飲盡人生的苦酒。但他並沒有倒下去，偏偏在非人的生活中掙扎著，活下來，而且還不停地讀寫，直到因癌症去世。這種非凡的毅力可以說是達到了人所能達到的極限。這裡我想引用克利斯朵夫說過的話：「在這樣的榜樣面前，我們所經受的那些痛苦又算得了什麼!」

四年前，我去北京參加顧准八十冥誕學術研討會時，曾去拜訪已屆高齡雙目失明的駱耕漠老人，久違多年的前輩。駱老曾在顧准最困難時期設法接濟他食品。老人的精神好，記性也很好，他的講述是十分動人的。他說有一次他請顧准到小飯店吃飯，回來時顧准提出要散散步，領他繞一條遠路走。他們慢慢走到顧准曾經住過的地方。顧准站住了，對妻子自殺前的故居遠遠眺望著，這時駱老才明白他為什麼要散步。還有一次，他要買檯燈，卻買了一盞雙人用的檯燈。這時他早已是孤零零一個人住了。最初駱老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後來才恍然想起，過去他和妻子汪璧兩人的書桌拼在一起，共同使用的雙人檯燈就是這一種。這類細節雖是小事，但感人至深。它使我們進一步了解這個在困難中迎著壓力而不屈服的

硬漢子，卻具有一副富於人性的柔腸。像他這樣一個珍視家庭親情的人，一旦因為說出了淺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於萬劫不復之地；而且不是由於他的過錯，也不是由於妻子兒女的過錯，卻必須去承受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酷刑!它比肉體上的痛苦和折磨更為可怕。當我們談論顧準的為人時，如果在這些細節方面注意不夠，表述得不充分，那就會失去對他的精神世界的更深發掘，而這恰恰是我所讀到那些充滿豪言壯語的文字所不懂或忽略不顧的。

顧准在「文革」這場浩劫中，居然活了好幾年，還將自己的思想記錄下來，直到癌症去世。這固然基於他本人的品格素質，但與經濟所的特定環境也不無關係。從一九五七年起，孫冶方就擔任了經濟所所長，那裡聚集了一批優秀人物。顧准被打成「右派」後，就是孫冶方設法邀請到他到所里去做研究工作的。廬山會議後，張聞天也被下放經濟所。此外所里老一輩的有駱耕漠、林里夫、巫寶三等，年輕的有張純音、吳敬璉等。這些人皆一時之選。在那人與人關係變成了狼與狼關係的殘酷年代，似乎只有經濟所還散發著人間的溫暖，這似乎是個奇蹟。經濟所關心愛護顧準的不止駱耕漠，張純音也是一個。她不僅接濟他食品，送他錢，而且還讓跟去幹校的女兒咪眯去照顧他。這一老一小後來結成了純真的友誼，咪咪

在那些愁苦的El子里給予了顧准很大的慰藉。這是使顧准得以存活下去的精神力量。人活著不僅需要使自己溫飽，還需要精神養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種，它也像水與空氣一樣不可缺少。在顧准患癌症的時候，又是駱耕漠四處奔走，利用過去的關係，使顧准住進了醫院，而這時他自己也在靠邊審查。當一個人自顧不暇的時候，如果不是對朋友的忠誠，誰會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去甘冒不韙呢?但是，顧準的病情仍舊惡化了，醫院發出病危通知。經濟所的那些善良的人們自動地組織起來去護理，分成三班輪流守在他身邊。他臨終時，在他病床前值班的是如今已成著名經濟學家的吳敬璉。他在最後時刻想見見長久沒有晤面的子女，子女沒有來，經濟所「革委會」的負責人去做子女的工作。這一切都發生在階級鬥爭斗紅了眼的時候，難道是可能的嗎?但這是事實。這些人縱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仍舊良心未泯，他們心中的正義火焰始終在燃燒。這幾年談論顧準的文章多起來，有些論者本來是可以寫出一點研究心得的，但他們放棄這樣做，而只空談主義，將顧准當做一面旗幟，把它抓在自己手裡，講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還吹噓這就是對顧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讀了這些文字真使人感到悲哀。我不懂，這些人並不缺乏才華，過去也寫過一些好文章，為什麼虛擲自己的精力。其實顧准所寫的有關民主的文章是很值得討論的。我所指的是這幾篇：《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民主與「終極目的」》、《科學與民主》等。前幾年北京三聯寄給我一本《公共論叢》，這本叢刊並不以顧准為標榜，卻切切實實地討論了一些問題，其實這類問題還有很多。比如顧准書中所談的古希臘斯巴達精神問題就值得重視。過去我們一直讚揚斯巴達的集體主義精神。小時候我曾讀過魯迅的早期論文《斯巴達之魂》，這篇文章寫得熱情洋溢，令人神往。在蘇聯，斯巴達的名字也成為光榮的稱號，甚至有的足球隊也以它的名字命名。而根據顧準的論斷，就可以知道斯巴達是容易從集體主義滑向專制主義的。

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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