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湘潭土客大械鬥：本地居民與江西客商相互仇殺

（江右商幫是中國古代十大商幫之一）

湖南人見了江西人，都稱江西人為「老表」，意即表兄堂親，聽起來頗為親近。這是因為湖南人口中，大部分祖上來自江西。元末明初之際，湖南許多地方因戰亂荒無人煙。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下令「江西填湖廣」，將大量江西人遷入湖南。明清時期，又有大批江西人來湖南經商，後定居於此。因此，湖南人與江西人，可謂血脈相連。

不過，江西人在移民湖南過程中，也曾與湖南人發生過激烈衝突。早期的「江西填湖廣」，由於是朝廷強制移民，加之當時湖南地廣人稀，外來人口尚能與本地居民和睦相處。但後期來湖南經商的江西人，融入湖南就不那麼順利了。因為隨著本地人口的增長，各種資源趨於緊張，而外來移民勢必會搶佔部分資源，從而導致本地居民與外來移民產生利益衝突。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發生在湖南湘潭的本地居民與江西客商之間的仇殺事件，就是這種衝突的一個典型事例。

明清時期的湘潭，是湖南最大的商業與經濟中心。湘潭位於湖南省會長沙以南35公里處，湘江穿流而過，舟車四達。因省會長沙水道不利於泊船，湘潭當仁不讓成為了湖南的貨物集散地，在明代便形成了「工商十萬，商賈雲集」的商埠，素有「小南京」、「金湘潭」之稱。清代鴉片戰爭之前，廣州是全國唯一對外通商口岸，地處南北交通要塞的湘潭，是廣州進出口貨物的重要中轉站，也是連結上海、漢口和西南地區的商業樞紐。明清兩代繁盛的商業帶動了湘潭城市的擴張，清末時湘潭城區的人口達20萬，城區規模甚至超過了長沙。

湘潭居民多為明末清初外來移民，其中來自江西的客商佔十之七八，本地居民不過十之二三。城外各碼頭的搬運工，基本上都是江西人。江西商幫在歷史上被稱為「江右商幫」，系中國古代十大商幫之一，實力雄厚。當時的湘潭，藥材等許多行業均為江西客商所壟斷。江西客商還在湘潭成立了多個會館。不僅有行業性會館，還有總會館。江西總會館名曰「萬壽宮」，館所耗資巨大，修得富麗堂皇。

（湘潭的江西總會館萬壽宮）

湘潭本地居民與江西客商之間的矛盾，主要反映在碼頭搬運行當。碼頭搬運工在當時是一個收入較高又有準入限制的行當。所謂准入，其實是一種官民利益交換。縣衙給予碼頭工人貨物專運權，碼頭工人則必須無償為衙門當差。獲得准入資格的碼頭工人，由縣衙發給一塊銅腰牌，作為標誌。無牌者不得參與碼頭貨物搬運。因此，各碼頭的貨物專運權，大多由本地搬運工結黨把持。但是，由於船運貨主多為江西客商，而江西客商願意僱傭同鄉搬運工，這就造成本地搬運工對江西客商及江西搬運工十分不滿。為維護各自利益，碼頭上經常發生衝突，發生過多起命案。

小衝突不斷，慢慢就會演變為大衝突。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五月，大規模衝突終於爆發。引發衝突的導火索是一場戲曲演出。當時，來自江西的一個戲班在江西總會館萬壽宮演戲，有不少湘潭人前去觀看。江西戲班演戲，自然操江西方言，因而引起了湘潭觀眾哄堂大笑。江西人認為受了侮辱，便設計報復。幾天後，江西人再次在萬壽宮演戲，引湘潭人前去觀看。當湘潭觀眾再次鬨笑江西方言時，江西人立即關閉萬壽宮大門，對湘潭觀眾大開殺戒，死傷數十人。門外的人聽到哭喊聲，想翻牆進去救人。江西人用早已準備好的煮沸的稀粥，從牆上向下倒灑，阻擋本地人靠近。情急之下，一湘潭水手持鐵錨將萬壽宮大門砸爛，未死者才得以逃脫。

（土客械鬥）

消息傳開，湘潭人群情激奮，誓言復仇。湘潭人先是封鎖了水陸要道，然後全城搜尋江西人。發現操江西口音者，立即砍殺。江西人死傷慘重。直到湖南巡撫吳邦慶調來數千官兵，局面才得到控制。

械鬥雖然平息了，但事件並沒有完結。因為消息傳到京城後，在朝廷任職的湘潭籍人士，對湖南巡撫吳邦慶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十分不滿。先是湘潭籍工部右侍郎周系英上奏，說江西客民平時恃眾強橫，一向喜歡尋釁滋事，此次因看戲與本地居民發生衝突，將本地鄉民關入公所廟內，打死很多人，江面上漂滿了屍體。周系英的說辭可能有些誇張，嘉慶帝一聽不得不重視，下令湖南巡撫吳邦慶親往湘潭調查。周系英也致信吳邦慶，向其施加壓力。

接著是湘潭籍御史蔣雲寬上奏，言辭更加聳人聽聞，說江西客民從長沙、益陽等地召集了一兩百名江西腳夫，前往湘潭幫忙械鬥，導致湘潭閉城罷市，人心惶惶。還說民間盛傳江西會館中用油鍋煮人、殺人後拋屍江河、將手腳釘在牆壁上，等等。嘉慶帝聞訊大驚，即令湖廣總督慶保趕赴湖南，調查處置。又令剛卸任河南按察使的敦良前往湖南，協助審訊。為查清事件真相，嘉慶帝將原籍江西的吳邦慶調離湖南，由慶保兼任湖南巡撫，秉公查辦。

（土客械鬥）

吳邦慶見插手此事的人越來越多，事情越搞越複雜，一氣之下將周系英寫信向其施壓之事上奏。嘉慶帝得知在京官員干涉地方政務，十分惱火，責令都察院革去周系英侍郎職務，降為翰林院編修。

周系英才被降職，吳邦慶又告御狀，說周系英兒子也干預公務。原來，周系英的兒子周汝楨，對家鄉發生的械鬥之事憤懣不平，曾寫信給正服喪在籍的前兵科給事中石承藻、進士汪燦，請他們向縣令毛夢蘭施加影響，維護本地人利益。不料此信被吳邦慶從信使處截獲。吳邦慶於是又將此信上報。嘉慶帝大怒，斥責周汝楨「內外交通，干於訟事，甚屬藐玩」。於是將周汝楨打六十大棍，流放邊地一年。其父周系英亦再受處罰，被革除一切職務，遣回原籍，閉門思過。

當年九月，嘉慶帝又調李堯棟為湖南巡撫，與慶保共同查處此案。十二月，案件審結。雖然案發經過基本查清，但對於械鬥雙方的死傷人數，並無準確數據。但油鍋煮人、拋屍江河、手腳釘牆等傳聞，經查皆屬謠言。最後，械鬥雙方各有一名領頭人被處以死刑，參與械鬥的十餘人遭流放。其它相關人員亦受處罰：縣令毛夢蘭免職，石承藻降職，汪燦被革去進士功名。對這一處理結果，湖南人普遍認為有失偏頗，極為不滿。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十月，嘉慶皇帝病死，道光皇帝即位。大約是覺得對湘潭一方處罰過重，道光帝以不公開的方式進行矯枉過正。周系英被重新起用，先任內閣學士，後升工部左侍郎、江蘇學政。四年後，周系英病逝於江蘇任所，著名的湘籍人士魏源為其作《神道碑銘》。碑文中，魏源詳細敘述了湘潭土客械鬥案的是非曲直，並對周系英作出了「公文學在士林，典刑在鄉邦，政績在海內」的評價。

湘潭土客械鬥平息後，湘潭本地居民與江西客商的仇恨並未化解。其後近五十年間，江西客商在湘潭總是遭敵視，湘潭的貿易亦因此大幅衰退。直到太平天國戰亂時期，湘軍興起，不分籍貫大興招兵，土客矛盾才漸漸淡化。

（江右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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