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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中日關係從此易位


1874年5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為借口,發動三百年來對外的首次戰爭——對台出兵。出兵前,日本政府做了各種配合、組織、準備……




1874年,是改變中日關係史的一年。



在飛馳的歷史歲月中,很少有人會特別記住1874年,但就在這一年,發生在恆春北邊二十公里處石門山谷的一場小戰役,徹底改變了中日數千年來的「華夷秩序」,使得日本一躍加入了西方列強的陣容,埋下了日後侵略瓜分中國的伏筆。








事端源於三年前。1871年的冬天,一群琉球人乘船途中遭遇暴風雨,漂流到台灣東南的八瑤灣港(今屏東佳樂水北邊)附近,上岸後他們誤闖牡丹社,其中五十四人被排灣族居民殺害。其餘十二人獲救,由台灣官方協助遣送回琉球。




琉球當時為中、日的共同屬國。牡丹社事件給覬覦台灣已久的日本一個生事的借口。





  「亞洲必爭之地」





早在半年前的春天,日本明治政府的改革派領導人江藤新平就上書,主張日本的對外政策應將「中國」視為「亞洲必爭之地」,「不得此地則危,苟得此地則形成佔據亞洲之形勢」。




但為了要與俄、美、德、英爭佔中國,他建議日本應有謀略,先以數年時間整頓軍備,並積極發展與中國的貿易,同時派遣「間諜」、「密探」,收集信息情報,實地調查中國的各種情況。在準備期間應先忍讓,使兩國之間相安無事。但等準備妥當時:




海陸軍備完整、間諜掌握其情,地利詳而戰略定,此時若有無禮之事,則應糾正彼之錯誤,或與俄國相謀而并力,或使俄國中立而由我獨力,一舉征服中國。




於是,在牡丹社事件提供了「無禮」之事的借口後,日本開始積極布局。




1872年,日本先在福州設置日本領事館,並秘派陸軍少佐樺山資紀(後來做過日據時代的台灣總督)及兒玉利國等人,從東京到福州再喬裝成商人搭船來台灣。他們得到駐淡水英國領事的協助,分頭遍歷台灣各處,細訪民俗、密探防備並探測沿海水深,等等,後來做成詳細報告。







1873年,日本的準備工作完成後,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以換約為名,乘艦由長崎出發,赴北京向清廷問罪台灣事件。出海前他先向鹿兒島武士出身的主戰派陸軍元帥西鄉隆盛辭行。在軍艦上,這位日本全權大使看到六百位士官、水手、伙夫皆紀律嚴明,不禁「撫髯大樂」,並意氣昂然地賦詩「保護海南建新藩」,展示其染指台灣的企圖與抱負。明治政府彼時已開始整治軍備,軍制也改為徵兵制,破除了士、農、工、商四民間的階級之分。




在談判台灣問題時,清朝掌理外交事務的總理大臣答以牡丹社事件肇事者是「生番」,熟番之地清廷「置府縣而治之」,而生番「置於化外,甚不理事也」。這種態度不但反映出清政府敷衍怕事的心態,更顯露出清朝決策者對世界強權發展趨勢的茫然無知。




相對而言,當時日本外務省對台灣問題的認知是:



「此番機會乃日本張威於亞細亞之良機。其原因乃台灣可謂亞細亞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歐洲垂涎於此島之國家不少。若我不得此地而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且與台灣交戰乃為實地鍛煉我國兵卒,即此一端,亦應雲可。」





  日本對台出兵





日本對台出兵是繼三百年前、16世紀豐臣秀吉出征朝鮮之後首次對外發動戰爭。外務省官員的說法表露了日本政府的期待之情:「皇國沉浮在此一舉,今後皇威不僅在亞細亞,且將輝耀於萬國……」




出兵前,日本政府做了各種配合的組織準備。內閣會議先採納了「處理台灣番地要略」,政府在長崎設定台灣番地事務局,任命當時的大藏卿(財政部長)為台灣番地事務局長官,西鄉隆盛的胞弟西鄉從道中將為台灣都督。




1874年5月,西鄉從道率兵三千六百名,分乘八艘軍船和運輸船開往台灣海峽,由恆春北邊的社寮(今射寮)登陸,逆四重溪而上,攻陷石門,圍攻牡丹社,燒毀部落,迫降高山族。







日軍司令西鄉從道與台灣原住民的合影





這次戰役在二十天之內就結束了,山胞和日軍戰死的都不到二十名。日軍開始在今車城紮營,建都督府、設病院,打算屯田久駐。但日本人因水土不服,染疫癘而死的達五六百人,日軍有些騎虎難下。




台灣事件對清廷的震撼效應不下於鴉片戰爭——日本這個向來向中國朝貢稱臣的小國竟敢出兵台灣,以武力向堂堂大清帝國的威權挑戰,「蕞爾日本略效西人皮毛,亦敢睥睨上國」。清廷震驚之餘,一方面照會日本,說明「生番之地」系屬中國版圖,指責日本出兵違背兩國間之友好條約;另一方面急派以幹練著稱的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全權處理,先後調派一萬名洋槍隊渡台,積極備戰。




但清廷自知實力不足,海防空虛,且新疆亦有紛爭,不欲戰事擴大。而明治政府亦因英美等國恐危及其商業利益而對日施壓責難,內閣意見分裂,又逢北方朝鮮變局,也想早日結束他們所發動的第一次對外戰爭。結果,清廷賠款五十萬兩,承認日本徵討番地為義舉,也間接承認琉球改屬日本。由登陸到撤兵,日軍佔領台灣南端的時間,總計為半年。




當時旅居中國的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宓吉,從旁觀察、評論、慨嘆:「台灣事件的處理等於向全世界宣告:這裡有一個富饒的帝國,它將隨時自動地給你支付賠款而絕不進行戰鬥。支那的命運的確是結束了。」





  台灣事件的刺激





台灣戰事重新刺激了清廷掙扎圖強的危機意識,朝野上下一時議論紛紛,引發了中國近代海防建設的大論爭。




辦理通商事務兼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曾與西方各國以及日本多次接觸談判,感受特別深刻。他體會到,處理國際關係最終要憑藉一國之實力。出生於安徽合肥,以訓練並統領淮軍幫助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而日漸受朝廷重用的李鴻章,以他文武兼具的實戰經驗認識到:「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




他奏章急急示警:最近日本「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鐵礦,自鑄洋錢,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多派學生赴西國學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




五十二歲的李鴻章當時已看清楚,中國的外患過去多來自西北,而現在外來的威脅多起自東南海疆。陸上的威脅已逐漸被海上的強權所取代,挾堅船利炮,時時脅迫。他慷慨上書、呼籲改革:「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




他的具體建議是改良軍備,建造鐵甲艦,設立海軍;並撥海關洋稅,興利開礦;改良科舉考試製度,另開洋務一科取士,沿海省份設立洋學校。




守舊人士則猛烈攻擊李鴻章等洋務派的「變法」建議,指責這是「以夷變夏」,企圖從「道德人心」這個根基上動搖國家民族。




就在他們議論紛紛之時,親政不久的同治皇帝載淳病亡,慈禧立四歲的載湉為光緒帝,開始第二次垂簾親政。




四十歲的慈禧再度親政,有意「勵精圖治」,於是批准了海防建設方案。另派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並在北洋創立水師一軍。同時決定購買十二艘鐵甲艦,並試開煤礦。




遺憾的是,二十年後,中國在千難萬難中建立起的海軍鐵甲艦隊,在黃海上被日本海軍炮轟得灰飛煙滅。




因日本侵台事件而興建的北洋海軍,甲午之戰被一舉殲滅。二十年後,台灣終究沒有逃脫被日本佔據的命運。





  台灣軍事走上現代化





日本進攻台灣,除了讓清廷警覺到海防的重要性,同時也意識到台灣在戰略地位上的重要性。被派往台灣負責全權處理台務的欽差大臣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女婿,一向以積極幹練著稱。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使台灣軍事走向現代化。




他先巡視各地,認為加強軍事防務是刻不容緩之事。為保障台南府城的安全,他聘請法國工程師在安平設計建造了一座安放西洋巨炮的堡壘。完工後,他親自在城門內外分別題字「萬流砥柱」與「億載金城」,所謂金城,就是銅牆鐵壁,固若金湯的城堡。今天,在台南市安平區二鯤鯓,你仍可以見到沈葆楨的銅像豎立在這座可以容納一千五百人的雄偉堡壘內。




此外,沈葆楨還在台灣南端修築城池,建為恆春城,至今仍為台灣目前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古城,四座斑駁的城門仍舊巍然屹立。




沈葆楨又認為台灣軍政積弊太深,主張福建巡撫移駐台灣主持大局。1875年(光緒元年),清廷決議以福建巡撫冬春兩季駐台灣,夏秋兩季駐福州,向台灣建省邁進了一步。




除了修築炮台要塞等軍事設施外,在短短的一年任期內,沈葆楨也大力開展各項基礎建設,將行政區遍布全島。為了長治久安,他積極展開「開山撫番」的工作,把政教建設擴展到東部後山,也就是今天的台東。





  沈葆楨「開山撫番」





沈葆楨認識到交通建設的重要性,在他主政下,三條連接台灣東部的重要道路陸續開闢。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開建蘇澳、花蓮間的險阻山路,這是今天蘇花公路的前身。在台灣南部,同知袁聞柝則負責開闢了由赤山到卑南的一段路,這是今天南回公路的濫觴。




最為艱巨的一段工程首推由總兵吳光亮修建的橫斷中央山脈道路,起自今竹山鎮,終於今花蓮縣玉里鎮,即著名的八通關古道,現在的新中橫公路大致也是沿著這條古道修築的。在鳳凰山區的岩壁上,還可看到吳光亮豪氣磅礴的四個題字——「萬年亨衢」。這些路線後來都成為日據時期和光復後興修的許多重要道路的基礎。




以往台灣的開發,大致限於西部平原。沈葆楨的「開山撫番」,是開發台灣東部,使其不再為無主之地。山道既通,必須招募民眾墾耕,因此沈葆楨上書力陳,使原有不準內地人民渡台的禁令正式廢止。




1875年2月,台灣正式全部開放,大陸的人終於可以自由移民台灣,開墾土地。








沈葆楨分別在廈門、汕頭、香港設立招墾局,來台灣的人可得到船票、種子、房屋搭建費及一年半的口糧,又可分到水田、旱地各一甲。每十人分得耕牛四頭、農具四副,而且三年後才開始徵收租賦。




沈葆楨剛到台灣時,軍政文教重心都在南部。當時,台灣的行政區域為台灣一府,管轄台灣(台南一帶)、鳳山、嘉義、彰化四縣和淡水、噶瑪蘭(宜蘭)兩廳。




為了更方便地治理台灣各地,沈葆楨擴建行政轄區,改淡水廳為新竹縣,噶瑪蘭廳為宜蘭縣,在艋舺增設淡水縣,都歸新設立的台北府管轄。從此,台灣的發展重心開始逐漸北移。




全面的積極開發,為台灣的各種公共建設打下了基礎,更吸引了大批的閩、粵人民乘風破浪,渡過台灣海峽,加入移民開墾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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