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個可愛的故事，讓孩子看了歡笑，大人看了嘆息

對七八歲的孩子而言，如何將他們從對自我的關注引導到對周圍人的關注，如何從個體的人轉到社會的人，在中國的教育里一直都是被忽略的問題。應該有更多的作品寫這個問題。

在讀《海龜先生》的時候，我想到麥克尤恩的這句話。

「我們之所以喜歡童書，是因為我們的孩子讀這些書時的快樂，這跟文學關係少一點，而跟愛的關係多一點。」

這是他在《夢想家彼得》的序言里寫的。他懷疑成年人對兒童文學的喜好，多少帶著點葉公好龍的意思——「我一直覺得這種熱情有點過於渲染，甚至是太急切了。」

所以，在寫《夢想家彼得》的時候，他覺著這樣也許更好：忘了我們偉大的兒童文學傳統，為成年人寫一本關於兒童的書，用的是兒童也能理解的語言。

對程瑋而言，《海龜先生》的本意是要為低幼的孩子們寫一個歡快的鬧劇，但每一個看似歡快的故事背後，其實都有一個很大很沉重的故事，孩子也許看不懂，大人卻能讀出一種成人生活的沉重，笑的時候就會帶一點淚。

我毫不懷疑，她是帶著一個成年女性對孩子天然的愛，來寫《海龜先生》的。

程瑋，兒童小說作家，曾著有《白色的塔》（1985）、《走向十八歲》（1987）、《少女的紅髮卡》（1991）等，風格清新明朗而又雋永深厚。1992年移居德國，從事電視業，直到2008年「重操舊業」，出版長篇小說《少女的紅圍巾》（2008）、《少女的紅襯衣》（2009）、《俄羅斯娃娃的秘密》（2011）以及「周末與愛麗絲聊天」系列小說（2011）、「周末與米蘭聊天」系列小說（2014）。《海龜先生》是她最新的作品。

對她而言，寫作大概並不比生活更重要。她成名於80年代，是當時國內最有才情的女作家之一，卻在事業巔峰期說走就走，因為「想寫的都寫完了」。之後，她在德國生活十幾年，徹底將寫作放下，「應付一份工作、一個家庭，已屬疲於奔命，心靈沒有多少自由的東西」。

重新開始寫作是在2007年，兒子高中畢業、離開家以後的第二年，才真的鬆了一口氣，又可以安靜的讀書，寫東西。

去年，我讀到她的《周末與愛麗絲聊天》，德國老人愛麗絲諄諄教誨中國少女米蘭，教給她關於美、關於金錢、關於親情、關於禮儀、關於愛情，關於怎麼跟朋友相處，怎麼跟陌生人相處，怎麼跟世界相處…….

米蘭初見愛麗絲，是在愛麗絲的花園裡。「她的頭髮是銀白色的，穿著綠色的上衣，綠色的裙子，整個人看上去像一株植物。她看上去已經很老，但她的眼睛很亮，讓米蘭聯想到深夜天空里閃閃發亮的星星。」

我在心裡想像著，程瑋大概也是把自己活成了愛麗絲的樣子。直到今年五月，在金華見到她，發現她比愛麗絲有趣多了。

優雅、率真、安靜、又帶著孩子氣的幽默與歡快，與她的文字給人的感覺竟是如此的契合。

在《海龜先生》中，她的敘述一如既往的從容不迫，那是一個女性經過了歲月的錘鍊之後才能具備的掌控感，但敘述的聲音明明又是屬於一個七歲小男孩的，天真純凈，發乎自然。

她筆下的多萊是一個7歲的小男孩，呆萌、忠厚、一派天真，而他的同桌娜苗，古靈精怪，是全班最聰明的女孩，有點像中國少兒界的赫敏。

還有毛毛，全班最小的孩子，經常提一些讓孩子回答不出來的問題，比如他問那位抱怨孩子們成績不好而覺得丟臉的海龜老師，「我們考不好，為什麼會丟了你的臉呢？」

多萊和娜苗之間有那麼一點少年戀慕的情懷：「一段又愛又恨的關係，男孩與女孩互相喜歡，男孩崇拜女孩，女孩喜歡罵罵男孩，但也是為他好。男孩被罵了以後也不生氣，或者氣過了就好。」

有點像「我與小姐姐克拉拉」。

《我和小姐姐克拉拉》是她幾年前翻譯的一套童書，是德國作家迪米特爾?茵可夫的作品，描寫了一對小姐弟之間的故事。小弟弟呆萌，小姐姐鬼精靈。弟弟對小姐姐很崇拜，但有時候也有不服氣。他們之間每天都發生各種小爭小斗。他們有時是同盟，有時是對手。他們互相揭短，互相搗亂，犯了錯誤大難臨頭的時候互相抵賴，但最後總是互相原諒，重歸於好，親密無間。

這套書她翻譯的特別開心，每天「一邊翻譯，一邊打字，一邊笑——呀，這個故事多好玩。我想，如果寫一個讓孩子讀了開開心心的東西，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呢？」

《我和小姐姐克拉拉》曾經被德國教育家稱為「世界上最可愛的書」。而程瑋對它的喜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它教會孩子一種最可貴的品質：與人相處，為他人著想。

這一點，恰恰是中國的孩子最欠缺的。

這麼多年來，她一直在寫一種兒童與成人世界的交流，溝通和妥協。「兒童的成長是很艱辛的，童年的時候，他學著認知世界，理解世界，等他漸漸長大了，他試著投身這個世界，還想改造世界。等碰了很多釘子以後，他學會與世界妥協。」

「七八歲的年齡，正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轉型階段。一個小孩子長大了好還是不好，這是個關鍵階段。在這個階段，他／她要逐漸擺脫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之前，他是一個幼兒，家長對他沒什麼要求，吃飽睡好身體健康就是好孩子；但到七八歲的時候，對他們身體的關注，開始轉移到『學生』的身份，他們的任務不再是長身體，而是學習，將自我中心式的關注，轉移到對成人，對朋友，對周圍世界的關注。他要開始注意到老師同學對他的看法，要學會在一個團體里表現自己，獲得別人的好感。」

「對這個階段的孩子而言，如何將他們從對自我的關注引導到對周圍人的關注，如何從個體的人轉到社會的人，在中國的教育裡頭，在家長對孩子的教育里，都是被忽略的問題。應該有更多的作品寫這個問題。」

她說，多萊是她精神內核里的一部分。

「一種內心的敏銳和敏感我是在少女時代才形成的，童年時代，我屬於那種沒有心眼，沒心沒肺的孩子。」

「我有一個姐姐，小時候無論好事壞事都有她擋著，我是那個整天跟在後面混混的。不會被家長打，也不會被罵。我們經歷一些事情，姐姐覺得天大地大，受了侮辱輕視，但我一點都不明白，人家不是對我們很好嘛？」

所以，她更願意從多萊，而不是娜苗的眼睛去打量世界，哪怕這個世界看起來有點霧裡看花，懵懵懂懂。但正是這點懵懂中的澄澈，才真正可貴。

《到海灘去》，若從老師的角度來寫，就是一個絕地抗爭的悲劇。

《海龜老師1：校園裡的海灘》中，雷老師許諾學生們，只要考到年紀第一名，就帶他們去海邊露營。最後，孩子們真的考了第一名，海灘之行卻因為校方和家長的重重阻力而無法成行。為了兌現對孩子的承諾，雷老師絞盡腦汁地在校園裡開闢了一片人造海灘。

《十字路口的汽車》，雷老師在十字路口的一番強詞奪理，可以寫成一篇時代病的論文。

《天上的聲音》里，多萊和貝奇因為「一個男人可以有幾個女朋友」的問題打架，若從雷老師的角度寫，何嘗不能寫成一部《我的前半生》？

但在多萊的眼中，都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寫《海龜先生》之前，她曾經回國調研，參觀了好幾所小學，最大的感受是沉重——對老師、家長、孩子，壓力都很大。

「中國的孩子，物質條件高度優越，人格上卻是徹底被忽略的。家長考慮的是生活上的各種滿足，老師考慮的是功課，唯獨孩子內心的渴求和要求，他們是不大考慮的。所以，孩子們沒有一個自由的天地去思考去發揮，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是被裝到了一個模式里去。以後出來的很多很多孩子，也都是一個模式。」

她想寫一個輕盈的故事，但現實不斷的要將她拉向地面。

在浙師大兒童文化研究院專門為《海龜先生》召開的研討會上，大部分的討論都集中在《海龜老師》的輕，與中國教育現實的重之間的強烈不平衡。

很多人質疑她的海龜老師不夠「海龜」，為什麼不能給小學教育帶來更多的變革？

「當時寫海龜老師，其實我心裡是有點悲催的。這個海龜老師其實是已經回到中國，過了幾年以後，他已經丟失了好多東西，如果他把海外的一套全部帶回來的話，那麼在中國，一個學校三個月都待不下去就會被請走。」

「舉一個例子，比如我一直在德國住，回來以後前三天過馬路肯定過不好的，總是東看西看，然後過了三天以後，我身手矯捷，比什麼人都會過馬路。我想海龜老師也是這個樣子，他學了一肚子理念，但是他回來之後，在他找工作的時候，在那個一瞬間，他已經明白，學校希望要怎樣一個老師。所以他所有做的事情，我們現在講起來是螞蟻撼樹、螳臂當車、杯水車薪，他想做一點好事情，他想要改變這個東西，但是他的力度是很有限的，而且他也會做很多的妥協，對整個大的氣候的妥協，正因為這樣的妥協，才有了海龜老師這樣一個形象。」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的確是一個「童話」。（如小學特級教師周益民先生的評價：「我恍惚覺得這其實是個童話，道出了我們想要的那種童年生活。」）

雷老師代表了一種理想，雖然他還年輕，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但他尊重孩子的人格，接受每個孩子本來的樣子，而不是強制的約束到某個模式里。「一個老師答應你的事情，不能反悔，而是要做到底。因為我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不能隨便許個願無所謂，到時候就不認了。」

同樣，多萊的童年也代表了一種理想，雖然這個理想里，孩子終究還是去不成真正的海灘的。

在那場最終沒有成行的海灘露營的最後，他想像著和雷老師真的坐在一片安靜的藍色大海上，「我們真的是像青蛇白蛇那樣會變來變去的海龜。如果我們願意，就上岸變成人，像正常的人那樣吃飯睡覺；如果我們有煩惱，不樂意做正常人了，我們就可以回到大海里，像真正的海龜那樣游來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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