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方法和視域:還原戲曲歷史的多維面相——劉禎研究員戲曲學術研究評述
立場、方法和視域:還原戲曲歷史的多維面相
——劉禎研究員戲曲學術研究評述
文/毛忠 張婷婷
摘要
劉禎對於戲曲歷史與理論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於目連戲與民間戲劇、崑曲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批評等領域。在研究過程中,劉禎提出要建立一種民間戲曲的研究立場,還原其生存的文化空間;他認為中國的戲曲史,基本上是知識精英書寫的歷史,缺乏對民間戲曲的觀照,應該還原戲劇史的另一面;並且,針對戲曲本體流失與批評失語等問題,提出中國的戲曲有著自身的獨特魅力,應從本土理論中吸收有價值的資源,構建起符合民族藝術與民族文化特質的中國戲曲理論體系。
作為在「戲曲歷史與理論」「目連戲與民間戲劇」「崑曲研究」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批評」等領域頗有建樹的研究者,劉禎先生卻說他與戲曲是一種「孽緣」。這種「孽緣」即有命運的刻意安排,也有發自內心對其所從事的學術研究的熱愛。20世紀80年代開始,劉禎進入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本科期間,與戲曲結下不解之緣,在古代文學課程中研讀《西廂記》劇本,即被這種特殊的藝術形式所吸引。1984年,劉禎考入當時名聲赫赫的揚州師院中文系(今揚州大學文學院),師從曲學和戲曲校勘專家徐沁君先生,攻讀「中國戲劇史」專業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學位。在徐沁君先生悉心指導下,圍繞戲曲文獻整理和校勘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學習,為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碩士學習期間,劉禎先後發表了《高明卒年再考辨》【1】、《高明交遊新考》【2】等論文,尤其是他的碩士論文,通過對大量文獻的爬梳,對《琵琶記》作者高明的生平、仕履、交友等史實進行了詳細地考證,並完成了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高明年譜》,而其中關於高明生卒年等方面的考證進一步推進了學術界的認識。劉禎於1989年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歷史與理論」專業,攻讀博士研究生學位,受業於南戲研究的大家劉念茲先生,這成為了他學術研究方向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逐漸由傳統的「文人視角」轉向「民間視角」,將民間戲曲放置於民間的文化生態,從文人與民間的二維視角進行審視,從而構築起更為客觀全面的戲曲史研究,撰成博士論文《目連戲研究》並於1991年舉行論文答辯,得到以張庚、郭漢城、劉世德、余從和劉念茲等先生組成的答辯委員會的充分肯定與積極評價。
劉禎博士畢業,遂留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工作,迄今已在戲曲研究領域從事研究工作已近30年。劉禎先生為人溫恭謙和,對學界既成的「常識」性觀點,總能以另一種眼光與角度,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補充戲曲歷史的「斷裂」之處,又能將高深的學術,化解為充滿「機趣」語言,娓娓道來,卻仍說自己「不敢言收穫,但還是努力不懈的」。如果一定要以一個辭彙形容劉禎的學品,「真人無相」一定最為貼切。
劉禎《戲曲學論》書影
目連戲研究及民間視野的延展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作家作品、源流考證等文學層面的研究仍然是戲曲學界的主流,大多數戲曲史著作都是以歷代作家及其戲曲劇本的創作為主線進行框架建構,較少涉及古代戲曲舞台表演。文人階層又是藝術事項的記錄者,也是理論的闡釋者,或者說掌握著歷史書寫的「文化權力」,或顯或隱地將其價值觀念與藝術觀念置入理論框架中,擬定具有特定文人品味的藝術作品為「經典」,起到匡正與引領的作用,從而彰顯正統的文藝觀念。文士階層的理論視角往往帶有極強的雅化品味,同時也鄙夷浸透著世俗文化趣味的民間表演,試圖按照「雅化」的標準匡正戲曲藝術的旨趣與品味。一般的戲曲史書寫,即勾稽文人記載的史料,結合歷史背景,邏輯勾連齣戲曲發展的歷史,大多關注的是士大夫的戲曲、文人戲曲,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這僅僅是文人戲曲史。歷史的真實面貌,遠比理論總結的現象更為複雜,作為一種「活」在演出中的藝術,戲曲的根源在民間。民間廣闊的文化土壤,是培育戲曲藝術生長的文化空間,或者說「戲曲是一種民間藝術,最早的『理論』應該是民間藝人總結的『戲諺』一類,但由於其口頭性難以見諸記載,這是非常可惜的」【3】。民間戲劇與文人戲劇,無論在藝術創造、審美觀念、編演手法、觀演趣味,都具有極大的差異性,如果缺乏對民間戲劇的觀照,離開了古代戲曲舞台表演的「場域」,那麼則無法還原出真正的戲曲史。1989年至1991年攻讀博士研究生學位的兩年時間,劉禎在導師劉念茲先生的帶領下,到目連戲流傳甚廣的重慶、豐都、大足、瀘州、成都等地實地考察,1991年參加了福建莆田、泉州等地召開的中國南戲暨目連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此期間,他接觸到這些仍然活在民間的目連戲演出,體會到了民間戲曲的生命力、藝術魅力以及在中國戲曲史中的重要地位與獨特價值,成為他重新發現民間戲曲的「一個極好的標本,一個活的標本」【4】,也促使他發現,從文人總結的戲曲理論視域出發,以此觀照民間戲劇演出,具有理論的不適用性,如果將文人的戲曲理論套用在目連戲的研究中,便會使研究走入歧途。在確定以「目連戲研究」為博士論文的題域後,劉禎提出要回歸目連戲的民間本體,「本質地看,戲劇是一種民間藝術,其歷史演繹、生存環境、運作機制、創作主體、欣賞對象都在民間,當然,如其它文藝形式一樣,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進入城市,步入宮廷。吸引文人的興趣,參與其間,引導使之更趨雅緻,更具藝術韻味。但無論它發展到什麼程度,哪個階段,其根都在民間,藉以生存的養料就是千千萬萬的庶民百姓」【5】。作為一種來自民間的文化現象,「目連戲涉及藝術、宗教、民俗等學科領域,研究取向不同,價值認識也就不同」【6】,必須立足於戲曲本體來認識目連戲的價值,站在民間藝術的立場,才能對其作出合理的分析與評價,而「古老性與民間性」是目連戲研究最值得重視的兩點。
建立起民間戲劇的獨特視角後,劉禎將目連戲放置於戲曲史、藝術史乃至文化史的宏觀背景中加以考察的。從目連戲的故事源流、歷史演變、思想屬性、人物形象、藝術形態等縱向層面,作了詳細地梳理與考證;同時又從橫的層面,對各地方劇種中的目連戲、民間本與宮廷大戲、目連寶卷、目連彈詞、目連與小說《西遊記》、目連戲與中西宗教戲劇、中韓目連救母故事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地比較和分析,多層次、多角度地探討了中國民間目連文化的豐富性與獨特性。先後發表了《母親與罪人——目連戲劉氏形象文化意蘊》【7】《目連戲與歐洲中世紀宗教劇》【8】《宋元時期非戲劇形態目連救母故事與寶卷的形成》【9】《目連與地藏源流關係及文化內涵》【10】《〈目蓮尋母〉與彈詞》【11】《〈勸善金科〉:民間本與詩讚系戲曲》【12】《目連形象的象徵意義》【13】《目連與小說〈西遊記〉之孫悟空》【14】《目連戲與中國民間戲劇的特徵》【15】等與目連戲相關的論文,並以「目連戲研究」為題於1992年申請了國家(青年)社會科學基金研究課題並獲批。該課題於1994年順利結題,1997年又被國家古籍整理規划出版小組列入「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以「中國民間目連文化」為書名出版。1999年9月《中國民間目連文化》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這個獎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頒發的哲學社會科學最高獎。
劉禎與田仲一成教授在日本東洋文庫
在《中國民間目連文化》一書中,不難讀出劉禎努力突破傳統的學術思維模式,試圖建立民間立場與民間意識的艱難跋涉,儘管或多或少仍有受到「文人標準」影響的痕迹,但他力求擺脫這種思維模式與評判範式的束縛,從目連戲存在的文化空間,把斷裂的歷史鏈條鏈接起來,主動走進民間的歷史場域,體驗戲曲活態表演的宗教力量與藝術魅力,勾勒出隱匿在文獻材料背後的戲曲歷史存在的面相。尤其是他在研究目連戲的過程中,對民間戲曲的特徵及其在中國戲曲發展史中的主體地位、文人與民間在構建戲曲雙線發展史中的相互影響的發現,為他「以民間為對象為主體的研究進一步做著準備」【16】。正因如此,有學者評價此著作「為持續多年的目連戲研究作了集大成的學術總結。在這部著作中,劉禎先生不但以紮實的傳統學術功底綜列了目連戲相關的各種文獻資料,而且用宏大的學術眼光觀照了這個領域中的幾乎所有的論題」【17】,「一部自成系統的學術著作,顯示出這個領域研究的新收穫……它將成為這個領域研究的一部新的重要參考書」【18】。
在民間戲曲這一研究主線中,除了目連戲研究以外,劉禎還對宗教戲劇、儺戲以及民間小戲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如《20世紀中國宗教祭祀戲劇的研究》【19】《民間小戲的形態價值與生態意義》【20】《儺戲的藝術形態與形成新探》【21】等。這些豐富的民間戲劇形態為他的學術觀點的深入和發展都提供了堅實的論據支撐,其學術視角和學術立場的獨特也為這些民間戲劇形態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學術增長點。
中國戲曲史的再認識
目連戲、祭祀戲劇以及民間小戲的研究,奠定了劉禎學術研究的民間理論視角,以此再審視戲曲史,以文人與民間更為開闊兩條路徑進入研究時,發現既有的戲曲史「呈現出明顯的文學化思維、文學化特徵」【22】。民間戲曲的重要特徵之一,即是主要以舞台表演的形式與民間大眾的日常生活共生共存。與文人劇作家及其作品相較而言,民間戲曲往往以隻言片語的形式載於文人著述中,其劇本亦很少留存,即使存世也大多屬於民間藝人的集體創作而被標註為無名氏,且缺乏所謂的文學性。既少於文獻記載又無一定數量、質量的作家作品可供考證,使得民間戲曲長期以來在主流戲曲史著作中都處於邊緣的位置,甚至被完全忽視。「中國社會一直存在民間與代表正統力量的士夫文人的對立,民間意識、民間文化藝術始終受到抑制和排斥,戲劇在中國的發生髮展就是顯例。所以,事實上中國戲劇的發展存在兩條相互基本平行(不時交叉、碰撞)的線索,一顯一隱,而過去人們重視、強調顯者,忽略、漠視隱者,這是由封建時代不同階級、階層人們不同的歷史觀、戲劇觀所決定的,而無疑士夫文人一直處于思想文化的絕對支配地位,民間戲劇的處境可想而知,戲劇史的構成可想而知」【23】。從本體意義上而言,沒有將傳統戲曲視為表演藝術的戲曲史觀,就不可能真正發現和認識民間戲曲。
民間戲曲根植於民間儀式、喜慶節日以及民俗活動中,與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聯繫,具有「語多鄙下」、「里俗妄作」小傳統俗文化的特徵,與大傳統雅文化相比,更具有活潑的藝術精神,在民間廣泛流傳與普遍接受,構築了與人倫日常生活既相似又有差別的藝術世界,借用前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狂歡化」的理論表述,「民間文化的第二種生活、第二個世界是作為對日常生活,即非狂歡節生活的戲仿,是作為『顛倒的世界』而建立的。」【24】 只有站在民間的文化立場,才能對戲仿生活的民間戲曲作品,予以足夠的審視與正確的估價。但是,在傳統文人士大夫價值標準的主導下,文學性與文學價值,成為衡量藝術的重要標尺,以至於出現了對民間戲曲頗有偏見的評價,也導致戲曲史書寫的輕視與忽略,造成「構築中國戲劇史的主體主導力量」的民間戲劇是「中國戲劇史撰寫嚴重缺失的另一面」【25】。由此劉禎提出,應建立新的戲劇評價話語體系,構建以民間為基礎的全面戲曲史學觀。
劉禎在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
劉禎認為,「戲劇史的『重寫』,其意義不是技術層面的修補、增加,這個工作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更為根本的是充分認識戲劇的本質,確立起科學、客觀的戲劇史學觀。」【26】就20世紀來看,從王國維到《通史》,現代中國戲劇史學體系已基本完成,但在世紀之交放眼21世紀的學術研究,戲劇史民間戲劇主體地位的回歸、確立和實現將是新的視野和趨向。與之相適應,未來的戲劇史學觀既非文人式、政治化的,也非另一極端徹底民間化的,而是以民間為基礎為根本的科學、客觀、全面的史學觀」。可以說,在追尋中國戲曲的民間藝術、民間文化本質特徵的基礎上,重新發現和理解中國戲曲史的另一面——民間戲曲,並試圖探索科學、客觀、全面的中國戲曲史的構建,正是劉禎研究員三十餘年學術研究的核心議題。
隨著參與學術活動的日益頻繁,劉禎更加廣泛地接觸各種地方戲曲的演出,包括儺戲、儀式戲劇在內的各種戲曲樣式使他更進一步加深了對民間戲曲的理解和認識。在《民間戲劇:中國戲劇史的另一面》【27】一文中,劉禎對20世紀中國戲劇史學體系及其特點作了總結,面對文人戲劇史學觀中的誤區,提出了「重寫戲曲史」的主張,認為首先要認識到民間戲劇在中國戲劇史中的主導主體地位,其次對民間戲劇應建立新的戲劇評價話語體系與新史學觀。「這個新的的體系與史學觀,既不是文人的,也不是純粹民間的,既不僅僅是文本的,又是包括文本在內的,而其最為根本的,是要全面認識戲劇的本質,它有別於一般文藝,有別於文學,甚至也不完全是藝術。……戲劇有別於文學的最顯著之處,就在於它是立體的、活的,這也是民間戲劇的命脈」 【28】。而在《民間戲劇、戲劇文化的研究及意義——劉禎博士訪談錄》一文中,劉禎對民間戲劇的文化特徵、歷史地位、評價等問題則作了更為清晰的闡述,並提出了撰述《中國民間戲劇史論》、《中國戲劇文化史》【29】的願望和構想,都顯示出他的戲曲研究中的民間立場的確立以及對民間戲劇的理解和認識已經較為成熟。
對「中國戲劇史的另一面」的民間戲劇給予足夠的關注,又能站在文人-民間二維的宏觀視角,重視民間戲曲、民間小戲,結合其生存的文化空間,合理評價其形態價值、品格趣味,立體地、多層次還原戲曲的活態面貌,以此豐富戲曲史。劉禎的這種戲曲史觀,不僅深化了戲曲研究的學理內涵,對當下戲劇史的再書寫、對戲曲現象的再認識,無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對建構民族戲曲理論體系的思考
20世紀是中西戲劇文化碰撞與交流最為激烈的時期,這對中國戲曲的理論研究與舞台實踐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無論其他,僅從「戲曲理論」與「戲曲美學」兩個概念而言,即是戲曲研究受到西方戲劇理論影響的產物。西方的理論固然可以借鑒,但是以西方的理論體系為價值標準,將其生搬硬套地衡量中國戲曲,凡是不符合西方理論模式的現象就作為「落後」的戲劇,已經成為一種學術習慣。劉禎認為,西方理論僅僅是一種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而非「標準」,如果不從中國戲麴生存的文化語境出發,便不能真正地探尋戲曲藝術的價值意義。正鑒於此,近年來劉禎一直致力於20世紀戲曲學術史的梳理和研究,希望能從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吸收更多有價值的理論資源,逐漸構建起符合民族藝術與民族文化特質的中國戲曲理論體系。
在劉禎看來,西方戲劇理論從二十世紀初起就一直作為中國戲曲研究的參照系而如影隨形。可以說,從20世紀初至當下百餘年的戲曲發展史,從舞台實踐上來說,就是如何讓戲曲在傳統的基礎上現代化的歷史,其核心是如何接受、吸納戲曲的傳統形式,創造出能夠反映、表現現代生活的舞台劇目與新的表演形式;從理論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則是在借鑒與吸納西方戲劇理論的基礎上,學界試圖建立起具有民族戲曲理論自身特質的話語體系的歷史。從學理上而言,西方戲劇理論的體系性是中國古代戲曲理論所不具備的,因此運用和借鑒西方戲劇的理論和概念來建構民族化的戲曲理論體系,無可厚非,也是必須的。但是問題在於,這些理論及其相關概念是建立在對西方戲劇本體的體認與言說之上的,雖然對於同屬戲劇範疇的戲曲來說,有一定的共通之處,但並非完全適合、恰當,甚至有的是完全相反,南轅北轍。對此,劉禎在戲曲理論的研究中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他認為「戲曲理論前沿的話語和思想不是咀嚼歷史舊題,不是搬用套用話劇、西方戲劇理論,而是立足戲曲本體,找到戲曲理論自身的話語,努力建立中國自己的、民族的戲曲理論體系」【30】。
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後,劉禎也積極付出了學術努力與實際行動。他將自己的學術注意力轉向20世紀學術史的研究和近代戲曲論著的梳理,是為了充分掌握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為此,他發表了《百年之蛻:現代學術視野下的戲曲研究》【31】等文,同時還先後指導了數名碩士、博士研究生對王國維、周貽白、鄭振鐸、任中敏、張庚、黃芝岡等戲曲研究大家以及20世紀戲曲學術史中的重要事件進行專門而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努力下,20世紀戲曲學術史的梳理與研究現已經初具規模。此外,他作為副主編還正在進行國家課題《中國近代戲曲論著集成》的編撰工作。《中國近代戲曲論著集成》是《中國古代戲曲論著集成》【32】的姊妹編,吸收了近年來對近代戲曲論著成果的新發現,以及台港澳等海外地區的近代資料,全面搜集近代戲曲論著文獻,最終選定專著書目140部、報刊文章1300餘篇,共計近1000萬字。這一課題的完成,將為20世紀戲曲學術史研究的深入,奠定更為堅實的文獻基礎。同時他還以課題的開展為契機,試圖找到一個最合適、最能代表中國戲曲表演藝術特徵的藝術範例與樣本。而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建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戲曲理論體系。
1991年劉禎與任中敏先生在揚州大學
要建構中國的戲曲理論體系,還應清晰地認識到戲曲的民間文化的本質屬性,回歸這種本質屬性,才能創造戲曲發展的良性生態。「戲劇所表現的文化屬性非常具體和真實,作為『藝術』是戲劇發展越來越雅緻與舞台化的結果,戲劇文化或文化戲劇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中國戲劇尤其是民間戲劇具有質樸的、非藝術化的傾向,這種質樸而非藝術化的傾向,表達的是一種文化的參與與共融,而非純藝術的審美咀嚼。民間對戲劇不崇尚教化、精緻、典雅、工整,不那麼強調結構組織、形象典型、起承轉合,不恪守程式,尤其是思想模式,它把藝術生活化,有著鮮明、濃郁的文化意識。二,儀式性和民俗性是戲劇文化屬性的重要標誌。三,戲劇是一種文化,不僅是廣義的,也是狹義的,是相對於文學、藝術的。」【33】
在劉禎看來,當代在構築中國戲曲理論體系方面成績良多,而無疑以張庚成就最為顯著,也最為系統和全面,當然這也是戲曲學術界共同努力的結晶。【34】針對學界中戲曲理論與創作實踐彼此隔膜脫節、理論經驗化與批評失語、精華與糟粕二維評判標準與對民間戲劇的實質疏離、戲曲理論的「戲劇化」與精緻化等問題,劉禎發表了《20世紀中國戲劇學批判》【35】《消長與共:中國戲曲理論學術與戲曲發展關係論綱》【36】《中國戲曲理論的「戲劇化」與本體回歸》【37】等理論文章,在對中國戲曲理論進行梳理、辨析的過程中,提出了重新審視戲曲本質,回歸戲曲創作與理論的本體,「努力建立中國自己的、民族的戲曲理論體系」,從而營建齣戲曲本應有的文化機能等重要觀點。對中國戲曲的民間文化本質屬性的界定,其價值即在於它與傳統戲曲的實際生存發展狀況高度契合。換言之,將傳統戲曲視為民間文化,就可以將各種戲曲形態都納入研究的視野,並從文化的、藝術的等各個層面去探尋中國戲曲的發生、生成與發展的真實面貌與客觀規律。而如果將傳統戲曲視為僅僅藝術,那麼在眾多的戲曲形態與樣式中,將只有京、昆為代表的一些形態較為成熟、藝術性較高的戲曲樣式進入學界的研究視野,而目連戲、儺戲、宗教戲劇以及許多民間小戲等具有非藝術化傾向的戲曲樣式則會被排斥在中國戲曲史之外,由此構建的戲曲史絕非真正意義上的戲曲史,也無法清楚客觀地描述出中國戲曲發展的真實面貌。同時,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的所謂戲曲藝術理論,當然無法涵蓋和解釋戲曲史中的諸多事項。因此可以說,劉禎對中國戲曲的本質認定,無論是對戲曲史而言,還是就理論創新來說,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當下學界有些學者盲目套用西方戲劇概念,不加辨析地使用,以致造成諸多理論誤區,對此他的批評和指摘也是客觀而精準的。
崑曲研究的新角度、新課題
劉禎1999年擔任戲曲研究所副所長,2000年被評為研究員,2002年開始主持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工作。2001年崑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作為崑曲申報材料的撰稿單位之一的戲曲研究所,為了加強了崑曲的理論研究,啟動了「崑曲與傳統文化研究叢書」的編撰工作。劉禎(與謝雍軍合作)承擔了該叢書中的《崑曲與文人文化》一書的撰寫,從而又開啟他從事崑曲研究的另一段學術歷程。劉禎則不局限於藝術本體層面的論述,而是從文化、美學的層面,以民間為參照,著力闡發崑曲獨特的文人氣質與審美趣味,使之更為凸顯。這種獨特新穎的研究視角也受到了學界的認可與讚譽,認為該書「正是在文人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兩種角度的交叉變換中,較為全面地把握了崑曲藝術的本質特徵,表現了作者超越一般戲劇史與文學史的較為深入的學術思考,為崑曲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觀照面。《崑曲與文人文化》一書,則在較為廣闊的學術背景下,以民間文化與文人文化為基本思路,運用文化研究、文學研究與藝術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從整體上把握崑曲的文化品格與歷史命運。從清晰的邏輯思路出發,全書在結構上可以說是另闢蹊徑,別具一格」。【38】
《崑曲藝術大典》出版,共計149冊
與其他學者不同,劉禎對崑曲的研究是建立在文人與民間相互觀照的基礎之上的,這種二維角度更加清晰地凸顯出兩者各自的藝術特質與文化內涵。《論魏良輔與崑曲藝術的本體革新》【39】《論崑曲審美思想的變遷》【40】《崑曲:文人戲曲的形成》【41】《崑曲與民間戲曲論略》【42】《乾隆時期(1736-1795)北京演劇及雅俗思潮嬗變》【43】《21世紀崑曲研究概論》【44】《虎丘曲會於崑曲審美的雅、俗之境》【45】《近年崑曲文化現象之研究》【46】等論文均顯現出該研究特點。而這一點在《崑曲與文人文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他認為「戲曲史是由民間和文人共同譜寫的,忽略、輕視任何一方,都不是客觀、真實的中國戲曲史」【47】。因此對崑曲研究的介入並不是對民間戲曲研究的背離,而是為了看到真正完整的中國戲曲史,也是更深入、更清晰發現民間戲曲的必然。正如該書「緒論」中所述,「對中國文化我們如果看不到這種『雙重世界關係』,忽視和低估民間文化,也會造成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曲解。反思和認識不是單方面的,對民間文化的發現和重視,也意味著對另一種與之相對的文人文化必須進行重新的審視和評價——以民間為明確的參照」。【48】
2012年在香港崑曲傳習與中國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上發言
正是在這種文人與民間的二維研究視角中,劉禎對崑曲作了持續而長期的關注和研究,以副總主編的身份參與了國家重大課題《崑曲藝術大典》的研究編撰工作,對該課題在體例的研究和確立、框架的設定、文獻的分類等方面的都貢獻頗多。與其他具有研究性質叢書的編撰體例相較,其最大的差別在於,這套叢書的宗旨是「原典集成與百科式的文獻大典」,不僅史無前例的廣輯崑曲文獻文本,而且亦重視舞台形態,彙集表演、音樂等方面的資料,全方位地展現崑曲的藝術特性,「是崑曲有史以來彙集文獻資料最豐富、品種最多、價值最高的『大典』」。【49】
作為課題《二十世紀崑曲口述史》的主持者,劉禎不僅精心選擇崑曲從藝者口述對象,而且還深入思考研究方法的運用和創新,《口述研究與「二十世紀崑曲口述史」》即是這方面的重要成果。劉禎認識到,戲曲的傳承依靠「口傳心授」,大量非文本的史料,存在於表演者的「口述」之中,整理記錄「口述」資料,並對其挖掘考察,可以豐富對崑曲的研究。但是崑曲又不同於其他劇種,是受到文人喜愛、參與的藝術,因此「士夫文人的『史官』性質使崑曲存在方式與以往發生很多區別,其文本、文獻多所留存。但也容易把崑曲發展歷程歸結為文人士夫的介入而忽略藝人與演出本身。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所呈現出的可能不僅僅是某一方面的補白,而更具有重新認識該研究對象的意義。」【50】與其他歷史文獻資料收集方法不同,口述史料必須經過較長時間的準備,劃定歷史時期,選擇口述者,從親歷者或是旁觀者的口述中,進行記錄調查。《二十世紀崑曲口述史》採訪對象,「是迄今為止崑曲口述研究最為全面和廣闊的一次,不僅涵括崑曲七個主要院團所在地的藝人,也包括一些草昆與地方戲崑腔中藝人。從採訪對象身份來看,不僅包括崑曲各行當演員,也包括編導音、曲家、教師、學者和院團管理者等。從年齡層次看,有傳字輩健在的老藝術家,也有舞台上現時正活躍的中青年演員。」【51】在劉禎和安葵研究員的帶領下,課題組成員經過兩年的時間,採集約430小時的影音資料,形成300萬字的文字資料,從而將二十世紀以來,崑曲活態的、發生著的歷史,全面而豐富地展現出來,形成一部別開生面,生動豐富崑曲史。
劉禎以獨特的視角介入崑曲研究,並獲得諸多學術成果,也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可和讚譽。【52】因他在崑曲研究方面的卓越貢獻,2009年受到了文化部的表彰。
戲曲評論與「非遺」保護研究
1951年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這便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前身。作為國家級的研究機構,尤其推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嚴謹務實之學風,並且強調戲曲是一種綜合形式的藝術,不僅僅要關注案頭文本研究,也要充分重視舞台上的藝術表演、舞台實踐,尤為關注戲曲當下的發展與改革,其研究可說是一種「全方位」的。這種側重戲曲表演、理論研究聯繫舞台實踐的學術傳統大大拓展了劉禎的研究視野,也使他的學術致思方向發生了轉變,即由原先單純的戲曲文本文獻研究開始轉向對文本與表演,同時又關注當下的戲曲創作與非遺保護等問題。
2000年左右,劉禎與張庚老師、張瑋老師在一起
張庚先生認為戲曲研究的幾個層次為:資料—志—史—論—評論。這五個相互聯繫的研究體系中,前四個方面只是完成了基本的理論問題,最重要的卻是用理論來解決藝術創作中的實際問題,因此「評論應當是最高級的」【53】。可以說,重視理論研究與藝術評論的結合,是「前海學派」重要的學術傳統之一。劉禎除了繼承老一輩「前海」學人潛心治學的學術態度外,也身體力行地堅持這一學術傳統。在他的理論著述與文章中,戲曲評論佔有較大比重。其評論的對象既有舞台作品,也有文學劇本,既有演員的表演,也有導演的創作,顯示出他的藝術評論對戲曲創作的多維觀照與整體思考。劉禎認為,當下亟待「建立人文情境中的戲劇批評」【54】,批評是戲劇鏈條中重要的環節,不能僅僅作簡單的「好與壞」、「優與劣」的價值判斷,必須摒棄「功利性」與「功利心」,做到客觀、獨立、公正、且有的放矢的評價,從而保持戲曲評論的尊嚴與價值。從劉禎發表的近百篇戲曲評論中,不難看到他將自己的理論,灌注於具體的實踐,正在做到了非功利的「美刺」,對當下戲曲創作起到了重要的借鑒作用。
面對21世紀初興起的「非遺」保護和研究學術熱潮,劉禎也給予了充分關注,並積极參与其中,先後發表了《中國地方戲劇種生存、保護和發展的四種形態》【55】《戲曲與民俗文化論》【56】《文化創新與戲曲遺產保護》【57】《中國戲曲的市場化道路與多樣化發展》【58】《中國戲曲之傳統文化與當代藝術——劉禎專訪,洪群聯採訪》【59】《中國「非遺」保護現狀與戲曲傳承》【60】等一系列論文。這些研究成果站在真正理解民間的立場,對當下的諸多戲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出極具建設性的觀點和意見,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對處在更為邊緣的小戲的研究,之於當前的戲曲創作,也具有極大的實踐意義。劉禎認為,「中國戲曲發展最基本的一種狀態是小戲——從它的形成到當代的發展」【61】,但是在大戲「正統」與「正宗」的觀念之下,小戲被視為一種簡單、粗糙的「初級形態」過渡形式,甚至有學者認為,小戲必須「都市化」發展,以求自身藝術價值的提高,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才能避免戲曲危機。劉禎敏銳地意識到,小戲具有自我的藝術品格與精神價值,不能脫離其孕育與生長的鄉土文化土壤,如果「沒有紮實的觀眾群體,也失去原有小戲的許多個性特徵,而更多流行劇種的共同特點,劇種個性的消解,也是戲曲瓦解的開端。」【62】這對於如何保護當下小戲的生態鏈,如何深入民間尋找戲曲創作的源泉,都是大有裨益的又獨具眼光的意見。
任何一種學術研究,都是在不斷的批判與重建中發展前進的。雖說沒有破就沒有立,然而僅有破而無立,則不應該是學術研究的常態。劉禎在其學術研究過程中,格外重視學術批判與學術建設的結合。換言之,即是他在學術研究中,一旦有了新的發現,不故作驚人之語,不發標新立異之論,更不會對前人的學術觀點全盤否定,而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他人成果的基礎上,潛心於自身的學術發現,使其觀點不斷完善成熟,最終獲得學界的公認。他關於民間戲曲的本質屬性及其在中國戲曲史中的主體地位的發現與闡述是如此,而他正在著手進行的中國戲曲表演理論體系的研究、以及戲曲評論的方法、非遺保護的論點亦是如此。
2004年在蔡瑤銑從藝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發言
劉禎曾說,近年來他的學術研究的特點是「雜」。其實,從「雜」字當中,我們不難嚼出劉禎學術眼光的敏銳、學術眼界的開闊,不拘尋常之論,另闢蹊徑,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史料,為戲曲學科的發展,作出的貢獻。而「真人無相」的學品,也讓我們看到,一位真學者,謙虛低調的品格,卅載耕耘不問名利的治學精神。
(本文刊於《民族藝術》2017年第3期)
注釋:
【1】劉禎《高明卒年再考辨》,《陰山學刊》1989年第3期。
【2】劉禎《高明交遊新考》,《東南文化》1989年第6期。
【3】劉禎《戲曲學論》,學苑出版社,2013年,第49頁。
【4】劉禎《中國民間目連文化》,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第107頁。
【5】劉禎《目連戲與中國民間戲劇特徵論》,《東方戲劇論文集》,巴蜀書社,1999年,第212頁。
【6】劉禎《目連戲與中國民間戲劇特徵論》,《東方戲劇論文集》,巴蜀書社,1999年,第304頁。
【7】劉禎《母親與罪人——目連戲劉氏形象文化意蘊》,《四川戲劇》1992年第6期。
【8】劉禎《目連戲與歐洲中世紀宗教劇》,《民族藝術》1993年第1期。
【9】劉禎《宋元時期非戲劇形態目連救母故事與寶卷的形成》,《民間文學論壇》1994年第1期。
【10】劉禎《目連與地藏源流關係及文化內涵》,《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第5期。
【11】劉禎《〈目蓮尋母〉與彈詞》,《民俗曲藝》第93輯,1995年。
【12】劉禎《〈勸善金科〉:民間本與詩讚系戲曲》,《中華戲曲》第17輯,1994年。
【13】劉禎《目連形象的象徵意義》,《戲劇藝術》1994年第4期。
【14】劉禎《目連與小說〈西遊記〉之孫悟空》,《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1期。
【15】劉禎《目連戲與中國民間戲劇的特徵》,《戲劇》1996年第3期。
【16】廖明君、劉禎《民間戲劇、戲劇文化的研究及意義——劉禎博士訪談錄》,《民族藝術》2001年第3期。
【17】王馗《民間·文化:重構中國戲劇史的觀照標準 ——評劉禎〈民間戲劇與戲曲史學論〉》,《中國文化報》2005年9月10日。
【18】王學均《目連文化研究的新收穫——評劉禎〈中國民間目連文化〉》,《東方藝術》2000年第8期。
【19】劉禎《20世紀中國宗教祭祀戲劇的研究》,《戲劇文學》1997年第9期。
【20】劉禎《民間小戲的形態價值與生態意義》,《文化遺產》2008年第4期。
【21】劉禎《儺戲的藝術形態與形成新探》,《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22】劉禎《戲曲學論》,學苑出版社,2013年,第201頁。
【23】劉禎《戲曲學論》,學苑出版社,2013年,第202—203頁。
【24】劉禎《戲曲學論》,學苑出版社,2013年,第14頁。
【25】劉禎《戲曲學論》,學苑出版社,2013年,第204頁。
【26】劉禎《戲曲學論》,學苑出版社,2013年,第203—204頁。
【27】劉禎《面向21世紀的民族民間文化》,《民族藝術》1999年增刊。
【28】劉禎《面向21世紀的民族民間文化》,《民族藝術》1999年增刊。
【29】參見廖明君,劉禎:《民間戲劇、戲劇文化的研究及意義——劉禎博士訪談錄》一文,《民族藝術》2001第3期。
【30】劉禎《戲曲學論》,學苑出版社,2013年,第65頁。
【31】劉禎、張靜《百年之蛻:現代學術視野下的戲曲研究》,陳平原《現代學術史上的俗文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32】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代戲曲論著集成》(全十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
【33】廖明君、劉禎《民間戲劇、戲劇文化的研究及意義——劉禎博士訪談錄》,《民族藝術》2001年第3期。
【34】劉禎《論張庚與中國戲曲理論體系》,《戲曲研究》第84輯,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劉禎《實踐與理論:關於中國戲曲表演理論體系》,《福建藝術》2014年第2期。
【35】劉禎《20世紀中國戲劇學批判》,《民族藝術》1997年第1期。
【36】劉禎《消長與共:中國戲曲理論學術與戲曲發展關係論綱》,《戲曲藝術》2007年第3期。
【37】劉禎《中國戲曲理論的「戲劇化」與本體回歸》,《清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38】朱偉明《崑曲學術研究的新收穫——讀劉禎、謝雍君〈崑曲與文人文化〉》,《文藝報》2006年12月19日。
【39】劉禎《論魏良輔與崑曲藝術的本體革新》,《戲曲藝術》2004年第3期。
【40】劉禎《論崑曲審美思想的變遷》,《文藝研究》2004年第5期。
【41】劉禎《崑曲:文人戲曲的形成》,《中華藝術論叢》第3輯,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
【42】劉禎《崑曲與民間戲曲論略》,《中國崑曲論壇2004》,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
【43】劉禎《乾隆時期(1736-1795)北京演劇及雅俗思潮嬗變》,《18世紀東亞公演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韓國高麗大學民俗學研究所,2006年。
【44】劉禎《21世紀崑曲研究概論》,《藝術百家》2010年第1期。
【45】劉禎《虎丘曲會於崑曲審美的雅、俗之境》,《名家論崑曲》,台灣國家出版社,2010年。
【46】鄭培凱《裊晴絲吹來閑庭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47】劉禎、謝雍軍《崑曲與文人文化》,春風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1頁。
【48】劉禎、謝雍軍《崑曲與文人文化》,春風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0頁。
【49】劉禎《戲曲學論》,學苑出版社,2013年,第370頁。
【50】劉禎《口述研究與「二十世紀崑曲口述史」》,《文化遺產》2013年第1期。
【51】劉禎《口述研究與「二十世紀崑曲口述史」》,《文化遺產》2013年第1期。
【52】朱偉明《崑曲學術研究的新收穫――讀劉禎、謝雍君〈崑曲與文人文化〉》,《文藝報》2006年12月19日。
【53】張庚《關於藝術研究的體系》,載於《張庚自選集》,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年,第645頁。
【54】劉禎《建立人文情境中的戲劇批評》,《藝術評論》 2011年第9期。
【55】劉禎《中國地方戲劇種生存、保護和發展的四種形態》,《中國少數民族藝術遺產保護及當代藝術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
【56】劉禎《戲曲與民俗文化論》,《戲曲研究》第70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
【57】劉禎《文化創新與戲曲遺產保護》,《當代戲劇》2008年第1期。
【58】劉禎、王馗《中國戲曲的市場化道路與多樣化發展》,《文匯報》2008年7月13日。
【59】劉禎《中國戲曲之傳統文化與當代藝術——劉禎專訪,洪群聯採訪》,《唱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訪談錄》,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年。
【60】劉禎《中國「非遺」保護現狀與戲曲傳承》,《文藝論壇(內蒙古)》2013年第4期。
【61】劉禎《戲曲學論》,學苑出版社,2013年,第239頁。
【62】劉禎《戲曲學論》,學苑出版社,2013年,第2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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