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如何完成從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

他佝僂著坐在輪椅中，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臉浮腫得不成樣子，他已不能親自宣讀總統致辭，只能聽著秘書長何宜武代讀。突然，台下有人扯起白色橫幅沖著他大聲抗議，然後是更多人響應起鬨。他從沒想到，重申推進民主改革決心的總統致辭，得到的回應，竟然是台下急不可耐的民主人士喧嘩。在被手下擁離主席台前，他孤寂無力的雙眼朝著喧嘩嘈雜的方向停留片刻，說不出一句話，緩緩別過頭去，滿臉的落寞茫然。

這是蔣經國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個鏡頭。時在1987年12月25日的「行憲紀念」大會。19天後，他告別人世。

他剛剛拔出關著民主的魔瓶的塞子，就戲劇性地親睹專制強力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嘩沸騰，領略了民主時代人們對舊權威的不知感恩和不屑一顧。這是日後台灣社會場景的第一次預演，歷史為他安排的這次綵排，蔣經國茫然無以應對，無人知曉他那一刻心中的感傷和悲涼，無人知曉他是否擔心身後的評價。

以令人不忍和近乎無情的方式為蔣經國送行，何嘗不是歷史為一位偉大者精心設置的一次英雄謝幕。其時，他幾乎已喪失視力，看不清台下，更無法預見未來，但他能聽到遠處在地平線上不斷彙集的聲音。

 

 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Let me stand like a man！」（另一說法是Let me standlike a taiwanness！）

穿風衣的年輕人被塞進警車前大呼的聲音，蔣經國終生難忘。

1970年4月24日，美國當地時間中午12時10分，蔣經國在嚴密護送下抵達紐約廣場大酒店，在這裡等著他的是遠東工商協會的一場午宴和酒店外幾十個舉著橫幅的台獨分子——對這類稀稀拉拉的抗議，見慣了世面的蔣經國早不以為意。

當他在簇擁下走近酒店正門時，突然一人從側邊的大理石柱後閃出，朝蔣經國一行大扔傳單。此人剛被制止，人群中又衝出一風衣男子，在蔣經國身後拔出手槍，大叫「為台灣人報血債冤讎！」緊挨刺客的美國警察閃電般托起其手腕，子彈偏高射入牆壁，刺客未及開第二槍，就與同夥被一起制服。

風衣刺客是台灣來美留學的康奈爾大學博士生黃文雄。黃文雄憎恨蔣氏政權，源於他老實巴交做公務員的父親在台灣早年白色恐怖中入獄，而台灣的「特務頭子」即蔣經國。出國留學後，黃迅速成為「台獨聯盟」成員。

雖然蔣經國多次表現出若無其事，但4·24槍擊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蔣經國終身難忘。「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是一個為民主時代的政客立下標杆的獨裁者。他既非擁有超凡個人魅力的克里斯瑪型領袖，亦非乃父那種刻板嚴肅的強人型領袖，更非善於故做神秘，營造高高在上的非人類形象的領袖。

蔣在台灣公眾面前的形象，始終與牢牢掌握著軍警憲特力量的獨裁者無緣，相反，在公眾印象中，他樸素猶老農，豪邁如老兵，親民若鄉老，赤誠堪比苦行僧。

可以與任何人握手，永遠滿面笑容，永遠與民同樂，能讓人認為他是人民一分子的獨裁者。

集權柄於一身的獨裁者大都勤政近乎自虐，而蔣的勤政，並非事無巨細統攬大權的案牘批閱之勤，作為一個理想主義時代的前共產黨人，他比任何人更深明「深入基層工作」的方法和意義；作為一個在大陸江山丟棄最後時刻曾試圖挽狂瀾於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訓，他的體悟來得比旁人更深刻。

蔣經國的早年蘇俄經歷和其後蔣介石要其苦學儒家先賢大哲，使他身上有中國傳統儒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執政思想，與列寧主義群眾路線結合醇化後的雙重特質。

1950年代台灣修築中部橫貫公路時，參與工地建設的蔣經國與築路「榮民」同甘苦。渴了，與工人一樣嘴對著水龍頭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餓了，隨手抓個饅頭就啃。他年近古稀方接過大位後，在台灣各窮鄉僻壤探求民隱，常會脫下鞋子涉水而過。即使身遭患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視察時，依然會餓了直接向小飯館買個盒飯就吃。

「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在那次一生最危險的遭遇之後，蔣經國經常自言自語。

與蔣介石敗退大陸後認為殺人太少是最沉痛的教訓之一不同，蔣經國認為，政權的穩固首先在民生。

蔣經國掌權後，於1974年提出振興台灣的「十大建設」，該計劃雖有典型蘇俄計劃經濟的長官意志色彩，且部分項目已在今日被認為是敗筆。但「十大建設」正好施行於台灣經濟騰飛之時，無意中提供了基礎設施準備。「十大建設」成為今日台灣人概括那個時代的最好象徵。

上世紀70年代，蔣經國下令推出十大建設計劃，包括興建東岸鐵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園國際機場、幾個新港口以及鐵路電氣化工程等。」十大建設創造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基本建設，支持了下一波的高科技產業。圖為蔣經國由海軍總司令宋長志陪同視察北迴鐵路北段工程施工情形。

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台灣人均GDP僅從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從1970年到蔣經國離世的1989年，20年間的人均GDP已變成7097美元。

尤為難得的是，蔣經國主政年代，台灣社會始終未出現貧富分化隨經濟增長而加劇的情形，在幾乎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台灣基尼係數一直低於0.3，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會之一。

以今日眼光看，蔣經國固非經濟內行，台灣經濟奇蹟亦不應過分歸功於他，而忘卻那個時代每個客廳都是工廠、每個家庭都參與「標會」融資的全民奮鬥。但蔣經國超拔任用大批留洋歸來的專家人才，為漸培台灣根本，也為政權從專政型政府過渡為服務型政府打下堅實基礎。他持之以恆的勤政更給那個時代所有台灣人留下深刻印象。

台灣的政治在改革，經濟也在改革。一方面開放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另一方面不準民生必要的物資掌握在財團手中。國民黨在台灣通過「稻米保證收購價格」來保障農民收入。圖為1973年，「行政院長」蔣經國和省政府主席謝東閔下鄉訪問屏東恆春鎮會晤南灣里漁民。

即便終生與蔣氏父子為敵的李敖亦做過統計，1978年到1981年，蔣經國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為視察一條建設中的公路，他竟進山21次。1980年永安礦難，蔣經國挨家挨戶慰問。

那是一個台灣全社會積極向上的振奮時代，企業的第一單海外業務，家庭添置的第一台電視機、第一台摩托，個人第一次到海外當觀光客，國民第一分享到棒球隊奪得世界冠軍的揚眉吐氣……

當然，那個令蔣經國終生難忘的聲音，讓蔣經國深刻感受到，僅有民生，是遠遠不夠的。

 

 亞細亞的孤兒

蔣經國一直對「台灣人」這個稱呼深具戒心。

1949年，兩蔣訣別大陸，退守台灣，蔣介石稱「過去一年，實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慘一年，惟自問一片虔誠，對國家、對人民之熱情赤誠，始終如一。」

不過島上的民眾並沒有感受到兩蔣的「熱情赤城」，一紙「戒嚴令」讓台灣陷入38年的「白色恐怖」。「反共救國」、「保密防諜」的口號普及全島。台北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從鄭成功時代開始，當台灣被光復時，只是個從大陸敗退力量對抗大陸的據點和重返大陸的跳板，兩岸一統時，台灣又是個可隨便讓與外人的化外之地。在長期孤懸海外的時代，淪為「二等公民」的台灣人稱自己為「亞細亞的孤兒」。

這次台灣光復，國民黨部隊的槍炮又造就了「二二八」的流血記憶。事件中的高雄衝突，議長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國軍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區濫殺民眾的巡邏隊，其中一位民代大罵蔣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緝，三位民代被當場槍斃，彭清靠也被捆綁入獄。

事後，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憶錄中說：「到了這個地步，父親甚至揚言為自己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能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傳自己是華人。」受父親影響，彭明敏後來成為「台獨教父」。

事件之後，一群又一群的民國軍政要員、社會名流和家眷從基隆港下岸後，直接搬進台北後來被命名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道……

上至「總統」，下至「警總」，沒有一個人能聽懂台語，卻擁有這座小島上至高無上的權力，「外來政權」和「外省族群」從一開始就被貼上「原罪」的標籤。

子承父業的蔣經國深知台灣島內巨大的族群隔膜，當年剛遷台灣時，他的兒子蔣孝文與伴讀的同學一起進入一家本省人為主的學校，結果被師生集體孤立，小蔣原本成績不佳再加上語言不通，被迫轉到外省子弟為主的學校。

只把這裡當作「反攻大陸」跳板的兩蔣，對消除族群隔閡的重要性不以為意。

蔣經國低估了本省人的憤怒，他一面清剿島內的異議份子，為維護台北的正統地位，同時也強力壓制「台獨」份子。

從1960年代起，蔣經國就明白，「反共復國」早已淪為無法實現的口號。但為壓制台獨，蔣經國多次公開以「我是台灣人」為抨擊對象。

蔣經國說：「有一個人去國外旅行，海關問他是不是中國人？他說：不是，我是台灣人。這算什麼？……今天我們一千六百萬中國人，明明是黃帝的子孫，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國人，天下還有比這個更可羞恥的事情嗎？」

他告誡台灣人，「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國的國民，就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們確定這一原則。」

儘管國民黨政府宣稱「中華民國」是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到了1970年代，國際社會拋棄了「中華民國」，這個名不正言不順「中華民國」，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現在，輪到蔣氏政權成為「亞細亞的孤兒」。

但直到1978年，美國《讀者文摘》記者大衛·瑞德問蔣選謝東閔做「副總統」，「是否會有更多台灣省籍的人擔任要職？」蔣經國依然回答說：「我提名謝東閔競選副總統時，從沒去想他的籍貫，我只知道他是中國人。事實上，在台灣的都是中國人，誠如謝先生所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只不過有些人來得早、有些人來得晚一點而已。」

雖然檯面上依然保持著民族大義，但美國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蔣經國。他外表波瀾不驚，但那掠過頭頂的一槍，讓他聽懂了台灣本省人的聲音。而1973年李光耀訪台時，李能用閩南語與台灣鄉民交談，更讓素來只通江浙國語的蔣經國感慨萬千。

 

 汪洋中的一條船

「總統，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政治參事已到。」

1978年12月16日凌晨二時，睡夢中的蔣經國被侍從搖醒。美國駐台「大使」安克志宣讀卡特致蔣經國的信：台北時間16日上午10時，也就是7個多小時以後，卡特將宣布美國與新中國自次年1月1日起，開始建立外交關係。

突如其來的消息讓蔣經國大發雷霆，痛罵卡特不講信義：「我跟你美國是這麼親密朋友，怎麼可以七個半小時前通知我，又不許我宣布？我告訴你，我此刻就要宣布。」蔣經國當天清晨即發表公開談話。

一度沉寂的島內言論伺機而起，蔣經國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簽發「三項緊急處分事項」：全面加強軍事戒備；維持經濟穩定；延期舉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此時的黨外人士受1977年「中壢事件」許信良勝選的鼓舞，蔣經國的決定讓他們感到「無法生存」的危機感。島內黨外人士攜中壢餘威，組成聯合戰線，《美麗島》雜誌成為黨外人士的變相機構。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爆發」，幾乎所有《美麗島》雜誌社的核心幹部都受到「軍法大審」，島內民憤激揚。

1975年4月6日，蔣介石逝世，蔣經國被推舉為黨主席。1977年11月，台灣地區舉辦中央及地方五項公職人員選舉。中壢某投票所的選務人員被人看到，協助不識字的一對夫婦投票。黨外候選人許信良的監票員高聲抗議。有人建議派軍隊恢復秩序，蔣經國宣示：「我們不用軍隊」。

剛剛就任「總統」不到七個月的蔣經國遇到空前的執政危機。

20年前，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也曾對蔣氏父子的統治發起挑戰，民間一片叫好。在蔣經國主導下，思想對戰首先發起，特務控制緊隨其後，軍法制裁奠定勝局。1960年，雷震被捕。雷案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終，柏楊入獄，李敖判刑，台灣只剩下「蔣總統萬歲」的聲音，台灣進入「沉默的十年」。

上世紀50年代初，雷震與胡適、王世傑等人共同發起創辦極具自由主義色彩的《自由中國》雜誌，宣揚西式民主自由。圖為胡適在創刊3周年茶會上致詞，中為雷震

。（

秦風老照片館/FOTOE）

雷震與胡適欲籌建「中國民主黨」，1960年上半年，《自由中國》雜誌連續發表「七論反對黨」的文章，認為「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國民黨難容此舉，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為由，判處雷震10年牢刑。圖為雷震步入軍事法庭。（秦風老照片館/FOTOE）

再次遇到危機的蔣經國深知，對雷震、李敖等一小撮外省籍異議分子的手段，已無法用於本省人風起雲湧的政治訴求，「鎮壓」不是辦法，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必將結束。

早在遷台之前，蔣介石就曾致電省主席陳誠，要他多選拔素質高的台灣人擔任要職，以化解「二二八」所造成的仇恨。但「口惠而實不至」，直到1962年11月的國民黨八屆四中全會，才有2名台籍人士進入中常會。

1975年，蔣經國就任國民黨主席，為了讓台籍人士進入體制內發展，盡量不讓體制外精英從事反政府活動，國民黨中常委由20人增加到22名，台灣人由3人增為5人；中央委員由98人增為128人，台灣人從7人增加到23名。

在黃文雄向蔣經國開槍的第二年，他的康奈爾大學校友、台灣本省人李登輝，因農業問題被蔣經國當面諮詢後，受邀加入國民黨，第三年，李登輝成了「行政院」政務委員，這個一貫安排退居二線的老同志的位置，成了李登輝邁入政壇快速通道的起點。

與李登輝一起走上飛黃騰達之路的本省籍政治菁英還有林港詳、吳伯雄、陳正雄等人。李登輝這批第三梯隊的本土幹部，因善於演講表達，被本地人稱為「吹台青」（會吹牛的台灣青年）。

「吹台青」畢竟是黨體制內的解決方法，只是部分解決了精英的政治上升通道，無法根本解決本省人和普通外省人的政治權力要求。

而且即便是這場「吹台青」運動，蔣經國還是放不下「大陸人為主、台灣人為輔」的原則，對台灣人開放地方政權，中央則只開放次部門。同時，這些本土精英必須遵守國民黨黨內的規定，採用嚴格「梯隊」培養。

受中壢事件鼓舞，黨外聲勢上升，接下來又爆發了「美麗島事件」。

蔣經國執政以來，台灣最值得炫耀是政治安定和經濟繁榮，這「歸功於戒嚴法和嚴密的情治」還有「經濟的高增長率」。但新興的中產階級和新生代選民卻根本不買「生活比過去更富裕」的賬，將政治改革熱情灌注於選舉，再不能容忍國民黨的「選舉威權」。

此時的國民黨，在日益高漲的黨外運動風潮中，像汪洋中一條破損的大船。

 

 從逆勢獨夫到順勢英雄

1986年9月28日，在一直是蔣經國接待外國政要「國賓館」的台北圓山飯店內，剛剛被選為主席的游錫堃用顫抖的聲音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

數天前，蔣經國表示要解除已實行了38年的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消息傳出，生恐萬一蔣經國意外，形勢或許急轉直下的黨外人士，急不可耐地匆忙組黨。

情治部門立即向蔣經國呈上公然非法組黨的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深知此為大勢所趨，淡淡說道：「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完成這一步觀念的跨越，蔣經國用了2年時間。

1984年10月15日，《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劉宜良）在美國被槍殺，聯邦調查局迅速偵破此案，並對新聞界披露：此系台灣情治人員所為，蔣孝武難逃干係。全世界輿論立即指向蔣經國父子。

儘管幾年前，蔣孝武在其第一任妻子汪長詩負氣出走時，蔣經國派人攔下飛機，蔣孝武竟拔槍命令飛機起飛的粗野魯莽，讓蔣經國深感此兒不堪繼任大統，但多年來，蔣孝武一直按照接班人的路數在培養。

但江南命案徹底讓政權父子相傳的可能被擊得粉碎。

美國官方稱，「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絕不能容忍。」這是蔣經國第二次被美國人敲打。

上世紀80年代，台灣發生了「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和「江南事件」。後者成為促使國民黨解嚴的最後一根稻草。1984年10月，居住美國的作家江南因寫了對蔣家有冒犯的《蔣經國傳》，被台灣情治機關聯手黑社會殺害。圖為1980年代中，台北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的抗議活動。

1953年，蔣經國第一次踏上美國。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告訴蔣經國，他聽了一些美國駐台灣代表說，蔣將軍的手段「有點厲害。」當翻譯未將此意傳達給蔣經國後，杜勒斯又重複強調一次，並指明是蔣在處理安全事務上的手段，他建議在美國實地考察一下人權經驗。

蔣經國聽後只是喃喃自語，以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他知道了。

那時的蔣經國對美式民主那套頗不以為然，但江南命案的千夫所指，使蔣經國不得不考慮未來的另一種選擇。

他專門詢問英語翻譯馬英九，「戒嚴」（martiallaw）一詞在英語世界的含義以及觀感，馬英九答：「戒嚴」的英文意義是「軍事管制」、「沒有法律」。蔣經國連說：「我們沒有這樣啊！」

蔣經國深知，身負「獨裁者二世」及「外來政權」雙重原罪，若不行憲政，即使他比任何一個民主社會的政客更親民，更公正廉明，要在身後留下一個守成的獨裁者的名聲都極難。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在接受《華郵》董事長葛蘭母夫人和《新聞周刊》編輯簡潔賢等人就民進黨成立的採訪時說：「我不認為（反對黨）是一種挑戰。它只是政治過程中的一種現象。」

1986年9月28日，135個反對派人物在台北市圓山大飯店集會，成立「民主進步黨」。10月7日，蔣經國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夫人時突然宣布：政府預備「提議」解除戒嚴。圖為蔣經國會見葛蘭姆夫人，馬英九為英文翻譯。

10月10日，蔣經國在「雙十節」發表要對歷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僑負責的講話後，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

一直在時勢的擠壓下被迫讓步的蔣經國，開始轉而推動時勢。開放黨禁、報禁，令國民黨要人則紛紛質疑，「國策顧問」沈昌煥乾脆點題道：「這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說。

於是，生怕錯過蔣經國這個突然歷史推動時刻的民主進步黨在匆忙誕生。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實施時間最長的戒嚴令宣布解除，台灣人民真正擁有了自由組黨、結社、辦報辦刊的權利。

在殫精竭慮半生，蔣經國順應時代和歷史潮流之舉，完成了由被時勢和潮流推動，到轉而推動時勢潮流的轉折，也完成了從獨夫到英雄的跨越。

蔣經國是個從未有過民主社會經驗的人物，他不可能知曉自己從魔瓶中釋放出的民主會塑造怎樣的台灣，那個幽靈不可遏制、也無法再收回，是留給身後的人們用更長時間來完善實踐的巨大歷史遺產。

蔣經國在公共場合的最後一次露面，馬英九一直在他身邊揪心地盯著他，15年後，馬英九在《蔣經國時代的啟示》中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經國先生離開會場前，特別轉頭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當時經國先生的表情和現場情境，讓英九留下永難忘懷的印象。」

1996年5月，為紀念那些推動歷史進步的新聞業殉職者，人們在華盛頓勒石立碑，江南是名列此碑的唯一華人。

因《蔣經國傳》殉身的江南，曾在書中評價蔣經國是「一位有良心的獨裁者」。

這位姓名被刻入紀念碑的歷史推動者，大約想不到，因他的死而觸動的蔣經國，也會成為一位歷史的推動者。只是蔣經國的名字沒有留在類似的紀念碑上。

蔣經國逝世那天，台灣全島鮮花銷售一空，成千上萬的台灣人自發街頭列隊向蔣經國致哀。20年來，僅2240萬人口的台灣，每年有100萬人前往蔣經國暫厝的大溪憑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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