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錫朋的三張標籤

段錫朋的名字在今天已鮮為人知，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段錫朋曾名噪一時，身上有著三張顯著的「標籤」：他是震驚中外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的第一號學生領袖，曾擔任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長、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他也是臭名昭著、貽害無窮的AB團的創立者和領導人，AB團後來成為汪精衛改組派攻擊蔣介石的借口和共產黨內部整肅的理由；他更是一個苦行僧，雖長期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和國民政府高官，卻熱衷苦行主義，在個人生活中廉潔自律，操守品格上極其嚴謹，被胡適稱為「北大的完人」。

斯人雖逝，影響猶存。回眸往事，類似段錫朋這樣的人不論被歷史給予怎樣的評價，確實不應被歷史遺忘。

五四運動領袖

段錫朋（1896—1948），字書詒，江西永新人。幼時雖然家境貧寒，但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秀，1912年考入江西高等師範學校英文科學習，畢業後，於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學商科，一年後，隨商科併入法科，當時，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這裡，段錫朋讀書交友，關心時政，很快就在風起雲湧的時代變革中嶄露頭角。

在群星璀璨、精英薈萃的北大，常穿一件藍布舊衫的段錫朋起初並不引人注目。但他極其看重氣節風骨，曾說：「像漢、宋太學生陳蕃、李膺、陳京這班人的風骨，是我們大家所需要的。」並時常提到「我們廬陵歐陽公（歐陽修與他同鄉）的文章道德。」他以此為動力，倡導反帝反封反軍閥反侵略，積極投身學生運動。

1918年5月，國務總理段祺瑞與日本秘密簽訂《中日共同軍事防禦協定》，引起社會各界強烈不滿。5月21日，北大學生2000多人赴新華門遊行請願，並推選段錫朋、許德珩等9人為代表面見總統馮國璋。他從容鎮定的談吐、慷慨犀利的話語，給馮國璋留下深刻印象，被馮稱為「段老虎」。

這年7月，北京大學成立了學生救國會，段錫朋任副會長。段錫朋又以救國會為發起單位，創辦「國民雜誌社」，並於1919年元旦起出版《國民雜誌》月刊，以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為宗旨。他擔任雜誌社評議部部長，並主持日常事務。這是他一生政治歷練的鋒芒初試。

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起了一場反帝愛國的政治風暴。北京各高校學生群情激憤。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禮堂召開北大全體學生大會，12所北京其他院校學生代表參加。會議一直開到晚上11點。會上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段錫朋高票當選會長。會議做出四項決議：一是聯合社會各界全力阻止（《巴黎和約》）簽字；二是原定5月7日舉行的國恥遊行，提前到5月4日；三是通電巴黎專使不準簽字；四是通電各省於5月7日同時舉行愛國示威遊行。

5月4日，北京高校3000多名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段錫朋擔任遊行總指揮，傅斯年擔任天安門大會的執行主席。按照原定程序，遊行隊伍應前往東交民巷使館區示威，但是外國巡捕和中國警察以安全為由拒絕學生進入。這加劇了學生的不滿，整個隊伍開始轉向，隨後發生了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事件。按照段錫朋和傅斯年的商定，這次遊行要成為「有紀律的抗議」。他們勸說學生克制情緒，但無濟於事。有學生放火時，段錫朋進行阻止，但群情激憤，局勢已經無法控制。接著，軍警進行鎮壓，並逮捕了32名學生代表。

5日下午，高校學生在北大法科大禮堂盛大集會，段錫朋擔任會議主持。會議達成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嚴懲親日派、堅持收回青島等三項決議。7日，被捕學生被釋放。

為了擴大影響，段錫朋等於5月中旬赴外地發動。6月16日，來自各省市的30多名學生代表在上海成立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其他社會團體200多位著名人士參加。段錫朋眾望所歸，當選為會長。全國學聯成立後，各地學生積極行動，社會各界紛紛響應，五四運動最終取得偉大勝利。段錫朋以其出眾的領導才能和非凡的實幹精神為學生所信任和擁護，為對抗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他被譽為學生運動的「段總理」。

同年6月，段錫朋畢業後留校。1920年10月，在南洋煙草公司和上海德大紗廠老闆穆藕初的資助下，由校長蔡元培主持選派，段錫朋與羅家倫、周炳琳、汪敬熙、康白情5人被選中赴美國留學深造。此事被當時的報刊以晚清政府派出端方等5人考察憲政作對照，稱之為「五大臣出洋」。

AB團領導人

段錫朋赴美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兩年後獲文學碩士學位。此後，由美轉歐，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5年回國，在國立武昌大學教授德文。旋即赴國立廣東大學任教，並出任歷史系主任。

回國後，段錫朋本想多教幾年書再從事政治工作。然而日益高漲的國民革命加上陳果夫的賞識，使他走出書齋投身政界。1926年2月，陳果夫將他調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

1926年11月，蔣介石率軍攻克南昌後，以此為中心建立其反革命的大本營。然而，江西是國民革命運動的重要陣地，國共合作以來當地革命領導權一直掌握在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手裡。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陳果夫秉承蔣介石的意願，派段錫朋以中央黨部江西特派員的身份來江西視察黨務。

對於當年在江西組織AB團的來龍去脈，段錫朋在1931年4月的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擴大紀念周上的講話中有過詳細說明：「當民國15年底，共產黨把持江西黨務，操縱民運。彼以黨團運用，我則散漫無歸。此時兄弟奉派為中央特派員，視此焦急異常。適中央由粵遷贛，遂商請中央幾位常務委員，問以何術能挽救危局。後得中央命，遂效仿其他各地組織忠實同志之法，組織本省忠實同志以與共產黨團奮鬥。遂由程天放、周利生、王振寰、洪軌等同志及兄弟組織AB團，取英文『反布爾什維克』之意，團結一般忠實同志，以從事於反赤工作。」

段錫朋到江西後，以「廬陵同鄉」「北大校友」的關係網羅黨羽，建立組織。1926年12月，段錫朋成立了AB團，骨幹人物除了段講話中提到的四人之外還有羅時實、曾華英、甘家馨、黃伯墀、巫啟聖、劉伯倫、王禮錫、許鴻等人。其目的是打擊、排斥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篡奪江西省黨務大權。這是一個極端反共反革命的國民黨右派組織。

AB團成立後，開始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施展奪權陰謀。1927年1月，江西省召開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17名執委選舉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佔14名。段錫朋等不同意，誣稱選舉由共產黨包辦。陳果夫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名義借口「選舉發生糾紛」，宣布選舉結果無效。又強行規定，在原選名單上增加一倍名額，呈送國民黨中央圈定。在這種形勢下，得票多又深受群眾擁戴的方誌敏、李松峰、羅石冰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被圈掉，而段錫朋和洪軌、程天放等AB團成員則進入領導機構，執委中僅鄧鶴鳴一名共產黨員。這樣，段錫朋的AB團輕易奪取了省黨部的大權。奪權後，隨即任命劉伯倫任《民國日報》社長，控制了江西省主要輿論機構。AB團成員還滲透到其他機關，如程天放改任省教育廳廳長。隨後又派出一批人員分赴各地破壞革命，篡奪各地領導權，建立AB團的地方組織。

與此同時，段錫朋還組織了省黨部武裝糾察隊，進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動。3月6日，在蔣介石的指使下，殺害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市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釀成「三六」慘案。3月16日，襲擊了革命的國民黨南昌市黨部，封閉了南昌市黨部、市總工會、市學聯、市婦女解放協會及《貫徹日報》等革命機關，製造了「三一六」反革命事件。

AB團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江西人民的強烈不滿。3月17日，方誌敏等江西革命領導人到武漢向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彙報情況，控訴AB團在江西犯下的滔天罪行。方誌敏的正義行動得到了支持。國民黨中央、武漢國民政府作出決定：停止非法的江西省黨部執監委職權，開除段錫朋國民黨黨籍，並通緝拿辦。同時，委派方誌敏、劉一峰等8人為中央特派員，代行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職權。

4月1日，方誌敏把這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帶回南昌。當晚，江西地方黨組織決定4月2日舉行反AB團示威大會，並摧毀AB團把持的省黨部。

4月2日，在中共江西區委委員、宣傳部主任袁玉冰等人領導下，南昌的工人、農民、學生及各界人士2000多人在鐘鼓樓新舞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隨後，在工人糾察隊的帶領下沖向國民黨省黨部所在地百花洲。他們高呼：「打倒AB團、活捉段錫朋！」在朱德軍官教導團的協助下，很快擊潰了省黨部武裝糾察隊，抓獲了程天放、羅時實、巫啟聖、曾華英等30多名AB團骨幹分子。段錫朋則在遊行隊伍進行集合時聞風而逃。「四二」暴動徹底打垮了AB團勢力，推動了江西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為4個月後的八一南昌起義奠定了基礎。

段錫朋領導的AB團就此壽終正寢，其殘餘分子的活動日漸式微， AB團也再未重建。對此，段錫朋在1931年公開承認：「四二」暴動後，「一般忠實的同志，紛紛逃避京滬，此時適逢中央開始清黨，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非但按諸黨紀，黨內不得再有組織，即環境之變遷、人事之移易，亦萬無可以存在之形勢。」此後，在湘贛蘇區整肅的所謂「AB團」與段錫朋的AB團已是風馬牛不相及。

苦行僧

年少得志的段錫朋在仕途上堪稱青雲直上、一帆風順。1931年12月，在國民黨「四大」上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兼任教育部政務次長和中央大學校長。1938年3月，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任中央訓練委員會主席。1945年5月，在國民黨「六大」上當選20名中央常委之一。段錫朋雖然久居國民黨官場，卻極重個人品德操守，沒有沾染一點兒腐敗氣息。羅家倫說他的身上既有儒家氣象，又有墨家傳統。

他希望在政壇施展才華，並不熱衷於功名利祿。有兩次，政府想讓他出任某部部長，他堅決拒絕了。羅家倫問他原因，他說：「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張，有抱負，不然，我何必去站班。」陳獨秀是著名的共產黨人，國民黨人避之唯恐不及，段錫朋卻因陳是他在北大時的老師而極尊敬。1932年10月，陳獨秀被捕後，身為教育部政務次長的段錫朋多次到監獄看望陳獨秀，並為陳轉達書信。他還於11月3日寫信給胡適，代替獄中的陳獨秀向胡適致謝。1942年陳獨秀病危時，段錫朋資助300銀圓。陳去世後，段親往江津祭拜。這對身為國民黨要員的段錫朋來說，確實難能可貴。

段錫朋一直過著近於苦行僧般的生活。羅家倫稱「段錫朋是一個苦行主義者，一個充分的墨家。」其個性養成與他兒時困窘的家境密切相關。兒時的苦難經歷常常浮現在他的記憶中：「我常常翻著灰里的番薯，疲餓得抬不起頭來。年夜裡，我穿著舊棉襖，一家家敲門借錢，但我失望地從江邊跑回來。祖母將鹽炒豆子遞我，我忙去盛碗冷飯充饑。」

身居高位後，段錫朋為官清廉，生活節儉。其女段永蘭陪他游南京明孝陵。楓葉、夕陽都沒有燃起他的興趣，他指著泥築的土屋，對女兒說：「看看他們穿什麼，住什麼。大多數人就這麼活著的，這是我們這輩的過錯，也就是你們的責任了！」他主持中央訓練委員會時，按編製該會員額應為120人，他卻只用到60多人。問及原因，他回答：「老百姓太苦了。」他的口頭禪就是「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啊！」他本人則衣履簡單，常年布衣布衫布鞋，形象一如鄉下老者。

抗戰期間在重慶，他家住沙坪壩。雖然公家配有小汽車，但他堅持私事不坐公車。每周一早晨乘公共汽車上班，住在單位，周六下班再坐公共汽車回家。他說：「回家是私事，現在一滴汽油一滴血，不能隨便浪費。」女兒去看他，發現他的辦公室沒有一張圖畫，沒有一隻花瓶。他向女兒解釋：「這辦公室的設備雖然最簡單，但效率成績也許是最好的。」他積極提倡將舊信封反過來再用。他還將辦公室扔掉的毛筆洗凈，把尚可用的送給女兒用來寫字。

1947年春夏之交，段錫朋因積勞病重住進南京中央醫院。以他的級別本可住高級病房，他卻只肯住三等病房。女兒給他端來一碗雞湯素麵，他苦笑著說：「這樣白的面，這碗面錢可以夠老百姓吃幾頓了。」病重昏迷時，醫生用氧氣搶救。當時氧氣需用外匯購買。他蘇醒後，囑咐道：「外匯，少用一點兒。」聽者無不淚如雨下。

1948年12月26日，段錫朋在上海病逝。胡適在悼函中稱他為「北大的完人」「北大的光榮」。正在印度新德里的羅家倫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後失聲痛哭，並作一首七絕以寄哀思：「亦儒亦墨亦真誠，遠識高標兩絕倫。憂患不容余涕淚，我今痛哭為蒼生。」友人的評價是對段錫朋最好的紀念。

責任編輯 尹德佼

郵箱 ydj@wsj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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