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人性總是捉摸不定？

總有作惡者說，我死之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但《戰爭天堂》用這樣的方式告誡人們

終極審判總會到來，善惡皆有代價與報償

沒有人能逃離那一切

電影《戰爭天堂》劇照

誰能逃過終極審判， 誰又能充當判官

文 / 楊時暘

本文首發於總第816期《中國新聞周刊》

當人性被置於不同的環境，它就會被擠壓成不同的形狀，這是被無數次驗證的事。而當面對恐懼、暴力和絕望的時候，人性中所散發出的幽暗與光亮，即便有充足的心理準備，還是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這部《戰爭天堂》以深切的悲憫意識以及獨特的結構方式作出了一次人性逼問，並由此獲得了第73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的殊榮。

1942年的歐洲，移居法國的俄國貴族女人奧爾加因為參加抵抗組織並保護兩個猶太兒童而被捕，她遇到了兩個男人——蓋世太保手下的法國警察朱爾斯和看管集中營的德國軍官赫爾穆特。故事圍繞著三個人展開。他們的前世今生，他們的意外糾葛，他們的生以及他們的死。故事展開的中途，總被穿插進來的一場場訪談打斷，三個人不停地面對著一位不明身份的「審問者」敘述著自己的想法、動機，有時在叫囂，有時是辯解，有時也游移。最終，人們才知道，那是導演高度抽象和象徵化的安排，三個人的靈魂在另一個世界接受「終極審判」。

這種結構方式讓整個故事的氣質變得迥然不同。它向人們決絕地展現了一種後果。總有作惡者說，我死之後哪管它洪水滔天。但《戰爭天堂》用這樣的方式告誡人們，終極審判總會到來，善惡皆有代價與報償，沒有人能逃離那一切——那審問來自他人的眼光，來自自己的內心，來自道德的重壓或者來自高於人類的、某種不可言明的力量。

關於集中營內對人心、人性進行拷問的優秀作品汗牛充棟，《戰爭天堂》之所以能夠享有如此口碑，不只因為它呈現了既定又分明的善與惡，而是因為它直視了人性的捉摸不定和閃爍不明。這一切不確定更讓人悲嘆。

被抓之後的女人奧爾加想以色誘的方式，換取自由和孩子們的安全，但警察朱爾斯尚未得逞，就被反抗者終結了性命；女人被送到集中營，偶遇的軍官卻發現，這個女人曾和自己在一次聚會上一見鍾情，後來莫名離散。三個人在極端的境遇中偶然扭結在一起，曾經頤指氣使的貴族和底層警察，如今調轉了身份，曾經兩情相悅的情人現在成為獄卒和犯人。這其中的況味又如何言說。

故事中的每一個人的道德光譜都曖昧複雜，幾乎都兼備了黑暗與光明。如果說，只陳述邪惡的囂張和善良的泯滅，這一切就不可避免地落入這類題材的俗套。但是《戰爭天堂》呈現著嬗變，那個警察朱爾斯原本一直拒絕向家人承認自己為蓋世太保服務，他知道這工作的骯髒，但他面對女人的色誘也開始流露出某種虐待狂的猙獰；而那個女人——一個善良和正義的化身，當她陷入牢獄，照樣會為了一個煙頭和一口食物和其他女人以死相拼。她受到舊情人的照顧，自己也會偷偷藏起半管口紅，想用肉身換取特權；年輕的軍官放棄了家業，對於自己服務的權力系統是真正的信仰，但最後，卻也不得不承認，那一切都是謊言。你看，誰是徹底潔凈的，誰又是絕對臟污的？誰能永遠保持清醒，又是誰一直裝作糊塗？

人性像水，遇到怎樣的容器，水就因時就勢顯現出暫時的形狀。那女人得知自己可能被解救後的瘋癲，跪拜於曾經戕害自己的邪惡的權力，這是她被篡改了嗎？可最終，她又寧可把生還的機會留給他人，這又說明曾經的勇敢和善良還魂了嗎？或許什麼都說明不了，人心中有時會莫名划過一道閃電，有時又會長久地遁入黑暗。一切叵測。

《戰爭天堂》的導演是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著名的《伊萬的童年》的編劇，他這一次的成功在於，懷揣著悲憫但又毫不留情地逼視每一個角色，故事中的三個人都是立體的、複雜的、動態的。那些人心嬗變，最後都形成了拷問，到底是環境造就了這一切，還是我們人性深處就一直潛藏著這一切，只是被環境激發？

電影有著黑白的影調，空氣中布滿塵埃和顆粒，猶如炭筆塗抹。當人們看著那三個人不停地追憶、陳述自己的過往，每個觀眾都成了上帝或者死神，凝視著那些被審判者的供述，但是我們配得上審判者的身份嗎？我們自己在面對那樣極端的境遇時，是不是也都會扭曲成那些人的樣子？

值班編輯：陶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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