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李淵為何要對突厥的一再侵擾隱忍退縮

唐高祖李淵與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三十多年，是唐王朝由亂而治，從建立到發展壯大的關鍵歷史時期。從父子二人對外政策的不同就可以看出它的發展軌跡。

戰爭不能帶來和平，卻是促成和平的一種必要手段。從唐初的戰爭來看，唐高祖唐太宗有著完全不同的表現。

李淵建唐，百廢待興，為平復隋末以來戰亂頻仍的戰爭創痍，李淵不得不韜光養晦隱忍不發，努力積蓄國力創造和平外部空間。唐朝建立之後，地方割據勢力不斷起兵反對新建立的政權。直至武德八年國內的統一戰爭基本完成。對內統一戰爭沒有完成之前，唐王朝不能四面樹敵，因此「追革前弊」，主動結束隋末以來與周邊政權的戰爭狀態，轉而採用睦鄰友好、息事寧人的政策。隋的滅亡，最重要的原因是隋煬帝耗費國力遠征高麗，民不聊生所致。趁亂代隋的王朝建立者，李淵自然深知保存國力使民心歸附的重要性。恰好吐谷渾、高句麗、契丹、靺鞨等國紛紛派遣使臣來華示好，李淵當即順水推舟實施懷柔之策以休養國力。

李淵起兵反隋之初，曾引突厥為強援，甚至甘心稱臣只是權宜之計，隨著隋王朝的覆亡，如何處理好對突厥關係成了非常考驗李淵政治智商的大問題。

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原王朝，顯然不符合突厥的國家利益。所以，在李淵起兵反隋之初，突厥出人出馬，鼎力相助，一旦李淵建立了唐王朝，雙方反目成仇也是情理之事。突厥可汗趁唐王朝忙於內部的統一戰爭，無暇分身之際，不是扶持傀儡與李唐政權為敵，就是主動侵擾阻撓唐王朝的統一。由於統一戰爭仍在繼續，政權尚未穩固，唐高祖對曾經的盟友突厥的屢屢來犯只好隱忍（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但他明白，和平不能建立在突厥人的良心發現上，必須作好戰爭升級的準備。據《舊唐書》記載，武德三年高祖「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武德六年，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備之」；「七年，八月戊辰，突厥寇并州，京師戒嚴。壬午，突厥退。乙未，京師解嚴」；「八年，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九年春正月丙寅，命州縣修城隍，備突厥。」……

突厥連年入寇，以至於高祖聽信進諫，認為突厥人是覬覦京師長安的人口財帛，甚至開始考慮燒毀長安另謀都城。眾臣不敢反對，在李世民的竭力阻止之下這才作罷。逼得李淵動念遷都，可見突厥對唐王朝的威脅有多麼大。

武德八年之後，隨著國內統一戰爭的完成，國力恢復後的李淵對外政策開始調整。對於主動向唐朝稱臣的外邦，唐高祖「允合機宜」，「就申和睦」，加以冊封使其成為唐朝的蕃附。對深入內地的突厥予以迎頭痛擊，或者啖以玉帛使之唯利是圖，促其腐化，為之後武力征服奠定基礎。

至武德末，唐王朝完成了統一，李淵對突厥的態度開始強硬，只是還未等他有所動作，玄武門事變爆發，李淵退位讓賢，淡出了政治權力中心。

李世民比他的父親理想更加遠大，繼位之初，就為自己制定了「功高德厚 」、「四夷來慕 」、「五穀豐登」的一代名君標準。經過十餘年的休養生息，唐王朝變得逐漸強盛，面對「突厥侵擾，州縣騷然」，自然不會無動於衷。

突厥被李世民視為勁敵，平定突厥自然成了他繼位後發動的第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

貞觀四年，趁突厥國內天災內訌的良機，李世民派遣李靖出兵討伐，「大破之，遂滅其國」。

李靖平定突厥，唐王朝一洗前朝之恥，李世民笑逐顏開。

貞觀四年三月，突厥頡利可汗被送至京師。擔心他不會真心臣服，李世民恩威並施，並沒有簡單的將頡利可汗一殺了之，而是將頡利的家屬放還，並於長安城中設館給他居住。

對降虜的寬容，展示了李世民作為天朝君主的寬厚仁心。

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大概講的就是李淵李世民父子與突厥間的恩怨情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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