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同盟會的「暗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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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可以有姿態地說』

作者：高華

來源：愛思想網

一

先來解釋一下標題中的兩個名詞。

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亦稱為中國革命同盟會,是中國清朝末年,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同盟會在1912年造成大清帝國的覆亡,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政權——中華民國的建立。

1905年7月在日本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的牽線下,孫中山在東京倡導籌備成立中國同盟會。8月20日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後為避免日本政府反對,改名為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長,輔助總理計劃一切;除制定了《軍政府宣言》、《中國同盟會總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外,還決定在國內外建立支部和分會,聯絡華僑、會黨和新軍,成為全國性的革命組織。

同盟會的前身是1894年成立的廣東興中會(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等)和1905年成立的湖南華興會(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並聯絡1904年成立的江浙光復會(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共同組成。同盟會確定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6字綱領。同盟會與孫中山設想的共和政府組織一致:在總理下設行政、立法和司法3個部,這實際上是三權分立的原則。同盟會發行《民報》作為機關刊物,與保皇派、改良派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

同盟會在國內外各地建立支部,國內有東、西、南、北、中5個支部,分布於華南、華中、華北及東北各地,國外有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4個支部;並在各省區設立分會,國內包括香港共21個,國外24個。同盟會成立不到一年,會員就發展至萬餘人,主要成員來自農、工、商3個階層,以中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為多。

同盟會曾在中國多處組織起義,試圖推翻清政府,但都沒有成功。自1906年起,同盟會聯合地方會黨,先後發動了萍瀏醴起義(1906年12月)、黃岡起義(1907年5月)、七女湖起義(1907年6月)、欽廉防城起義(1907年9月)、鎮南關起義(1907年12月)、欽廉上思起義(1908年3月)、雲南河口起義(1908年4月)、廣州新軍起義(1910年2月)和黃花崗起義(1911年4月27日)。其中1906年萍瀏醴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後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是太平天國以後中國南方爆發的一次範圍最大的反清革命鬥爭,犧牲義軍將士及其親屬逾萬人;黃花崗起義參與及犧牲者多為同盟會骨幹成員,被稱為「拿大將當小兵用」,可見意志之決絕,行動之壯烈。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武昌起義,掀起全國規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統治。有學者認為武昌首義雖然有同盟會的成員參加,同盟會並未起領導作用,但從整個辛亥革命的進程、性質和影響來看,同盟會的領導作用和中堅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所謂「拼將廿年烈士血,澆得辛亥共和花」。

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本部由日本東京遷至上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再遷南京,旋又轉回上海。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的組織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和共和實進會聯合,在北京成立國民黨,孫中山為理事長,宋教仁為代理事長。

再來解釋暗殺。

暗殺是一種政治鬥爭手段。當鬥爭一方擁有極大優勢,又實行恐怖政治,不受法制制約時,可使用清洗和屠殺手段,不必進行暗殺。暗殺通常發生在鬥爭激烈,但力量對比、法律習俗和其他勢力尚有所制約時。暗殺是一個中性名詞,既有反動勢力對進步力量的暗殺,也有進步力量對反動勢力的暗殺。就性質、手段和目的而言,歷史上常見的暗殺有以下幾類:

一、直接為國內政變服務的暗殺。在政變的準備階段或政變發生初期,對存在威脅的力量實施暗殺是有效的手段。這裡又分為兩種,一是掌權者對名義領袖的暗殺。這種暗殺,因為實力已經握在暗殺者手裡,所以很容易成功。二是在野派對掌權者的暗殺。這種暗殺,可以製造聲勢,消滅對方的關鍵人物,打亂掌權方的步調和人事安排,為政變提供機會。但鑒於勢力對比,這種暗殺風險很大,暗殺成功也不意味著暗殺者就能掌權;相反,往往帶來掌權方對實施暗殺一方的更嚴酷的鎮壓。

二、為影響國內政治動向服務的暗殺。這時局勢尚未激烈到政變的程度,但暗殺能有效影響政治動向。這裡可分為3種情況:一是掌權者在變動時期對政敵首領的暗殺,如袁世凱對宋教仁的暗殺;二是掌權者對能夠直接影響輿論的異己的社會知名人士的暗殺,如蔣介石對楊杏佛、史量才的暗殺;三是不同派別間的暗殺,如陳其美對陶成章的暗殺。

三、為兩國或割據勢力間鬥爭服務的暗殺。一是議定條約時暗殺對方外交官員,如1895年議定《馬關條約》時日本議員對李鴻章的暗殺。這通常為本國激進派對妥協派實施的「將軍」。二是民族人士對敵國官員和投敵官員的暗殺。如1909年朝鮮義士安重根對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暗殺;1914年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塞爾維亞愛國青年對奧匈皇儲的暗殺。抗戰期間國民黨軍統對日本和偽政府官員的暗殺;主要是製造反抗聲勢,打擊對方氣焰。三是一方官方暗殺對方的首腦或反對派,推動親己的勢力上台。如1931年日本對張作霖的暗殺等。

四、個人或江湖仇殺。如舊中國上海等地黑社會幫派組織之間的暗殺,起因大多是個人恩仇、利益分配或精神信仰問題。中國近現代史上許多著名暗殺事件,就是這類分子完成的。因為這類行動零星偶然,防不勝防。

五、恐怖主義暗殺。這類暗殺的特點是禍及平民或者就是針對無辜百姓,以此達到恐嚇、要挾對方的效果。這種拿平民百姓當政治籌碼和報復泄恨工具的行為,是所有暗殺事件中最令人鄙視、令人髮指的無恥行徑。一般說為「恐怖主義行為」,而不提「暗殺」一詞。

很顯然,同盟會的「暗殺時代」,是進步力量對反動勢力採取的一種鬥爭手段,屬於直接為國內政變服務的在野派對掌權者的暗殺。

二

暗殺作為對敵鬥爭的有效措施,成本小,收益大,殺一人,動全局,故古今中外屢見不鮮。但這畢竟是暗地裡進行的極端手段,事先保密,事後遮掩,雖然也有類似今天經常出現的某某組織「宣布對這一事件負責」的告示或聲明,但一般來講不像宣言或檄文那樣義正詞嚴、大張旗鼓,屬於戰略中不顯、戰術中常用的東西。

但同盟會不然,其組織領袖、綱領宣傳等,無不將暗殺這面大旗高擎於光天化日之下,將暗殺這句口號吶喊於五洲三洋之間。可謂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宗旨明確,組織遍布。這在世界暗殺史上都是罕見的,是一道獨特的、令人血熱的風景。

早在1902年冬,華興會創建人之一、辛亥革命準備時期最具鼓動力的著作之一《新湖南》的作者楊毓麟就寫道:「非隆隆炸彈,不足以驚其入夢之遊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銅臭。」1903年,黃興等在日本組建軍國民教育會,會則規定「方法三種:一曰鼓吹,二曰起義,三曰暗殺。」1905年,「北方暗殺團」支部長吳樾在《民報》增刊上發表的《暗殺時代》一文,被認為是同盟會「暗殺時代」的代表作,「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當時的革命黨人,醉心暗殺者為主流。即使以溫和著稱的宋教仁,也將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動」與「暗殺」,而文質彬彬的蔡元培,同樣認為「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二是暗殺」。此外,章太炎、秋瑾、陳天華、陶成章等活動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贊同或主張過暗殺。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會,其幾位最重要人物也將暗殺視為革命的一種捷徑。暗殺,可以說是是同盟會的既定方針。

孫中山在此階段是認同暗殺的。馮自由《革命逸史》記,1900年孫發動惠州起義,曾親派史堅如等趕赴廣州,組織暗殺機關以資策應。柏文蔚《五十年經歷》則記載,1905年孫中山親自組建同盟會暗殺團,並命孫毓筠回國至南京,謀炸端方。馮自由又記,直到1911年,孫中山還叮囑一個江湖會黨「匯款萬元與黃克強,為籌設暗殺機關經費」。

黃興字克強,是同盟會中僅次於孫中山的二號人物。他對暗殺就更加熱心了,幾乎可說是身體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學,黃興就是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成員。他說過:「革命與暗殺二者相輔而行,其收效至豐且速。」1911年廣州起義前,在新加坡籌款不利,他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衛的後塵」,一個人去實施暗殺。廣州起義失敗,他給馮自由寫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擊此次最為害之虜賊,以酬死事諸人」。要不是孫中山等攔住,他真可能揣上炸彈去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准了。

同盟會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衛起初是不贊成搞暗殺的,他認為:「革命是何等事業,乃欲刺殺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兒之見而已。」然而在1907年到1908年間,革命黨人的多次武裝起義紛紛失敗。《民報》被查封,許多革命黨人壯烈犧牲,同盟會內部嚴重分裂,不少人情緒沮喪,革命形勢低落。這一切刺激了年輕的汪精衛,使他走上了暗殺之路,決心「藉炸彈之力,以為激動之方」,希圖以此挽救革命。

孫中山、黃興、汪精衛是同盟會中位列前三的大佬,他們都倡導、支持暗殺,有的還身體力行、身先士卒,此風如何不盛?

同盟會的暗殺行為,有其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

思想根源大致為兩方面。一是西方尤其是俄國傳來的虛無主義以及民粹主義,即人們意識到「上帝死了」之後應通過重新賦予生活意義來克服它,將存在縮減至純粹價值;以及人民不滿現狀、對政府的怨懟的意識形態。二是中國古代由來已久的尚俠、尚勇之刺客傳統。居同盟會多數的青年知識分子讀了洋書,則崇拜「虛無黨」、「民粹黨」,讀了古書,則崇拜刺客、遊俠。兩者之結合,則是充滿血性的個人英雄主義,所謂「雖萬千人吾往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以最極端的方式來表達對最殘酷政權的憤怒,進而促成對後者的完全顛覆。

而社會原因,則要複雜得多,具象得多。

同盟會認為,人民必須以暴力革命推翻反動派統治,人民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而只要人民怕死,只要對反動派抱有任何幻想,反動派就能苟延殘喘,人民就活不成,或生不如死。

許多同盟會重量級人物認為,當時的人民尚未覺醒,革命黨對清政府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暗殺加暴動,雙管齊下。而對清朝達官巨吏的暗殺,第一,容易成功;第二,在黑暗專制統治下,青年學生頻頻自殺,獻身革命比無謂自殺要有意義得多,只要能夠很好撫恤烈士家人,招收死士比較容易,暗殺者本人可享「光榮名譽」;第三,能促成下層民眾覺醒,促進社會「進化」;第四,清朝腐朽統治不得人心,八旗兵毫無鬥志,暗殺時成功概率很高;第五,軍營等級森嚴,軍官腐敗不堪,底層漢兵皆是百姓子弟,常受欺壓,早已對清朝政權心懷刻骨仇恨,伺機倒戈,若組織得當,可以裡應外合。更進一步,暗殺過後,清政府必然大行壓制殺害手段,如此大的反動力,會愈加激起人民更強烈的反抗。

於是這些革命先行者總結出一條規律——暗殺為革命之先,可以廣播火種。秋瑾兩句詩,更激勵過無數仁人志士慷慨赴死:

摶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錐擊暴秦!

三

從1900年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德壽開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為止,由同盟會各個前身和同盟會組織成員付諸行動的暗殺,共50多起。這些暗殺行動,大多是有組織有計划進行的。當時,著名的暗殺組織有七八個。

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東京組織一個專司暗殺的部門——實行部,即同盟會東京總部暗殺團,眾人以方君瑛「智深勇沉可屬大事」,推為部長,主要成員有吳玉章、黃復生、喻培倫等人。方君瑛是黃花崗起義烈士方聲洞的胞姐。與此組織有聯繫的最著名暗殺行動是汪精衛暗殺攝政王。

汪精衛,廣東番禺人,1883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會,曾主編過《民報》,後隨孫中山在南洋一帶進行革命活動。1908年後,國內數次武裝起義均遭失敗,《民報》也被查封,革命黨人意志消沉,革命暫時處於低潮時期。汪精衛打算殺掉清政府的一個重要人物,來激勵民志。他寫信給同盟會東京總部的吳玉章,索要炸藥。1910年汪精衛等到北京,幾經改變,最後決定謀炸攝政王載灃,皇帝溥儀年紀還小,其父載灃是實際的掌權人,殺之可以震驚中外。汪精衛等選擇在載灃每天進宮路經的一座小石橋下埋設炸藥,決定由黃復生、喻培倫去安放炸彈,到時由汪精衛負責引爆。3月31日,黃、喻二人去橋下挖坑,因驚動四周犬吠,被迫撤走。第二天,兩人去將裝有50磅炸藥的鐵罐埋好,又因導線太短而停。第三天再去接線時,被一居民發現,報告了警察廳,鐵罐也被挖走。當夜,汪等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派喻培倫去東京重新購買炸藥,陳璧君和黎仲實到南洋籌款,汪和黃復生留京,觀察動靜。4月3日,黃復生再去小石橋偵察,被醇親王馬隊衛士發現,一直跟蹤到住所琉璃廠守真照相館。4月16日,黃復生在守真照相館被捕,汪精衛在前門外住所東北園被捕,喻培倫則逃離北京。此事迅即傳開,朝野轟動。汪精衛一進監獄,便抱定了必死的決心。寫了許多詩,其中有一首,膾炙人口,為後人傳誦。題名叫《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清廷審判此案出現了兩種論調。御史胡思敬等主張極刑,凌遲處死;肅親王善耆、廳丞章宗祥、警衛軍統領良弼等人認為現在正推行憲政,革命黨人也不止汪黃二人,不如從寬處理,收買人心。攝政王最後批諭「宜從寬典」,4月29日,判汪精衛和黃復生永遠監禁。當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勝利,各省紛紛響應,宣告獨立。30日,清政府不得已,發布了開放黨禁的諭旨。11月6日,汪精衛等被釋放出獄。從此,汪精衛蜚聲海內外,成了革命英雄。喻培倫逃離北京後,參加了4月27日的廣州起義,成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劉思復於1905年留學東京時加入同盟會,並從一個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那裡學會製造炸彈。1906年春,他在廣州舊倉巷鳳翔書院製造炸彈,圖炸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時,不慎因爆炸事泄,被捕監禁將近3年,他因此而名噪一時。1909年,劉思復在香港組織「支那暗殺團」,繼續策劃暗殺清廷廣東高級官吏。廣州黃花崗之役失敗後,革命黨人對清政府的仇恨,集中在暗殺清政府的高級官員身上。在劉思復的布置下,林冠慈、陳敬岳由香港到達廣州,準備暗殺李准。1911年8月13日午後,李准乘轎由水師公所入城至雙門底時,林冠慈跑上前去對著李準的轎子猛扔兩顆炸彈,李准被炸成重傷,而林冠慈則被清兵亂槍擊中,當場犧牲。陳敬岳則被捕遇害。從此,劉思復及「支那暗殺團」聲威大震。

1911年在廣州成立的成記洋貨店暗殺團,可以看做一個獨立組織,也可以看做支那暗殺團的分支或衍生。廣東水師提督李准被炸傷後,支那暗殺團還要炸他,真可謂鍥而不捨;後因獲知清廷調派鳳山來粵任廣州將軍,遂改而謀炸鳳山。劉思復派暗殺團成員梁倚神等前來廣州策划進行。後得知黃興正在布置暗殺鳳山,彼此目標相同,經團議商定後改變計劃,派梁倚神協助黃興行事。於是梁倚神盤一間山貨鋪改為成記洋貨店,作為放置炸彈、伺機行動的地方。執行暗殺任務的李沛基是黃興夫人徐宗漢的胞姊徐慕蘭的次子,即黃興的姨甥。10月25日拂曉,鳳山所乘的八人大轎剛經該店門前,李及時行動,將掩置於店門前檐際的3枚各重10磅的炸彈放下,把鳳山炸得血肉橫飛,清兵死傷七十餘人,房屋倒塌七八間。而李沛基則從容逸去。胡漢民在其自傳中寫道:「論革命黨行暗殺之成績,無有過於此舉者:受黨令而行一也;殲敵而我無傷二也;敵膽寒至不敢窮究其事三也。克強實主其謀,並得省中同志協助,而沛基是時年方十六七,臨事鎮定,從容如此,亦難能矣。」

1904年春,由蔡元培發起在東京留日學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殺團光復會,圖謀從暗殺入手,推進反清革命。光復會最初選擇會友極其嚴格,會內製度亦極嚴。會員彼此都不相識,只有在共同參加多次會議和秘密工作之後,才互相知道是會友。新會員入會時,必須選一極秘密的地方舉行儀式,並要刺血和對天發誓,表示革命的決心。光復會的暗殺行動中,最著名的是徐錫麟刺殺恩銘。

徐錫麟(1873—1907)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復會。1907年7月6日,光復會領導的安慶起義爆發。徐錫麟以安慶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監督的身份,暗中聯絡會黨,約定在7月8日乘巡警學堂舉行畢業典禮時進行突然襲擊,殺掉省文武大官,佔領安慶,然後與秋瑾的浙東起義軍共同攻打南京。因葉仰高叛變,安徽巡撫恩銘已掌握黨人名單,畢業典禮突然提前於6日舉行,會中徐錫麟用短槍連發7槍,擊斃安徽巡撫恩銘,會場嘩然,其餘文武官員慌忙逃走。徐錫麟與馬宗漢、陳伯平及巡警學生百餘人很快佔領了軍械所,後被前來鎮壓的清軍包圍,激戰4小時失敗。陳戰死,徐、馬被捕。審訊中,臬司毓朗說:「爾知罪否?明日當剖爾心肝矣!」徐錫麟大笑說:「恩銘死,我志償!我志既償,即碎我身為千萬片,亦所不惜。區區心肝,何屑顧及!」執筆自書供詞:「為排滿事,蓄志十幾年。多方籌劃,為我漢人復仇,故殺死滿人恩銘後,欲殺端方、鐵良、良弼等滿賊,別無他故,滅盡滿人為宗。」落款「光漢子徐錫麟」。當晚,安慶城暴雨如注。在刑場,幾個劊子手先用鐵鎚把徐錫麟睾丸砸爛,然後剖腹取出心臟,先祭祀恩銘。然後,恩銘的衛兵們將徐的肝臟炒熟下酒。徐錫麟臨刑前,先拍小影,他神色自若地說:「功名富貴,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終年34歲。

同盟會「暗殺時代」中最為悲壯的事例,當推吳樾勇炸五大臣和彭家珍功成彈丸。

四

吳樾(1878——1905),字夢霞,一作孟俠,今安徽桐城人,家境清貧。自幼好古文,諸子百家之說均有涉獵;但極惡八股之術,不願入仕。20歲東遊浙江滬一帶,目睹江南「開化之風」。後又由堂叔吳汝綸推薦,於1902年入保定高等學堂就讀,廣閱革命書籍,如《革命軍》、《警鐘報》、《自由血》等等,思想為之一變,由立憲轉向光復,並自此廣結志士。最好的幾個朋友有湘人陳天華、楊篤生,蘇人趙聲,魯人張榕,浙人蔡元培、章炳麟、秋瑾,皖人陳獨秀等,每每與之相遇則必「深談五更而不寐」。吳樾在趙聲、楊篤生的介紹下,加入革命組織「北方暗殺團」任支部長,並由蔡元培介紹加入光復會。

吳樾自加入暗殺團後,以民族解放、光復漢室為己任,精練各種刀術槍法,師從楊篤生學習炸彈爆破技術。當時炸彈技術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銀葯法,以水銀置彈內,拋擲時產生巨大威力,不過水銀易與硝酸發生反應,使用時不安全,楊篤生的左眼也曾在試製時受傷,故不用。另一種是用普通黃炸藥置彈內,用導火線激發,後採取撞針式法,拋擲後以撞針接觸激發。吳樾跟楊篤生在北京西山八大處山上多次練習,手法漸熟。還曾因此被巡山清兵盤查,從容而脫。

1905年時,隨著國內外革命黨人實力的逐步增強,清廷內的政局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一派是以慶親王奕劻、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一派是張之洞、岑春煊地方派系,中樞的瞿鴻機的清流,還有就是鐵良等滿洲少壯派。雖說派系不同,但以改良來對抗革命勢力是他們的共識。只不過滿洲親貴是想借改良來防漢,漢人重臣是想借改良來擴充自己的實力。與此同時,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一黨也打出保清立憲的招牌,想以此重回權力核心。各種勢力的合流,造成當年立憲呼聲甚囂塵上,革命黨人處境相當困難。吳樾對此深表憂憤。他說寧願吾國民為懵懵不醒之國民,也不願吾國民為半夢半醒之奴隸。因為懵懵不醒之人一旦猛醒皆會復九世之讎,光復漢室。而半夢半醒之奴隸,名義上為立憲保國,實際上不過是滿清鷹犬,保的是滿清不是漢族。吳樾主張暗殺,他說:「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他提出殺一儆百、以儆效尤的計劃,認為在革命黨暗殺名單上排名最靠前的應該是慈禧太后與軍機大臣鐵良。慈禧是「奴漢族者」,鐵良是「亡漢族者」,殺慈禧「其利在今日」,殺鐵良「其利在將來」。

吳樾在保定創上下兩江公學,辦《直隸白話報》宣傳革命。交友廣闊,與各方義士日夜密議,決定入京刺殺鐵良。他說:「逆賊鐵良一殺,而載振、良弼輩必起而大行壓制之手段,將不盡滅我漢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斷言曰:幸事,幸事!」因為滿漢衝突愈烈,革命倒滿愈有厚望。

吳樾臨行前曾與趙聲、陳獨秀密計於蕪湖科學圖書社小樓上。趙與吳互爭北上任務。吳問:「舍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趙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議遂定,臨歧置酒,相與慷慨悲歌,以壯其行。

吳樾遊歷遼東與張榕結伴到京師,密圖行動。經堂姐吳芝瑛結識秋瑾。洽逢清廷為了敷衍求變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憲」,先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搜集資料。吳越為撕破滿清政府假立憲的騙局,而「寧犧牲一己之肉體」。並說:「予願死後,化一我為千萬我,前者仆而後者繼,不殺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為有濟也。」遂決定改變計划行刺五大臣,決定在火車站動手。

吳先與秋瑾至前門火車站踩點,後秋瑾先回南方籌備,吳樾寫好了一紙遺囑交給她,說:「不成功,便成仁。不達目的,誓不生還。」吳在京城安徽會館等待時機,在此期間寫下了《暗殺時代》等13篇文章,篇篇有血,字字有淚。特別是其中寫給未婚妻的書信里,拋開個人私情,從容論述生死大義。函中要求未婚妻學習法國羅蘭夫人,並有「吾之意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耳」之語。未婚妻亦賦詩三絕以壯其行。

1905年9月24日,輔國公載澤、兵部侍郎徐世昌、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此前一天,吳樾從隨同五大臣一同出國考察卧底的楊篤生那裡得知了詳細的出行計劃,與張榕在安徽會館設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間慷慨悲歌,舉止豪放。庶日懷揣楊篤生事先制好的炸彈離開會館,留置一信於枕下,詳書其此次行動的緣由,並說與會館眾人無關。以便萬一事泄,不託累旁人。五大臣原定10點出發,鐵路局預備的專車一共5節,前面兩節供隨員乘坐,第三節是五大臣的花車,第四節僕役所乘,最後一節裝行李。吳樾一大早就來到前門車站,8點剛過,五大臣及送行的人陸續到達。吳樾裝作紹英的僕役,混入車站上了第四列車,張榕在他的身後,因送站的人多,被隔在了遠處。吳樾在試圖由第四節車廂進入中間花車五大臣包廂時,被衛士攔住;因他口音不是北方話,引起了衛士的懷疑。正糾纏間,又上來幾個兵卒。吳樾見此就衝進花車,借火車開動之際引爆身上的炸藥與五大臣同歸於盡。電光閃過,五節車一齊大震,砰然巨響,車廂頂上開了花,硝煙之中飛起來碎木片、鮮血、斷手、斷足,嘩啦嘩啦地落下,好一會兒才停。共斃傷數十人,內有端方親屬、徐世昌,戴鴻慈因有僕人王是春在前,只頸受輕傷,頂戴花翎皆被削去;紹英受傷較重;載澤用一隻受傷的血手摸著自己的脖子問:「我的腦袋呢?」烈士吳樾當場殉節。張榕因離得較遠,加之楊篤生掩護,趁著混亂脫險。

事後,京師全城戒嚴,慈禧一面下令追查,一面傳旨為防止有人攜炸彈等物潛入頤和園,故將圍牆在原有高度上又增加3尺有餘。園內設電話,增派駐軍晝夜巡邏。現在人們在頤和園北門兩側圍牆上看到的痕迹,就是那次增高留下來的。查辦方面由肅親王善耆和趙秉鈞負責,他們從吳樾烈士屍骸上找不出線索,遂攝成照片,印了數百份,分發給便衣偵探,到客棧、會館、廟宇以及任何可以作為旅客逗留之處去查問。查來問去,終於有了結果。在桐城會館有個小女孩,認出照片上的人就是在會館住過的桐城世家子吳樾。又說,吳樾的同志、同鄉汪炘於10月間在京城桐城會館被捕,清廷審鞫,才知道了吳樾的姓名。吳鐵城在《回憶錄》中說,「吳樾先把自己弄啞了,伺機行事,真有豫讓吞炭之風。」吳樾之所以事先把自己弄啞,無非為了萬一事後被捕,不致在嚴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同謀者的姓名住址。

烈士成仁後,被當局拋屍荒野,幸有志士金某保全屍骸,民國後,吳樾之弟詢其遺體以公葬,蔡元培主祭。安徽有義士修吳樾路於安慶中心,以茲紀念。另按清制,犯人的名字中要加一偏旁部首,以示污辱;如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張汶祥刺馬」中本名張文祥,又如孫文(孫中山)亦被寫成「孫汶」;吳樾名字中的「樾」之木字旁即為此故而加,然今日,「樾」字反而體現其精神之光榮,故而文中皆用「樾」字。

吳樾犧牲後情景,另有一說。軍警當局趕到現場,通過拍照和驗屍,死者一足為六趾。又將衣物逐一搜查,發現死者懷中名片上有「吳越」的姓名,還有「皖北人」三字。清政府行文飭令各省警察局嚴加偵查,迅予破案。此項行文傳到保定警察局,局員王縉的胞弟王景福系直隸高等學堂學生,見照片即認定是吳越。王縉回稟局長,局長當即報告直隸總督署,直隸總督袁世凱幕府張一麐獻計,認為此事宜嚴守秘密,聲張出去對袁不利。一面告訴趙秉鈞派人到北京桐城會館消滅吳越遺迹,並在越字旁邊加個「木」字,稱吳樾,以便含糊報案了事。事件發生後,當局對直隸高等學堂加強了控制,對每個學生的活動都加以監視。對吳入學時的保人清苑候補知縣金祖祺,以「心地糊塗,辦事顢頇」8個字批語而革職。

關於吳樾的未婚妻,在吳樾犧牲後並未能為其守節,嫁給了白楚香。白氏本亦黨人。此事出,為同輩所鄙,蔡元培、陳獨秀等皆與之絕交,延至抗戰,該逆夫婦果然投敵,為軍統斃於津門。時主事之軍統站長恰為吳樾的侄子。

吳樾未曾加入同盟會。同盟會在周年紀念的特刊《天討》之中,將他的「遺書」全部發表,追認他為盟友。

五

彭家珍(1888—1912),四川成都金堂人。其父彭世勛為清末秀才,曾赴日,思想激進,主張實業救國,是四川保路運動的骨幹之一。少年時代的彭家珍深受父親影響。1903年,彭家珍考入成都武備學堂,當時口試在樓上舉行,考官問樓梯有多少級,一般考生皆不能答,只彭家珍回答無誤,可見其心細如髮,事事留意。1906年,他因成績優等被公派日本考察軍事,其間加入同盟會。同年彭返川,任清軍的排長。翌年,同盟會在川骨幹密謀成都起義,事泄,彭設法通知黨人,最終只有3名會員被殺,7名會員入獄,使損失減至最小。

1910年7月,彭家珍得同盟會員劉介藩介紹,任奉天講武堂附屬學兵營前隊隊官,其間四方聯絡豪客奇士,為日後舉事儲備人脈。1911年,他謀得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長職位,到任之時恰值武昌起義。清廷從歐洲購得大批軍火,經京奉路南運長江前線,他同二十鎮駐灤州軍官、黨人施從雲等聯絡,說服該鎮統制張紹曾下令在軍火過灤州時截留。彭家珍謀劃用此批軍火起事,直搗京師,可惜張紹曾旋被罷免,事終未成。此間汪精衛在天津成立同盟會京津支部,汪任支部長,彭任軍事部長。他拿出大量軍用車票供京津黨人使用,並挪用清廷的槍支、軍馬、錢糧支持革命。事泄,他化名出走,為清陸軍通緝,仍來往於京、津、奉、滬,積極聯絡黨人。在上海,他得到孫中山接見,意氣更加崢嶸。此時蜀軍正在籌建,他可為蜀軍副總司令,卻婉拒,仍回北方,謀劃暗殺袁世凱、良弼及載澤。

1911年彭父催其回籍成婚,彭回信說自己「仍居下僚」,且「季子無金」,沒法構建和諧家庭,必須再「遨遊數載,奪得將軍印」,「否則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耶」?因此拒絕回家完婚,他未過門的妻子也再沒機會過門,不過她在彭犧牲後仍為未婚夫守節終身。彭家珍既不魁梧,也不英俊。同盟會員王子騫回憶,彭「個子不高,一米五幾,不超過一米六」。另據史料,彭家珍刺良弼身亡後,清軍總兵前去查驗屍首,只看到「短身、圓面、濃眉,年三十許」的尋常面目。就是這樣一位貌不出眾的充滿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激進青年,炸翻了皇權龍椅,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草」。

辛亥革命後3個月內,全國革命風起雲湧,共和勢力控制的省份比清廷控制的多出三分之一,但相比袁世凱訓練有素的北洋軍,南方民軍較為鬆散無組織,若當真強攻北方,很難說鹿死誰手。從1911年11月開始的南北和談,直至翌年1月,始終陷於僵局。而孫中山、袁世凱之外的第三股勢力宗社黨,即1912年1月12日正式亮相的皇族良弼、毓朗、溥偉、載濤、載澤、鐵良等組成的「君主立憲維持會」,在奄奄一息中籌劃最後一搏。宗社黨企圖趕走內閣總理袁世凱,由毓朗、載澤出面組閣,而鐵良、良弼等率軍與南方決一死戰。良弼甚至許下三月內擊敗民軍,否者斬首的「豪言壯語」。

在這種情勢下,刺殺袁世凱、良弼等人成為京津同盟會的首要目標。1月16日,同盟會員楊禹昌、張先培、黃芝明等組成暗殺小組,以炸彈行刺袁世凱,第一彈斃其頂馬,第二彈未中,第三彈斃其駕車之馬,又一彈斃其從騎,卻未中袁之座位。袁世凱遇刺後遁入府內,深居不出。

行刺袁氏既未得手,良弼遂成為北方黨人的第一眼中釘。良弼乃清初睿親王多爾袞之後,曾留日學習軍政,有才氣,有大志,自負韜略,被看成旗人中「嶄新的軍事人才」,並參與清末振武圖強的系列活動,如改軍制、練新軍、立軍學等。他或許算是清朝最後一個有肝膽的幹將。除掉良弼,可以破宗社黨,進而逼清帝退位,完成共和大業。

歷史的重任落在彭家珍的肩上。行刺前他致書同志,用極血性的文字自比荊軻、聶政及博浪投椎之張良,可見其對古之俠者、刺客的嚮往。而在《絕命書》中,他說:「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與其生得辱,不如死得榮。」其剛烈性格和英雄主義,透紙而出。

刺良前,彭家珍曾打算趁資政院各王公開會時,用炸彈把他們一鍋端了!可找到資政院的入場券時,資政院已散會,王公們都走了,結果沒炸成。確定要刺殺良弼後,彭家珍首先輾轉與良弼的朋友搭上關係,並一起賭博。局間,見壁上懸掛清朝諸權貴之相片,他不經意地問出良弼的相片,隨後找機會偷偷取走,回家看個飽,牢牢記在心裡。再者,要設法接近良弼。彭家珍發現良弼的親信弟子、奉天講武堂監督崇恭與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這人去見良弼。於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購清軍上等官服裝全套,歸來後穿戴上,料理仔細,顧影自豪。

第三步就是採取何種方法實施暗殺了。彭家珍決定堵上門或直接將敵人暗殺在室內。他沒有尋找助手,只身前往。同志們與他握手,相視良久而無言,一幅當代易水蕭蕭、白衣勝雪的畫面。

1月26日是陰曆臘月初八,近晚,彭家珍穿好清軍官服,取出炸彈藏於外套,手槍插在腰間,離開住地,先驅車去金台旅館,操北方口音,以崇恭身份要夥計安排房間。隨後坐旅館馬車出門,至紅羅廠良弼宅第,看門人告之:「大人尚在陸軍部。」彭詢:「是否鐵獅子衚衕?」看門人稱是。彭轉而準備去陸軍部,車剛到衚衕口,對面來一馬車,車中人面目頗似良弼,彭就遂停車等候。良弼車至,彭家珍投刺進謁。良弼接過片子,看來人似乎不是崇恭,正訝異間,彭掏出懷中炸彈猛擲,巨聲如驚雷破柱,良弼左腿肉飛骨斷,血流遍體,彭頭部被彈片擊中,當場殉國。

數日後,良弼傷重不治。臨死前,他對妻子和女兒說:「炸我者,獨不殺老薩與蔭昌?聆其音確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軍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從茲滅亡何?」良弼的哀嘆很快成為現實。他死後宗社黨盡皆膽寒,無人再敢出頭擔當。半個多月後,2月12日,隆裕太后攜還是稚子的宣統皇帝退位。中國2000餘年的王朝時代就此結束,理論上不再隸屬於任何天子,而是全體民眾。從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到這一天,只用了83天。這樣迅速的勝利,在世界歷史上任何偉大的勝利中,也罕有其匹。而最後刺客彭家珍的炸彈,對此貢獻不言而喻。用孫中山的話說則是:「我老彭收功彈丸」。

1912年2月22日,民國政府以「臨時大總統令」追贈彭家珍為「陸軍大將軍」,和他同獲此榮譽的還有鄒容、喻培倫。上位後,無數的輓聯詩文擁向這位「彭大將軍」,其中大學者吳修齡所撰尤為引人注目:「個人肯為同胞死,一彈可當百萬師。」

同盟會的「暗殺時代」,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一個令後世仰止的傳奇時代,年輕的革命黨人用青春的生命和沸騰的熱血,向歷史、向時代、向後人詮釋了什麼是愛國,什麼是忘我,什麼是生得其義、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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