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東鄉案」一查再查迷霧重重：張之洞揭開了真相

一百多年前的四川東鄉縣(今宣漢縣)，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引起全國輿論關注的群體性事件，史稱「東鄉案」。該事件發生後，官方說辭和社會輿論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在輿論的壓力下，案件一查再查，但始終無法水落石出，最後是張之洞揭開了真相。

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往往有蓄積已久的民間不滿，「東鄉案」也是一樣。該案的原因，是咸豐、同治年間為了籌措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軍費，在正式稅收之外加收「津貼」、「捐輸」、「茶課』等項費用，導致民間負擔過重。原來正式稅收是1兩銀子的，本來換成銅錢只需交納1200文，但實際的徵收，居然高達13030文，換成銀子，約為10兩，民眾為此負累不堪。後來，他們聽說這些徵收的錢並沒有全部上交，而是被地方官吏和代收「津貼」、「捐輸」的地方富紳貪污了，不滿的情緒開始發酵。東鄉人先是走合法程序，到四川省內各級衙門反映情況，要求清查賬務，但官方不予理睬。無奈，他們只好到北京上訪，時稱「京控」。「京控」被接受後打回地方審理，兩個上訪代表，一個被收買，不再申訴，另一個被刑訊，在「卡房」(類似現在看守所)里關了好幾個月。

這個被關押的上訪代表名叫袁廷蛟，在案子折騰了好幾年沒有任何結果之後，光緒元年 (1875年)五月十八日這，天，他約集二三百人一起到縣城找富紳「算賬」。縣令孫定揚見人多勢眾，怕難以控制，一方面下令關閉城門，一方面要求上級派兵彈壓。官方與民間的矛盾慢慢升級，局勢漸難控制，孫定揚謊稱百姓聚眾謀反，請兵剿「匪」。既然有人聚眾謀反，四川總督沒有理由坐視不管，於是「批飭各營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恆率兵至東鄉，「將一村寨不分善惡、男婦、老幼而盡殺之」，「舉無數無辜之老弱婦孺而屠戮之」，造成數百人無辜死亡的特大慘案。

「東鄉案」發生後，真相如何成為朝野爭論的焦點，四川官方和社會輿論之間形成了很大的分歧。四川官方認為，該事件應定性為聚眾謀反，袁廷蛟等人是「匪」，所以派兵鎮壓理所當然，不需承擔任何責任。而社會輿論堅決否定和質疑這一定性。除了民間，四川籍京官和朝中清流派也一起製造輿論，力圖推翻四川官方的說法。

先是四川籍監察御史吳鎮上奏摺，認為官兵「殘虐無辜」，要求皇帝飭令四川總督嚴查究辦。光緒二年七月，下令剿殺的護理(總督不在任暫代其職)四川總督文格回奏，認為剿殺是應當的，社會上的流言是袁廷蛟一夥散布的謠言，不足為信。這一結論暫時得到了北京的認可。之後，監察御史李騰簫和都察院右都御史景廉等提出文格的調查結論疑點很多，與事實不符，朝廷決定讓新任四川總督丁寶楨重新審理。丁寶楨審理後的結論與文格基本一致，北京方面再次予以認可。但輿論方面不能認同。光緒四年二月初一，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上奏，認為丁寶楨「輕縱」(包庇有關人員)，「人言藉藉」，請求再核。聖旨下來，要求丁寶楨「再將前案悉心複核，務使情真罪當，以雪民冤」，「不得意存回護」。張佩綸認為丁寶楨已有先人之見，應另外派人調查，建議讓告病回鄉的四川籍前任兩江總督李宗羲調查此案。丁寶楨再奏，維持原議，否認「輕縱」。而李宗羲調查的結論與丁寶楨差異很大，朝廷無法判斷，只好派出禮部尚書恩承、吏部左侍郎童華為中央專案組領導前往四川調查，但他們仍然沒有揭開事件真相。

從光緒二年到光緒五年，此案反覆調查，四川官方一直在玩「躲貓貓」，其結論——直受到輿論的批評，中央一再要求四川官方嚴查，但定性難以改變。派出中央專案組，真相仍然難以大白。

「東鄉案」的真相，是張之洞揭開的。「東鄉案」發生時，張之洞正在四川任學政(類似省教育廳長)一職，他到東鄉縣所在的綏定府主持考試的時候，秀才們不按規定答題，卻在試卷里寫了很多「東鄉案」的材料和議論，這是輿論的另一種反映，張之洞也因此了解到事件的真相。光緒五年三月張之洞被調回北京任職，五月份他到北京後連上數道奏摺，指出事件的邏輯鏈條是：「此案之查辦在於濫殺，濫殺由於誣叛請剿，誣叛請剿由於聚眾鬧糧，聚眾鬧糧由於違例苛斂。」被四川官方遮掩了數年的真相終於被揭開。朝廷據此論罪，對濫殺負有直接責任的孫定揚，李有恆被判死刑，負有領導責任的文格被革職，其他相關責任人也都得到相應的處罰。

「東鄉案」的審理歷時三年，真相始終難以大白，究其原因，四川官力的阻力是第一原因。大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大多存在基層官員的瀆職、腐敗問題。由於瀆職和腐敗，事件發生後，不能及時、公正地處理，為了掩飾其行徑，反而採取瞞和壓的策略。事件升級後，則歪曲真相，申請動用武力。官兵濫殺無辜，致使罪責加重，勢必更要不惜代價隱瞞真相。而官方作為一個整體，—亡級「回護」下級，沆瀣一氣。「東鄉案」中，幾任四川總督都意圖隱瞞事件真相，「回護」涉案人員。了寶楨在晚清是以幹練和清廉著名的，但在此案中仍然處處「回護」李有恆等人。「回護」的官場習氣，阻礙了事件真相的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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