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叔河：走向世界，一直在路上

文化 08-15

摘要

上世紀80年代，《走向世界叢書》的出版，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重新開啟國人看世界的思想新風。這套叢書共三十五種，是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開眼看世界」的生動圖譜。叢書主編鐘叔河先生，因卓著的出版貢獻，1993年獲得中國出版界的最高獎項——韜奮獎。

2017年1月，《走向世界叢書》六十五種出版。

這標誌叢書一百種「合璧」

2017年早春，長沙市營盤東路，我刊主編一行來訪鍾叔河先生，聽鍾老講述出版軼事、治學所思。先生憶往昔80多年的人生荊棘路和親歷的重大事件，聞者似聽見雷霆之聲。我們感受到一位出版人百折不撓的執著精神，一代學人曠達的人生境界。

長沙市營盤東路38號的邊門，有幾幢高樓，這裡是湖南省新聞出版局的住宅樓。2017年3月16日上午10點，在藏書家、作家彭國梁先生的引薦下，按下電梯，直上20樓，我們便來到鍾叔河先生的住所「念樓」。出樓梯左拐，喜見門口有一塊直額鑄銅件，上書「念樓鍾寓」，這便是鍾老晚年寓居、工作之所了。鍾老在《念樓學短》一書中提及：「念樓，即廿樓，亦即二十樓也。別無深意。」

鍾老已用過早餐，靜坐在客廳的大書桌前等候。碩大的客廳，兩邊都是頂天立地的書櫃，裡面一個卧室也改造成專用書房。中間有一撞球桌，靠南邊陽台的位置放一張大書桌——老人家別出心裁地將客廳改造成讀書、寫書的工作間。牆上掛著沈從文、黃永玉等文化大家的字畫。

2017年3月16日，鍾叔河先生正在接受本刊採訪

徑直走入，宛若來到一座小型圖書館，氤氳著濃郁的文化氣息。鍾老說，這幾天急性青光眼發作，上周入院，前日剛出院，你們來得很巧。接著說，我們是編輯同行，我編報紙、編書籍，你們編雜誌，都是要做出精品，啟迪民眾的思想。簡短几句話，恰到好處地緩解了初次相見的陌生感，而後主客若友朋，分座在大書桌前。

歲近「天命」走向世界

說起1980年開始編輯《走向世界叢書》的那段時光，鍾老坦言，那時自己49歲，剛進入湖南人民出版社一年。青春早已逝去，緊迫感非常強烈。「我進入出版社，就是為了做《走向世界叢書》，快五十歲的人了，留給我的工作時間不多啊！」

《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單行本

編輯叢書的念頭，與鍾叔河在政治運動中的困厄有關。1957年，因言論過激，被打成「右派」開除出報社以後, 鍾叔河拖過板車，做過繪圖、木工等活計，在力佣為生之餘潛心讀書,攻讀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大量書籍。從那時起，鍾叔河便開始有心搜尋晚清中國人出國記述，並做了大量圖書目錄札記。

1970年,鍾叔河因言獲罪被判刑十年,進入湖南洣江農場「改造」。在那段非常黯淡的日子裡，有一件事對鍾叔河影響很大。鍾老告訴我們：在洣江農場，潘漢年夫婦就住在一個澡堂改成的房子里，潘常去郵局拿報紙，我常常能看見他。

有一次，我們偶然遇見，潘漢年輕聲對我說，你還年輕。這句話對身處困厄中的我是莫大鼓舞。我深信,把無罪的人當作「反革命」的悲劇總有一天要結束。是呀，當時在農場改造，我與好友朱正討論，現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沒有與世界同步，中國脫離了這個軌道，如果與變化的世界同步了，那麼問題就解決了。

19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新風，給思想禁錮的人們打開了一扇探求世界的大門。剛從文化禁錮的重壓下掙脫出來，面對思想資源的貧瘠，人們急切地希望重新認識世界。1979年，鍾叔河落實政策後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結束了自己九年的勞改之困。

基於長期的思索，鍾叔河認為，中國數千年的演變歷程，需要步入現代化路徑，真正融入世界。他想到晚清以來，中國開始了近代化進程，那些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國人，他們看到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記錄下了什麼，對近代中國帶來怎樣的衝擊力？

鍾叔河認為如果能把這些彙集起來，參照比對，對於外界所知甚少的中國人而言，具有無比新奇的震撼力。到出版社半年之後，1980年8月，《走向世界叢書》的第一種——李圭的《環遊地球新錄》在新華書店甫一亮相，就吸引了無數讀者的關注。

該書左上角簡介寫道：「一百多年前的友好訪美記錄，參加費城萬國博覽會的詳情。」李圭是清代人，這本書也是根據清代的刻本重印的。自此，《叢書》橫空問世，為改革開放的中國吶喊加油，為再次「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提供借鑒。

為了編輯這套叢書，鍾叔河前後瀏覽過兩百多種1911年以前中國人親歷西方的載記，從中選出一百種編成這部叢書。但搜集清人出國載記的過程卻是殊為不易的。

線裝書版本的《環遊地球新錄》

1979年，鍾叔河與同事四下訪書。他從各地的圖書館搜集到200多種刻本、抄本和印本，又從中遴選了具有代表性的100多種。至於何為代表性，鍾老說：「堅持一條準則，作者必須是自己記錄的親見親聞，寫的是自己的思想。沒有到外國去，坐在中國寫的人不收。」

在《走向世界叢書》凡例第一條中，作為編輯的鐘叔河也開宗明義：「本叢書專收一九一一年前中國人訪問西方國家的載記（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放在西方國家的範圍之內）。」第一輯三十六種，都是1847年至1907年間親歷歐美日本的記述，是中國人對西方國家進行直接觀察的最初印象，是傳統中國人開始接觸現代西方後的反應。

鍾老告訴我們：選擇清代張德彝很具有代表性。叢書總共一百種，張德彝的「述奇」就有八種，所佔比重最大。張德彝生於寒門，少時進同文館學英語，卒業後到總理衙門當翻譯，一直做到了出使英國大臣，他是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官。他一生八次出國，每次都寫了一部日記體裁的「述奇」。

更為重要的是，他總是事無巨細地記下他的所見所聞，如當時流行的諺語、兒歌等也一一記下。這些習以為常的事物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注意，可對今天的歐美史學家而言，頗具史料價值。在張德彝的「述奇」系列中，首次將美國總統官邸翻譯為「白宮」；他還記錄了自己鑽進埃及金字塔的體驗。尤為重要的是，他詳實記載了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事件，而這在法國人的大事記中，亦為罕見。張德彝的記述，是中國人第一次對外部世界細緻觀察的佐證。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德彝《三述奇》

1951年，張德彝之子張仲英將父親的稿本上繳了國家，但部分篇章卻散落不知所蹤。為了搜集手稿，1979年底，經北京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指引，鍾叔河獲知張德彝的巴黎公社目擊記《三述奇》的稿本，就藏於北京一條寂靜小巷中的柏林寺里。

清晨，他與同事楊堅從北京城西的月壇北小街招待所出發，橫貫全城，趕往城東北角上的柏林寺找尋，到傍晚關門時才離開。就這樣搜尋了近一周時間，才找到了《三述奇》。在搜書過程中，遇到未刊的手稿，在沒有電腦的時代，鍾叔河請人抄寫稿件，自己再逐字逐句校對，在旁邊做批註。為了勻稱美觀，做的邊批一律是偶數，四字一行，頗為考驗文字功力。

這些叢書非常珍貴，很多文稿是第一次出版。一種書常有十餘萬字，且多用文言寫成。為了便於讀者理解，鍾叔河在每種書前都寫一長篇敘論，評介文與人。每篇敘論「文筆流暢，論斷精當」，對作者當時寫這些考察遊記的歷史背景及自己整理鑽研時的思考都做了詳盡的論述，讓讀者提綱挈領，輕鬆找出作者文章的精髓。

從發稿到付印，都是他一人完成。每本書後附設《人名索引》和《譯名簡釋》，對原書人名、地名的異譯都加註原文和今譯，增加了編者很多的工作量。即便如此繁複，鍾叔河仍以一月一本的速度編書，不分晝夜，幾近瘋狂。

這套《叢書》以單本輯成大系，整體觀照，是先輩們主動「融入世界」的吶喊。鍾老說，《走向世界叢書》完全是一項學術編輯工作，在編書之前，廣泛而認真地做研究，其次才是編輯加工。《叢書》出版後，能否得到市場認可，自己心裡也沒底。

《走向世界叢書》

於是，鍾叔河把《叢書》陸續寄給了他曾經的老領導、當時的水利電力部副部長、也是著名的黨史專家李銳，請他指教。李銳讀後，主動向《人民日報》推薦了書評，並把《叢書》推薦給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新華社副社長李普，中華書局總編輯李侃。很快，出版界、知識界乃至普通讀者記住了《走向世界叢書》和《叢書》的編者鍾叔河。

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組組長李一氓認為，這套叢書是「近年來最富有思想性、科學性和創造性的一套叢書」，著名作家、翻譯家蕭乾認為，「除了它自身的巨大學術價值，這套書還及時地配合了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事業」。錢鍾書更是主動寫信給鍾叔河：「弟讀尊編，即傾倒兄之卓識明見，而博採窮搜之學力又足以相副。」

更多的普通讀者、研究者更是如逢甘霖，《叢書》帶有鮮明的啟蒙色彩，被一代人視為精神支撐。後來，錢鍾書、李普等名家建議將敘論結集出版，書名《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錢鍾書先生主動為之寫序言。

錢鍾書先生《走向世界》序文手跡

許多年後，楊絳在信中告訴鍾叔河，「他（錢鍾書）生平主動願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因編輯《叢書》，錢鍾書、楊絳先生開始與鍾叔河有了長時間的通信。鍾老說：「錢鍾書先生是大智者，因為幾本新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便給了我這個素不相識的外省編輯許多指導和幫助，完全是出於對學術——天下之公器的關愛，出於對我們這個歷經坎坷的古老民族如何才能快點『走向世界』的關心。這是真正的大不忍之心，大仁人之心，我永不能忘。」

時隔卅年續編《叢書》

《叢書》出版後，立即好評如潮，先後榮獲中國圖書獎、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叢書獎等。英國的出版社也發來邀約，要用英文翻譯出版。談起海內外的巨大影響，鍾老謙和地說，這不過是為改革開放的中國起到一點「幫助打開門窗又防止傷風感冒」的作用而已。

我們自然地談起文化自信的話題，鍾老若有所思，談自己的想法：一種文化絕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發展。有沒有容納外來文化的氣魄，有沒有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的能力，正是衡量一種文化生命力強弱的標誌。

1984年，鍾叔河調任成立不久的嶽麓書社總編輯。這是一家編輯僅十餘人的小社。在《走向世界叢書》繼續出版之際，鍾叔河拓寬出版思路，擔任嶽麓書社總編輯這段期間，又打出兩套「驚險」的組合拳——出版曾國藩和周作人的著作。曾、周都是毀譽參半的人物，要出版這些舊著要承擔不少外在壓力。幾經波折，數年後中央終於轉發湖南出版批文，嶽麓書社在各種壓力下，開始著手出版《曾國藩全集》（原來只許影印《曾文正公全集》）。

嶽麓書社版的《知堂書話》（鍾書河主編）

其實，早在1963年，鍾叔河就給北京八道灣的周作人寫過信，沒想到意外得到知堂老人迴音和題贈的書。「人歸人，書歸書」，鍾叔河首開先河，衝破思想阻礙，肯定周作人先生文章的真價值，那就是誠實的態度。嶽麓書社於1986年4月出版了建國後第一本周作人的新書《知堂書話》。

鍾叔河身上有一種文化使命感，一種先銳的出版選題意識和深邃的人文精神，使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界颳起一股「湘旋風」。也正因如此，文化圈流行著這樣一句嘲諷的話，「湖南出了三種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醜陋的中國人和周作人。」而這三種人中有兩種都和鍾叔河有關。

1988年，鍾叔河在嶽麓書社內部組織的一次民主評議中落選，不再擔任總編輯的他換崗轉到湖南省新聞出版局，1989年，58歲的鐘叔河提前離休。後來他畢十一年之功，寫成了《兒童雜事詩箋釋》，編成了十卷本《周作人文類編》、四卷本《周作人文選》和十五卷《周作人散文全集》，於周氏著作的整理篳路藍縷。

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十冊

但《叢書》續編始終是他一項未了的心愿。據鍾老介紹，《走向世界叢書》因人走茶涼，項目被擱置。其時，餘下的六十五種圖書資料已備齊，包括研究華人海外奮鬥史的重要史料、有「中國馬可·波羅」之稱的謝清高所著《海錄》；包括池仲祐的《西行日記》、餘思詒的《樓船日記》。「實際上已經做好了準備，如果不是那次變動的話，這套書肯定出齊了。」鍾老至今不無遺憾地這麼認為。裝著無處著落的六十五種圖書資料的三四個箱子，一路跟著他輾轉搬了幾次家。叢書一百冊只陸陸續續出版三十五種，就被迫擱淺了。鍾老感慨，自己真正的工作時間只有1979-1989這十年，如果能有更多的時間，還可以在出版崗位上繼續幹下去。

文稿被束之高閣，鍾叔河壯志難酬。

近二十年倏忽而去，2006年，嶽麓書社文學編輯部主任楊雲輝到「念樓」看望鍾叔河，告知嶽麓書社想重新修訂出版第一輯叢書，這個想法得到了鍾老的支持。2008年10月，10大巨冊《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珍藏版（第一輯三十五種）與讀者見面。

此次修訂，改正了原書不妥的標點和斷句，增補和修改了部分邊注，增加了一些珍貴的歷史圖片。對於25篇敘論，鍾叔河先生在文字上也作了部分修訂。全套1200元價格不菲，但 1000多套上市不久即被搶購一空。前後兩版《走向世界叢書》備受肯定的同時，社會各界對整理出版《走向世界叢書（續編）》的呼聲和期待也越來越高。

《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修訂版

2012年，嶽麓書社開始啟動《走向世界叢書（續編）》出版工程，年過八旬的鐘老將二十五年來悉心保存的書稿檔案移交給嶽麓書社，中斷多年的《走向世界叢書》終於開始了續編工作。《叢書》成功地納入了國家「十二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於2015年獲得出版基金項目資助。

一開始，鍾叔河只肯掛個名，在嶽麓書社總編輯曾德明與文學編輯部主任楊雲輝的說服下，鍾叔河先生從編輯體例到封面設計，也一一過問，同時還承擔了標點、分段、注釋等具體工作。曾德明認為：「我們覺得，這套叢書是鍾先生的品牌，沒有他的深度參與，就做不好。」

「續編」所收圖書種類眾多（算上附的四種圖書，幾乎為初編的一倍），工作量巨大，加上各書底本質量參差不齊，整理、編輯工作繁重。這六十五種圖書，基本是清末以來國人的出國記述，包括出使日記、遊歷日記、考察報告、詩詞隨筆等。篇幅長短各不相同，體裁風格各不一致，如何較為合理地把它們分好冊呢？

最後還是鍾叔河「老馬識途」，拿了主意：原則上按照作者出國的年代排序，個別作品的順序可以根據內容和篇幅進行小幅度調整。其中篇幅長的，該分冊就分冊；篇幅短的，依順序與篇幅短的作品合併。為了更直觀地細分圖書，鍾老還特意製作了一百多張索引卡，把已出版的三十五種和「續編」六十五種圖書的基本信息都一一謄寫了上去。對於邊批，更是以自己負責校點的《張德彝五述奇》（又名《隨使德國記》）為例，起草了一份《邊批示例》，作為邊批的示範。

2016年12月，經過多方努力，以及近四年的編輯加工，《走向世界叢書》續編工作終於全部完成。2017年1月，《走向世界叢書（續編）》出版。一百種圖書合體「團圓」，全新面世。這是一位老出版家畢生為之奮鬥的精神碩果；是一場出版史上漫長的最富耐力的馬拉松接力……編輯叢書的精神內核卻是高度一致：全面展示東方的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的過程，呈現一段中西文化碰撞的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交流史。

《走向世界叢書》新序中，鍾老強調，《走向世界叢書》一百種，只收晚清時期from east to west（從東方到西方）的記述，這並不等於說，只有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才需要面對走向世界的問題。「縱觀人類歷史，走向世界決不是什麼地區性和階段性的活動，而是不斷出現在全人類發展進步過程中並與之同步的歷史現象。」

鍾老說，這些《叢書》的作者張德彝、黃遵憲、張謇、康有為、張蔭桓、伍廷芳、盛宣懷、羅振玉、張元濟……他們生於一個神州陸沉、山河破碎的年代，作為清末為數不多的與世界有過接觸和交流的知識分子，他們或多或少地認識到中華民族已經到了一個危如累卵、大廈將傾的時刻，為了國家的強盛、民族的復興，他們立足於自身職責，為民族的自強和救亡奔走呼號、建言獻策。

這些作者都不是凡夫俗子。他們中間有朝廷重臣李鴻章、有出洋考察大臣戴鴻慈和載澤、駐外使節郭嵩燾、出訪學者康有為和梁啟超，以及留學生容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考察記叢書，以其反思社會的深度和力度，審視了中國命運，更為期冀祖國強大而疾呼。

《走向世界叢書》續編六十五種目錄

鍾叔河說，這批作者中，自己感受最為深刻的人是湘人郭嵩燾。郭是「孤獨的先行者」，他能夠懷疑自己的傳統，能夠懷疑培養他成為最高級的士大夫的那一種文化，也願意為他的這種懷疑和思想的超前性付出代價。

《叢書》中有位女性作者——錢單士厘，她是錢三強的祖母，包過小腳的女人。1899年，單士厘跟丈夫錢恂到日本，四十歲時，她帶了兩個媳婦去日本的學堂讀書，自稱留日女學生「以吾家為第一人」，她是第一個介紹希臘神話的中國人。她關於托爾斯泰的介紹在中國也是最早的。

還有黃遵憲，他原是體制內的一名官員，他到日本，見到明治維新學習西方很有成效，寫成《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在詩中大聲疾呼：「人言廿世紀，無復容帝制。舉世趨大同，度勢有必至。」這樣，他終於從一名舊王朝派出的外交官員，變成了為民主共和作禮讚的新時代鼓手。

鍾老說，這批作者不但是百年前的尋夢人，更是復興夢的先驅者。鍾老坦言，今天的中國是從歷史的中國發展而來，現代人走向世界，首先要使自己成為能接受全球文明，有世界知識，有世界眼光的人。編輯這套叢書，就是要有意識地介紹西方文化科學，以反觀中國現狀。因為走向世界遠沒有結束，還在艱難地進行。

跌宕半生深邃堅毅

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大時代的「場」。

1931年，鍾叔河出生於湖南平江一書香門第。那一年，父親58歲，老來得子，格外寵愛這個小兒子。鍾老說，父親是個讀書人，曾進時務學堂，受教於梁啟超。母親識字不多，見識卻不淺，智商也很高，父親在家背誦詩文，她聽後也能背出很多，「我不算很蠢，要謝謝我母親。」1949年，17歲的高中生鍾叔河，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追求思想進步，進入當時的《新湖南報》工作。

1963年，鍾叔河、朱純與三個女兒

在教育西街17號房屋前合影

能在人生的幾次重大波折中挺過來，鍾老說，這源於父母、妻子的無私支持和一直汲取的知識力量。

1957年，鍾叔河和妻子朱純在反「右」運動中均被開除公職，兩人收入從每月170元驟降為零，生活確實不易。「我做了木工，兩人日夜勞作，我拖板車，朱純糊紙盒子。後來學會了機械製圖。學會了木工活。」

在夏日秋風、書劍飄零的時代，四個幼小的孩子，祖母帶去一個，外婆帶去一個，大姨媽帶去一個，還有一個送到孤兒院。後來，這批孤兒被送往內蒙古，交給無子女的農牧民做兒女，戶口、糧食關係隨著轉去，想找也很難了。鍾叔河1979年被落實政策以後，夫妻頭一件大事，就是無論如何要找回「四毛」，接回小女兒。

說起妻子的賢良淑德，86歲的鐘老很動情。鍾老告訴我們說：「妻子朱純貴陽師範畢業，發表作品比我早，比我大兩歲。我和妻子的思想意識完全一致，在9年勞動改造期間，朱純承擔全部家庭重任，送走了我的老母親，我很感激她。我們的精神高度契合，出獄後，我決心要做個好丈夫，好好照顧她。朋友對我有意見，對她卻沒有意見。她認同我的想法，賞識我的文字。」

鍾老很少過問家務事，朱純一生操勞，默默支持他的事業。鍾老說，我有四個女兒，分別又生了四個女兒，「八仙女」管著我的生活。可如今，老伴逝去10年，自己每每憶起仍萬分懷念。朱純離休之後，寫了一本書《悲欣小集》，只自費出版了三四百冊。

兩位老人將每本書編號，分冊送給親朋。有一次，鍾老在舊書店看見有售賣《悲欣小集》，很是詫異。趕緊買回來，一查編號，便知是誰了。雖然後來知道這位友人是因為搬家而無意賣書，但後來他們往來就少了。「對老伴的遺作和遺物，我真是十分看重、十分在乎的。」鍾老語速放緩，頓挫的語調，飽含深情。

在出版行業，鍾叔河因《走向世界叢書》一炮而鳴，此後，歷十年之功，相繼出版曾國藩、周作人的專著。策劃選印舊書工程——《鳳凰叢書》《舊籍重刊》《舊譯新刊》等。

每次編書時，「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策劃這些出版選題，鍾叔河的理念都是一脈相承的，「這些書在改革開放之前都是被禁錮的，我就是要突破這種禁錮。出版人有職責，不能讓文化留下空白，讀書應無禁區。」鍾老言道，「我不做，別人照樣會做。」這些書目能出版，是時代驅動的力量。

鍾叔河的部分作品

出版編輯行業，常被戲稱為「文字裁縫」，能將編輯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是非常可貴的。鍾叔河先生將研究與出版熔於一爐，相繼出版了《走向世界—近代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從東方到西方》《小西門集》《念樓集》《天窗》《鍾叔河散文》《念樓學短》《學其短》《青燈集》等個人專著。成為當代鮮有的出版家、史學家。因卓越的成就，鍾叔河被列入《世界名人錄》《國際成就名人錄》。

鍾叔河喜歡法國詩人繆塞的名句，「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他解釋說，「就是說我的腦袋不是很聰明，但我用我的腦袋思考。」鍾老說，個體都是渺小的，借用帕斯卡爾的名言，「人是一株有思想的蘆葦」，個體盡匹夫之力，能匯入或推動時代發展，已是萬幸之幸。

鍾叔河與當代文化大家錢鍾書、楊絳、沈從文、蕭乾、黃裳、黃永玉等都有深入交往，家裡也保存有很多書信手札。長沙的藏書家、作家和畫家彭國梁，是鍾叔河先生的忘年交。彭國梁喜作漫畫，藏書樓里有一幅漫畫，眾友人見了，都說此畫神似鍾老。笑語之後，彭先生將此畫送給鍾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