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成年黑人男子，社會不公從來不是新鮮事。」

「特朗普當選證明，人性的弱點，從來都在伺機而動。」

「為了孩子，我必須相信世界會越變越好。」

——普利策獎得主科爾森·懷特黑德

一開始，科拉並沒有想到自己會作為逃奴被追鋪，輾轉流浪在美國各州。她在種植園出生，她的母親和祖母也曾在種植園生活。

她屋子的門口有一小塊地，像小桌子那麼大，三代女人土地上耕作，種著土豆、番薯和豆角。這三代女人拿著斧頭，捍衛這塊巴掌大的地方。

女人們不願意想一個問題：作為奴隸，連身體都不歸自己所有，執著於這一塊從種植園主指縫裡掉下的殘渣，用生命捍衛，有意義嗎？答案是肯定的。像科拉一樣，每一個奴隸都會找到麻痹自己的由頭，有的人靠酒精，有的人靠暴力、性與一丁點兒愛情。

科拉是科爾森·懷特黑德小說《地下鐵道》的主人公，在2016年，《地下鐵道》獲得了包括普利策獎、國家圖書獎在內的諸多獎項。「地下鐵道」原本指一張幫助南方黑人逃到北方去的線路網路，真實的地下鐵道里並沒有火車通行。

《地下鐵道》中文版封面

在懷特黑德的故事裡，火車作為一種虛構元素被放了進去。這也正是這個故事的野心：它在虛構的情境里，討論某些真實的議題。藉由虛構的火車，女主人公科拉最終逃離了奴隸制的束縛，走向自由。

乍一看，奴隸、種植園之類的字眼都離我們很遙遠，但有一樣東西離我們很近：不自覺地合理化周遭的世界，以此變得麻木，懶于思考，自欺欺人地過一生。

我相信，哪怕環境再糟糕，只要你不是「最後一名」，你總能找到讓自己好受一點兒的方法（有時「最後一名」也有自己的辦法證明自己並非「最後一名」，感謝價值多元）。到最後，你會篡改自己的思想，告訴自己「這環境其實很不錯」，或者「大家都一樣糟」。

這種殺死自我，從而尋求輕鬆度日的心靈騙術，每一天都在上演。以《地下鐵道》為契機，在懷特黑德受出版方世紀文景邀請，來中國參加活動之際，Lens和科爾森·懷特黑德在北京有了一場談話。

《地下鐵道》作者科爾森·懷特黑德

Lens ? 科爾森·懷特黑德

Lens：這本小說的構思是怎麼來的？

科爾森·懷特黑德（以下簡稱科·懷）：那時我大概八九歲，坐在家裡的沙發上，聽到了「地下鐵道」這個詞。我當時以為它和地鐵是一類東西，但其實它們截然不同。後來，後來我想：假如「地下鐵道」里有真的列車呢？」就這麼開了頭。

2000年，我開始認真考慮起寫這個故事的可能性，但一直到2014年末才真正動筆。這中間等了十四年。

Lens：2000年你剛剛完成第一本小說。

科·懷：是的，那時我離寫完第一本書《直覺者》不久，正在被第二本小說折磨。

Lens：為什麼把這個想法擱置了14年後，才開始動筆？

科·懷：這本書的主題和結構都很複雜，在2000年時，我的寫作技巧和知識儲備都不成熟，所以打算先寫一些別的題材的小說積累經驗，等時機和積累都成熟了再考慮寫它。

這14年里，我陸陸續續在做資料搜集工作，因為原始地下鐵道只是一張線路圖，沒有火車，而我在書中虛構了「地下鐵道里有火車幫助黑奴逃亡」的事實，所以要更小心。

Lens：在故事裡加入那個年代不存在的火車，這是你的實驗嗎？試圖探討它會不會改變黑人的命運。

科·懷：我可能不會把它稱作一個實驗，這本書讓我可以用不一樣的視角來導演歷史，虛構使我可以把不同時期的歷史放到一起討論，發揮自己的想像。如果我完全按照嚴肅的真實歷史小說來寫，這一點沒辦法做到。

Lens：您1991年從哈佛畢業，但直到1999年才寫完第一本小說。這中間您在做什麼？

科·懷：在我十歲時，我的啟蒙讀物是各種科幻小說和漫畫，比如史蒂芬·金（代表作：《閃靈》、《肖申克的救贖》）的作品。那時我有了當作家，構建一個虛擬世界的衝動。

1991年畢業時，我先是在學校工作，然後在一家報紙當記者，最後成了個靠寫作為生的自由職業者。在這期間，我投稿過一部小說，但是最終沒有出版。所以一直到能以自由職業者養活自己的時候，我才有信心動筆寫小說。

Lens：很多作家都是記者出身，比如海明威。除了提高寫作技巧，記者經歷對當作家還有什麼幫助？

科·懷：最重要的一點，記者經歷讓我學會怎麼和編輯打交道（笑），如何對待他們的建議和評論。另一個很重要的，是記者培養了我自律的職業習慣，一旦做下來，我能不停歇地寫六個小時，每天保持這樣的習慣。

Lens：您好像也很提倡通過旅行來積累素材？

科·懷：當我在寫科幻題材的小說時，我常常需要把自己關在屋子裡，進行顱內對話，這時候旅行不是我想要的。但假如寫現實主義風格的小說時，比如我正在寫的新書，我就會出去走走。

我曾經在德克薩斯的一個沙漠小鎮住了一個多月，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登山，在沙漠穿行。我想，旅行不止有積攢素材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會在恰當的時候，賦予你新的視角去看生活中的問題，檢視自己的創作，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Lens：素材積累完，您回家開始寫作，您在寫作時有什麼特別的習慣嗎？

科·懷：我每天的寫作時間就是孩子的上課時間，早上十點到下午三點半，小說以每周八頁的速度推進，加上我還要給學生上課，這是一個讓人舒服的速度。

另一個習慣是，我喜歡邊寫邊改，當我決定筆下某個人物的命運時，我就會回頭修改各種細節。或者，當我寫到一定頁數時，我就會把它們列印出來，換一種閱讀介質修改，換一個視角。一直到這本書完成，我都處在這種來來回回的狀態。

Lens：作為一個黑人，寫《地下鐵道》不會是太愉快的經歷。您怎麼平衡寫作時的情緒和家庭生活？

科·懷：最令人沮喪、感到窒息的，是寫作的準備階段。我做了很多研究，作為一個黑人，我要把我所了解到的殘忍，如數施加在我書中的黑人同胞身上，這讓我覺得痛苦。

開始動筆寫作後，我每天接送孩子和做飯，保持家庭生活的節奏。我的工作室就像一個每天只存在五個小時的空間，時間一到，我就想像這個空間消失，逼自己不再去想書中人物的境遇。

Lens：儘管題材與黑人有關，但您說，不想被當做黑人代表？

科·懷：在寫作時，我知道自己要表達的是什麼，與其說這本書是為了某個群體而發聲，倒不如說或它是一種我和這個世界溝通的方式。在我看來，這也是作家的天職。

我只是一個人，我沒辦法代表某一整個群體。不管是黑人，還是窮人、富人。我做不到。我不是發言人。如果要發布希么見解，一個寫小說的傢伙在這方面也沒有什麼權威。

Lens：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對您的寫作產生了什麼影響？

科·懷：在大選結束之前，我正在寫一本犯罪題材小說。但當大選結果揭曉時，我開始考慮寫一本和當下環境更相關的政治小說。

Lens：您這本書的發行時間（2016年8月）和當時的政治氛圍有關嗎？

科·懷：沒有。我猜到了這本書問世時，人們會這麼問。但對我而言，我是一個成年的黑人男子，社會的不公平和歧視，對我而言從來不是什麼新鮮事。我的寫作不會受當時的環境影響，但對於讀者作品的解讀，一定會和當下的背景有關。

Lens：奧普拉和奧巴馬都曾公開推薦過您的《地下鐵道》，出版社也因此將印刷時間提前了兩個月。您知道這件事嗎？

科·懷：是的，他們問過我，我為什麼要拒絕呢？一個作者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總不是壞事。

Lens：2016年後，美國國內，族群之間的偏見和對立更加嚴重了。

科·懷：那些創造衝突的人，也是種族主義者的一種。對我而言，藝術就是對抗偏見的方式，也是我的工作。通過寫作，我可以討論資本主義、種族問題、美國民主倒退……這是我面對世界的方式。如果可以，你也可以寫一本關於園藝的書，來闡述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那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偏見和對立不是一件新鮮事，它一直都存在。特朗普當選是一個意外，如果說奧巴馬的當選是這個社會向前邁進的一個機會，特朗普當選讓美國社會迎來了倒退。人們開始排斥不同的人種、性別、性取向，不歡迎移民，我相信這與人的本性有關，它永遠不會消失。我們能做的，就是用文明和教育來抑制這部分天性。而人性的弱點，從來都在伺機而動。

我一直在探索德國納粹和美國種族主義之間的聯繫，我試圖弄清楚，種族這一議題是如何影響和塑造歷史的。如果能藉由小說，讓讀者換一個角度思考種族問題，這就是我所求的了。

Lens：你覺得自己是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

科·懷：我會說自己是個悲觀主義者。但你知道，為了我的孩子，我也必須要相信這個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好，哪怕變好的速度非常緩慢。

Lens：美國社會的保守傾向是否越來越強？

科·懷：是的，不過在我看來，社會總是前進幾步，後退幾步。奧巴馬當選是前進，如今，保守思潮捲土重來，你得知道，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人佔了大多數。美國喜劇演員喬治·卡琳曾經說：你必須意識到，大多數人是愚蠢的。和現在的情況相結合，你就不難知道，歷史是怎麼回事兒了。

Lens：你覺得會在哪個節點觸底反彈，開始改善？

科·懷：我想我只能這麼希望，不然我還圖什麼呢？

圖片由文景提供，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採訪、整理：木羊

採訪協助：艾毅 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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