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慰安婦：生命與時間賽跑，正義始終缺席

時尚 08-16

72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但在侵華戰爭期間，至少20萬中國婦女被迫淪為日軍的「慰安婦」。歷史的書寫很少以女性為主角，80後導演郭柯走近這群倖存者，拍攝了紀錄電影《二十二》，8月14日正式在全國公映。他說，「慰安婦」這個帽子會一直在她們身上。但十年以後再看，希望人們看到的不再是一個事件或一個身份，而是有這樣一群人，曾經這樣生活過。

2012年的廣西荔浦，郭柯花了40塊錢請當地司機帶他走完到小石告村最後十幾公里山路的時候，並不完全清楚他將走進的是怎樣一個世界。但村裡人見怪不怪的態度讓他明白，他不是第一個試圖了解韋紹蘭作為慰安婦倖存者故事的人。

那一年，郭柯拍攝了以韋紹蘭為主角的紀錄短片《三十二》。這部在豆瓣評分高達8.7的片子的海報還掛在他工作室的牆上，連同2014年拍攝的反映更多慰安婦倖存者生活狀態的紀錄電影《二十二》的海報，和一張環球時報的英文報道一起，裝點了郭柯那個在北京、河北交界處的樸實民房小區里的房間。

導演郭柯

他的言辭就像他的生活一樣謹慎克制，只有在談到無論如何也要按自己的想法完成《二十二》的時候，才有一絲鬆動，露出了固執的「馬腳」。

「我知道按他說的剪確實就是國際影展歡迎的套路，但我不接受刪改。」一位國外製片人曾用30萬美元投資和參展獲獎的前景，跟他換一版更能突出典型人物和戲劇衝突的《二十二》，但被他拒絕了。「這是底線。2012年拍短片時還在世的32位慰安婦倖存者，到了2014年開拍長篇時，就只剩下22位了。這22位老人，一個都不能少。」

其實郭柯沒有這麼任性的資本，這筆錢和參展的機會，都很重要。如果不是女演員張歆藝從天而降「砸」來的100萬，《二十二》根本無法完成拍攝。

2016年初，一部同為慰安婦題材的韓國電影《鬼鄉》連續17天位列韓國票房榜首，網路上好評如潮。而郭柯帶《二十二》去釜山電影節參展的經歷，也讓他體會到兩國看待這一話題的態度大不相同：「韓國人似乎對這個話題的感觸更深，在釜山的影院里，我聽到坐在身後的中年男人哭了；他們關心的是「她們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可《二十二》的豆瓣影評中，討論最多的卻是攝影、剪輯和導演「把握故事的能力」。

郭柯從不否認最初接觸這個題材是緣於獵奇：小石告村的韋紹蘭在逃出慰安所後生下了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作為她家庭的一分子，一起生活至今。一個生活在現代大城市裡的80後男性導演，和一個在戰爭期間被侮辱和損害過的年長女性，兩種現實之間，幾乎無法相隔更遠的距離。

劇組工作人員和李愛連老人在一起

他懷著為故事片取材的初衷去做了第一次拜訪，卻沒能帶回一部狗血的大戲。離得越近，郭柯越發現，她和其他慰安婦倖存者身上的戲劇性，遠沒有她們波瀾不驚的當下來得震撼。

他還記得第四次見到韋紹蘭的情景：她正蹲在廚房的地上剁雞。那時郭柯已經和老人相熟，她從外孫處得知郭柯要來，就殺了自己養的三隻雞里的一隻，燉了鍋雞湯給他喝。郭柯從2009年開始吃素，那是他至今為止兩次吃肉中的一次。第二次是在第二天，韋紹蘭最愛吃辣椒炒肉，端給郭柯，他也吃了。那味道讓他難受，但「吃的時候心裡是敞亮的」。郭柯像很多傳統的中國男人一樣，吝於用語言表達感受，他想說的話，都在片子里。

廣西韋紹蘭老人在廚房忙碌

雖然在嗶哩嗶哩視頻網站的彈幕里，網友紛紛表示《三十二》的催淚效果太強大，但在拍兩部片子的幾年間，郭柯承認的他哭過的場合，只有一次。那是在對韋紹蘭的某次採訪之後。

當郭柯一再追問「日本人做了什麼」的時候，韋紹蘭號啕大哭。採訪結束後，郭柯回到自己的房間，也大哭一場。老人的眼淚讓郭柯知道自己做對了，也做錯了，他如願完成了拍片計劃，但看錯了她的故事的真正意義所在。

「從那次起，我就想退遠一點看，盡量控制自己，退到監視器後面去，不想被她們的情緒直接感染。」面對慈悲和擔當之間的困局，這是郭柯想到的解決方案。「拍《二十二》的時候，如果老人不說，我們再不追問。然後我們就發現，過去烙在她們身上的細節，已經足夠說明一切。」

山西郝菊香老人

之後代替他和受訪者溝通的人是志願者龍慶，她是郭柯初中的英語老師，一直義務跟隨劇組工作。創作者們大概只有在自己哭過之後才能更加理解，作品裡真正動人的到底是什麼。不管在網路上，還是在放映現場，讓觀看者們淚奔的片段，絕不是那些揭開傷口的憤怒和控訴，而是過去在老人們身上留下的深刻細節，以及蒼涼背景里更細小的頑強和樂觀。

比如絕口不提往事的毛銀梅老人不經意間說起了「你好」和「請進」的日文，比如九十多歲的韋紹蘭笑著唱起了山歌：「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乾。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湖北毛銀梅老人

在《二十二》的記錄中，有一個空鏡顯得格外突出。一位老人的子女為維護臉面，不願讓她接受採訪，所以鏡頭只能久久停留在她居住地的大門外，配合字幕，證明著她的存在。「老人生活得苦，不是因為窮，也不是因為當年受過的折磨，而是源自長時間來自社會的誤解。」梁巧說。「她們最需要的是尊重和接受。」

梁巧是郭柯的初中同學，高中畢業就去了美國定居。在失聯多年後，她回應了郭柯的請求，以副導演的身份，全程參與了《二十二》的拍攝。

她還記得，離開湖北那天，93歲的毛銀梅老人堅持要送他們去車站，流著淚說：「這一走，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你們。」

日本女孩麻衣從2009年起就以志願者的身份在海南照顧慰安婦倖存者。她清楚地記得，曾有記者給老人看一張80多歲的日本軍人的照片，那位阿婆沒有哭也沒有生氣，卻笑著說：「日本人老了，鬍子都沒有了。」這些在當地曾被輕侮地叫做「日本娘」的慰安婦倖存者的豁達，令麻衣動容：「如果我是她們，我可能一直恨那些傷害我的人，甚至會放棄自己的生命。她們心裡傷口很大很深，但還是對別人很好，不管我們是不是日本人。」

郭柯和龍慶約定，以後每年都要把在世的老人逐個看望一遍，這是責任，也是情感的羈絆。離《二十二》的拍攝才過去兩年，他們已經看過了很多生死，和更多活著的人情冷暖。「我跟龍老師說，現在廣西和湖北分別只剩下一個老人了，也許要不了多久，咱們看望老人的路途跨度就大到不能開車，得直接從海南飛到山西了。」

他認為自己能做的，只有力所能及的陪伴，和人間煙火的關懷。「有的子女會故意表演，可我的工作就是在鏡頭後面看人表演，骨肉親情這東西，他們根本演不出來。」自願承擔了給老人送去社會捐助的任務，郭柯經常和她們的晚輩鬥智斗勇。每年5000元來自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撫恤金，給誰、全給、分批給還是託付當地信得過的朋友代管，都要按每個老人不同的自理能力和家庭狀況來靈活處理。

採訪毛銀梅老人養女

龍慶則以更細膩溫柔的方式為老人們做事。林愛蘭曾經是海南抗日「紅色娘子軍」的一員，身陷慰安所，還為抗日武裝偷送子彈。她終身未婚，領養了女兒。據統計，在獲救後，慰安婦倖存者只有不足三成的人生育過子女。

一部分原因來自生理——慰安所里粗暴的避孕和墮胎手段，以及慘無人道的性虐待，讓許多受害者失去了生育能力。還有一部分原因來自社會——作為受害者，她們往往還要背負恥辱，被家人嫌棄、婚姻不幸的不在少數。很多人用領養的方式組建家庭，而她們能領養到的，也無一例外是被拋棄的女嬰。

海南林愛蘭老人

「我們2016年初的春節探訪就晚了不到二十天，沒能見到她最後一面。」空蕩蕩的房間里只剩下一把林愛蘭生前常坐的粉紅色塑料椅子，而這位剛強的女戰士只有一冢黃土的墳頭則成了龍慶心頭無法放下的傷痛——按當地風俗，沒有男性後人，身後竟無可以為她安葬立碑的人。「為了這件事，我找了當地的朋友，最後是以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名義給林愛蘭老人立了碑。」龍慶打開手機里的照片，指著上面的字，「抗日女戰士林愛蘭女士之墓??那時離老人去世已經四個多月了。」

北國劇場里展映的《二十二》散場後，25歲的女研究生小景一個人坐在第一排，許久沒有離開。「《二十二》和之前看過的抗日戰爭題材都不太一樣。我覺得特別好的一點就是片子尊重老人，沒特意去強調『慰安婦』的身份，她們真的就像我們的長輩一樣。」小景來自山西，當年她的奶奶就是因為怕被日本人抓走，匆匆下嫁小景的爺爺，還剪短了頭髮。「之前看過這種（題材的）作品之後會更悲憤，但今天這個片子讓人覺得特別有希望。」

2016年初，《三十二》被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永久收藏，《二十二》仍走在成為珍貴史料和人們共同記憶的路上。郭柯說《三十二》帶來的榮譽和好評讓他膨脹過，但最終還是落回實處，「很多當過導演的人接受不了回去當副導演或統籌，但我沒問題，只是一份工作，不用付出感情。後者，更難。」不止一次，郭柯講述《二十二》的方式讓人產生錯覺，好像他說的不是電影，而是一場深情。不管是情起時的一意孤行，還是情止後的曾經滄海，都有跡可循。在工作室的電腦上，他翻出許久沒有看過的工作照：「現在不太敢看，看了心裡會難受。」

編輯/吳佩霜

撰文/趙琰

圖片提供/《二十二》劇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