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對策殘卷的性質

1964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二十七號唐墓出土一些與《論語鄭氏注》有關的對策殘片（共九件），「出土文書拆自男屍紙靴」，整理者王素先生命名為《唐經義〈論語〉對策殘卷》。經拼接，可視為一對策殘卷，共七問七對，內容涉及《子張》「士見危致命」句、《八佾》「哀公問主」句、《鄉黨》「祭肉不出三日」句、「鄉人飲酒」句、「曰山樑雌雉」句；另有兩問兩對屬《鄉黨》《雍也》。策問以「問」字開頭。至於對策，以「對」字開頭，內容上，均以「此明」二字開頭，以「謹對」二字作結。對策的內容有經義解說、經文、注文、注文解說、篇名出處等。

在詳細考察後，曾參與實地發掘的《論語》學專家王素先生認為：「僅從這件經義對策殘捲來看，策問條目雖多，卻是片言隻語，斷章取義，對策內容雖有條不紊，卻是呆板滯澀，要求的只是死記硬背的功夫，實際考不出對策者的真正學識。」王素將之歸納為「低級類型的經義對策」。其實，對這一寫卷的性質，還可深入討論。而且，因其「墨策」性質的論定，還能對初、盛唐期間明經的核心考試——墨策以及關涉《論語》策問的一些具體情形，有一更清晰的認識和客觀評判，這是因為直到今日，對唐代重要的明經科考試的一些具體內容，還知之不多。為此，今不避繁難和拙劣，試論析如下，並向大家請教。

一、 對殘卷性質的推定

首先，儘管其有「問」「謹對」等字樣，與馬端臨說的宋代帖經考試在語詞上「對」「謹對」等一致，但這一殘卷不是帖經的卷子，這一點能確定無疑。這是因為帖經考試與此截然有異，「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所謂「帖三字」，就是遮去三字，要求默寫出這三字，類於今日的填空題。當然，這也絕不是進士的對策，就現存的標明「進士策問」的，如權德輿貞元十三年（797）《中書試進士策問二道》看，因對進士要求的提高，絕沒有單獨策問《論語》的。

假如按王素先生所論，這是「經義對策」的殘卷，但這一結論實有幾個問題無法解決：

（一）無論是新舊《唐書》的《選舉志》、《唐六典》等官方權威記載，還是民間個人的載錄，如筆記《唐語林》等，提到的明經策問，都是考時務策三道。而這一殘卷，從字體來看，除了殘卷（九）之外（即最後的一問一對），筆跡相同，當是一人所為。因此，如是對策，當不可能超過三道，此殘卷卻至少有六道，遠超出三道。當然，也存在抄撮多個對策文的可能，但這一假設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這六問、六對的內容沒有重疊和交叉。

（二）唐代明經、進士的策問，集中見《文苑英華》卷475至476（還有各種制舉的對策，暫不涉及）。也正好倖存有三道《論語》的策問，遺憾的是沒有對策。不過，這些種類眾多、稱名不一的對策格式卻是統一的，即先是「問」，尾是「想宜究悉，一二顯析」，「鄙則未達，子其辨歟」，「探索精微，當有師說」之類詢問的話語；然後是「對」，以「謹對」二字結尾，沒有「此明」二字。而這二字，顯然是表明對「問」意義的回答。與此一脈相承的是，在對的結尾，往往有「《子張篇》也」「《（鄉）黨篇》也」等說明出處的字眼。這些字眼，在現存所有的各類對策文中，都是見不到的。

（三）在唐人的論述中，沒有「經義對策」這一稱呼，僅有「墨策」「時務策」「經策」等名稱，或徑直簡稱「試策」。因此，與其判定為「經義對策」的殘卷，還不如在詳細考察明經、進士考試遷變歷程的基礎上，再審視、研判這一殘卷的根本性質。唐代明經、進士二科的考試，前後有一個發展、調整的歷程：

自是士族所趨響，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634），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680），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681），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識文律者，然後試策。……（開元）二十五年（737）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通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準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

作為深諳當代典章故實且歷任德宗、順宗、憲宗三朝的宰相杜佑，其敘述較為嚴謹，也比一般筆記精確。又，調露二年以及開元二十五年兩次關鍵改革的詔令，仍見存於《唐大詔令集》卷106《條流明經進士詔》，以及《唐會要》卷75《選部下》「帖經條例」條。今按，杜佑所記，是截自詔令的原話。

又，《封氏聞見記》卷3《貢舉》所載，亦可互證：

國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按章疏試墨策十道。……開曜元年（681），員外郎劉思立以進士准試時務策，恐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並帖小經。……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於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其後明經停墨策，試口義，並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六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多有聱牙、孤絕、倒拔、築注之目。文士多於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為大厄。

對進士而言，早期「止試策」，至於策里是否包含《論語》，推測之下，可能性不大，因為王讜已明言此際試「時務策五道」，且貞觀八年加試「讀經、史一部」，不包含《論語》就可能是這一早期考試形式的遺存。永隆二年，已改試「雜文」（即箴、頌、詩、賦等文體）和時務策了。開元二十五年後，據王讜的說法，進士改帖大經（據《新唐書》卷44《選舉志上》所載，《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加《論語》，也自不可能再策試《論語》了。因此，這一殘存寫卷只能是明經考試下的產物。

明經考試，最初「止試策」，調露二年後在考功員外郎劉思立的建議下，增添了帖經，即帖經和試策兩場。開元二十五年後又有了重大轉變，增添了「按問大義」的環節，變成了三場試。這也有一佐證，《唐六典》卷21《國子監》載：「諸明經試兩經，進士一經，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余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為問。其答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為通。」《唐六典》編定於開元十年（722）至二十六年，所以雖及見此後的改革，但一時似未能及時修改，還是沿襲考兩場的舊制。至於試策內容，也進行了重大調整，即改考時務策·趙匡《舉選議》亦言「試策自改問時務以來」。但這一題型難度較大，「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由此淪為一種形式，結果致使「變實為虛，無益於政」，不利於人才的選拔。趙匡的建議是「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為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不用空寫疏文」，正與《唐六典》說的「錄經文及注意為問」對應，說明對策主要是據注、疏來回答。這可能是出於尊崇初唐編撰的進而詔令天下、一統經疏的《五經正義》的心理。

那麼，為什麼要增添「按問大義」的環節呢？這需進一步深入了解當時的具體情形。

整體而言，明經的考試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最初「止試策」，也即《唐語林》所說的「乃案章疏試墨策十道」。「章疏」，指經書每章下的疏義，其標準就是永徽四年（653）三月修成並頒行天下的《五經正義》。其考查的方式，就如這一出土的對策殘片，要遵循一定的格式，或許正因其嚴格、死板，所以稱為「墨策」，即早期僅是考查記誦。但是，這一測試方式，日久產生流弊，因為為便宜計，根本不必深究典章故實，只是死記硬背就行了。所以，永隆二年（時距唐開國已六十三年）就以詔令的形式駁斥投機取巧者：「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進士不尋史籍，惟誦文策。」此詔令亦見《唐大詔令集》卷106、《全唐文》卷13。顯然，這正是針對「案章疏，試墨策」而進行的批評（即針對「明經射策」）。這只是初期的情形，還不甚嚴重；開元二十五年的詔令，措辭就嚴重多了：「進士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為改變這一不明經義、「罕窮旨趣」的弊端，朝廷採取了停墨策，「按問大義」，增加時務策的方式，加強對經義理解的考查。這也吻合《唐會要》卷75的記載。另一個原因就是面對急劇增多的考生，迫切需要增加考試的難度，以減輕禮部選舉的壓力，帖經中的「聱牙、孤絕、倒拔」等名目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吏部試判也是這樣，「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征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與此「征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類似，自需提高策問的難度以應對眾多的考生。

「按問大義」，即「試口義」，是口問大義，口頭回答。但是，問題又來了，空口無憑，沒有文字試卷保存下來，事後容易滋生爭執。建中二年（781）十月，中書舍人趙贊知貢舉，曾上奏言說這一弊端，「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為避免這種爭端，「今請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既與策有殊，又事堪征證，憑此取捨，庶歸至公」，這一建議得到了施行。又，「與策有殊」，也顯示了「按問大義」與時務策的內容截然不同，即側重於經疏意旨的提問。但施行的結果可能不甚理想，因為貞元十三年（797），尚書左丞顧少連權知貢舉時仍舊提及了這一問題，「對策皆形文字，並易考尋。試義之時，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奏」。這個建議得到了允許和頒行。這也有一個佐證，權德輿《答柳福州書》中曾言，「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義，則牆面木偶」，「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內，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其中的兩「書」字，以及「數紙」字，都清楚地顯示是筆答經義。權德輿，貞元十七年（801）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為得人」。因此，據信中「是以半年以來，參考對策」，則當為貞元十八年時事，正在調整之後。而且，權氏所論正是針對「明經問義」這一考試調整的核心。就是說，一再建議下，筆試「大義」得到了貫徹。不過，筆試「大義」改稱名「墨義」了（「墨」者，取「默寫」之義），如《唐會要》卷75《明經》所載：元和二年（807）十二月，禮部貢舉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准舊試墨義十餘條，五經通五，明經通六，便放入第。」元和七年（812）十二月，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奏：「試明經請墨義，依舊格問口義。」太和二年（828），禮部貢院又奏請「准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四日敕，以墨義代替口義」。

那麼，如在開元二十五年以後，殘卷只能是建中二年後「按問大義十條」時的卷子（因前期口問大義，自然無所謂寫卷留存）。但是，這一推斷明顯與當日的政治形勢相左。這是因為敦煌在建中二年（781）陷蕃，直到大中二年（848）當地大族張議潮起義，才趕走了吐蕃，中間近七十年是在吐蕃的直接管轄下。從《唐摭言》卷1《會昌五年（845）舉格節文》中看，沒有沙州的貢舉名額，就確證在陷蕃期間，敦煌一地是沒有向唐中央貢舉的，這也自然談不上策試了。

那麼，是不是開元二十五年調整以後的時務策呢？據《唐六典》卷2《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條，「其明經各試所習業，文、注精熟，辨明義理，然後為通」；至於《論語》，共試策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為問。其答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為通」，均側重對經文及註疏發問。這是開元二十五年之前的墨策要求。今恰好留存有其後的策問，《文苑英華》卷475《策問二十二道》、卷476《策問二十八道》保留了權德輿命制的明經策問。上已言，權德輿，貞元十七年（810）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凡三歲掌貢士」。按照此後的制度，明經是「答時務策三道」，但《文苑英華》中保留的是《明經諸經策問七道》《策問明經八道》，都遠遠多出了三道（即就《左氏傳》《禮記》《周易》《尚書》《毛詩》《榖梁》《論語》命題策問，《策問八道》又多出了《周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命題者而言，要命制所有經書的策問，才能滿足不同類型明經考生的需求。其卷475《明經諸經策問七道》，強調「明經」「諸經」，就是這個道理。其中一道是《論語》的策問：

問：孔門達者，列在四科，顏子不幸，伯牛惡疾，命之所賦，誠不可同。至若攻冉求以鳴鼓，比宰我於朽木，言語、政事，何補於斯？七年可以即戎，百年可以去殺，固弛張之有異，曷遲速之相懸？為仁由己，無信不立，拜陽貨則時其亡也，辭孺悲則歌使聞之。聖人之心，固當有為。鄙則未達，子其辨歟？

顯然，策問不局限於某一篇一章，或某一句一詞，取材範圍較廣，明顯帶有綜括、通貫的性質。設問的內容也比較全面，不局於一隅，如這一道就考查了對多個篇章的理解，「四科」（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攻冉求以鳴鼓」均出自《先進》，「顏子不幸，伯牛惡疾」出自《雍也》，「比宰我於朽木」出自《公冶長》，「七年可以即戎，百年可以去殺」出自《子路》，「為仁由己，無信不立」出自《顏淵》，「拜陽貨則時其亡也，辭孺悲則歌使聞之」出自《陽貨》，一共涉及六篇，幾占整個《論語》篇章的三分之一。策問主要涉及三個問題：第一，顏回早逝，伯牛有疾，誠可說是天命不同，但對四科中的優秀者冉求、宰我，孔子卻表示了失望和斥責，對冉求的「聚斂」「附益」，號召可「鳴鼓而攻之」，喻宰我「朽木不可雕也」，不可造就。那麼，其所擅長的言語、政事，為何不能彌補其性格的缺陷呢？第二，七年可以教民作戰，百年才能去殘止殺，固然張弛有異，功效卻為何這般懸殊？第三，孔子主張「為仁由己，無信不立」，卻趁陽貨不在家時回拜他，託疾不見孺悲，卻又故意放歌暗示。聖人言行均有道理，道理又何在呢？

這三個問題，分別從君子的缺陷、戰爭去殺、仁德誠信的角度，從聖人言行中的矛盾處設問，問得確實機智、巧妙，也足以考察考生的解讀和思辨能力。顯然，要回答這些策問，達到「辨明義理」的要求，僅用敦煌殘卷中主要揭示題旨、意義等類似的話語是肯定不行的。就這一道策問而言，孔子也是一介凡人，也自有其缺點，如對宰我一時「晝寢」，而疾言厲色；故意在陽貨不在家時拜訪，也隱然有一絲自傲的心理。但這些缺點，在封建時代是絕不允許非議的，或者說，這些言行並不一定都有什麼高深道理，這就需考生費盡心思、千方百計地找一些理由加以辯解、回護。這自然是較難的事。而且，上已論，「按問大義」與時務策的內容截然不同，也側證時務策不是考試經文「大義」的。前引趙匡所言的「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也顯示了這類時務策難度的提升遠非一般人所能承受。這些都證明殘卷肯定不是開元二十五年以後的時務對策。

又，貞元八年（792），韓愈進士及第後，曾撰《贈張童子序》；貞元十九年（803），韓愈職任四門博士，作《送牛堪序》，都述及此際攻讀明經的艱苦：「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征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其為業也勤矣」，都強調了明經要誦讀經文及傳注，並要約通經文大義，能引其他經書的文字互相證明。這正與開元二十五年改革後的明經考試能相印證。

當然，典型的時務策還是要緊扣時事發問的，如權德輿命制的《貞元十三年（797）中書試進士策問》中的第二道：

問：乃者西裔背盟，勞師備塞。今戎王自斃，邊遽以聞，而議者或曰「因其喪而吊之，可以息人」；或曰「乘其虛而伐之，可以闢地」；或曰「夷實無厭，兵者，危事，皆所以疲中國也，不若如故」，是三者必有可采，思而辨之。

「備塞」一事指貞元十三年春，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奏築方渠、合道、木波及馬嶺城（在今甘肅慶陽西北，方渠最北，今環縣）以防備吐蕃，「未旬而功畢」。「戎王自斃」事指吐蕃贊普墀松德贊死，其子足之煎立。邢君牙在隴州築永信城以備虜。十三年正月，虜使者農桑昔來請修好，朝廷以其無信，不受。開元以來，瓜州即開始告急，據《舊唐書》卷196上《吐蕃傳上》：開元十年（722），中書令張說曾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又事征討，實為勞弊。且十數年甘、涼、河、鄯徵發不息」。開元十五年（727）九月吐蕃一度攻佔沙州，「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明年秋，吐蕃大將又率眾攻瓜州。十七年又戰。至德元載（756）後，乘安史之亂，吐蕃又發動劫掠戰爭，兵鋒直指長安，河西、隴右陷入了戰爭的激流。「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右衽矣」。具體來說，據《元和郡縣圖志》：吐蕃於廣德二年陷涼州，永泰二年（766）陷甘州、肅州，大曆十一年（776）陷瓜州，建中二年（781）陷沙州，控制了整個河西走廊。這也就是《舊唐書·德宗紀》建中二年詔書所說的「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絕」，也即《舊唐書·郭昕傳》說的「昕阻隔十五年」。可以說，吐蕃成了大唐西北邊境最大的威脅，也一直摩擦、爭戰不斷。策問確實是針對不斷惡化的西北防務，以及對吐蕃的侵襲而言，是當下現實的反映。就這一點來說，明經的策問沒見有這類直接依據現實命制的試題；或者說，在時人一致高看進士的潛意識中，也賦予了進士能解決現實中重大問題的能力。除此之外，進士策試還多針對重要的語詞、思想觀念等進行一己的思考和解答，且沒有現成的答案。這一點，明經則不免相形見絀。

這樣，就只剩下了一種可能，即是開元二十五年調整之前的「墨策」，也即《唐語林》所說的「案章疏，試墨策十道」。上引《通典》所載「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說明所謂的「墨策」，也就是「經策」，並與「時務策」不同；否則，也就不用說「免試經策」，照例直言「試時務策」就行了。同時，這也正佐證先前是測經策十條的，這在數量上亦能吻合六問六對（此可能有殘缺）。重要的是，這一推斷與整理者所揭示的墓葬出土的其他文書的時間一致，同墓出土的文書，「其中所見紀年，起景龍二年（708），止開元十三年（725）」。據此，殘卷就只能是永隆二年（681）至開元二十五年（737）間的試策，即墨策。又，敦煌寫卷時間的判定，一般可據避諱字，但遺憾的是，殘卷中相關的諱字，僅一處，即殘片(二)中「社無教令人，而人事之，故問（後缺）」句，據卜天壽《鄭注》寫本「哀公問主」至「使人（民）戰慄也」一段，其殘存注文恰好有「哀【公】失御臣之權，臣（闕一字）見社無教令於人，而人事之，故（闕一字）」一節，此處的「人」為「民」的避諱。但此僅能說明是太宗以後的寫本，並不能說明更多。

二 、墨策的體制

唐代「墨策」的具體內容如何，學者一直不得其詳，宋以後也一直未有其解。應當說，這一殘卷「墨策」性質的認定，正能幫助我們充分認識這一種對策的特點。概括而言，有以下特色：

（一）形制上，以「問」字發端；回答時，以「對」字開頭，以「此明」二字來引起對經文意義的揭示，最後，點明出處，如「《子張篇》也」，再以「謹對」二字作結。

（二）內容上，對策重在揭示發問的內涵，如對「士見危致命」，解釋為「祭思宿（肅）敬之心，喪士見危致命」。解釋時，可引用經文的注、疏，也即趙匡反對時說的「不用空寫疏文」，如「哀公問主」的對策，就引用了鄭玄注「哀【公】失御臣之權，臣見社無教令於人，而人事之，故」。之所以取注、疏，借用曾掌貢舉權德輿的話，就是「註疏者，猶可以質驗也」，能據此考核、判斷對經文掌握的程度，可以勘驗，以免被人上下其手，鑽了空子。也正是這一特性，凸顯了墨策策試的呆板，較少有一己性情的彰顯和見解的發揮，更沒了漢以來對策縱橫馳騁、評議時政的色彩。

墨策既然又可稱「經策」，顯然側重於對經文（也包含註疏）的考察，而與時務策截然有異；要不，也就用不上改弦更張了。就這一殘卷的內容與上舉權德輿命制的《論語》時務策來看，確實稱得上是截然有異，這也反過來證實這一殘卷只能是開元二十五年之前的策問。

就此點看，開元二十五年的改革詔令，實際上就是對墨策測試經文疏義以「按問大義」的形式繼續留存，同時為了增添難度，而採用綜貫理解經注的時務策的方式考察。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開元時期，多年的承平，考生急劇增多，「玄宗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至省者，常不減千餘人」。《通典》卷15《選舉三·歷代制下》亦載：「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才有一。」再從另一個側面看，永隆二年的詔令，「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其所言的「義條」，就當是對《論語》意旨的闡釋，因為《論語》本文語意間有時跳躍較大，理解不易，實有必要考察含義的理解。墨策就當是對這一缺陷的突破，增添了對經、注全面理解的考察。

（三）解釋時，所依據的是鄭玄注。這也吻合《隋書》卷32《經籍志》中「小序」的記載，《論語》的注釋，「至隋，何（晏）、鄭（玄）並行，鄭氏盛於人間」。何晏《論語集注》漸趨式微，鄭注得到了學者的推尊。唐朝依舊如此。據伯二七二一號《雜抄》寫卷，「論經史何人修撰制註：……《毛詩》《孝經》《論語》（小字雙行註：孔子作，鄭玄注）」。這一寫卷編訂的時間，應在神龍三年（707）至開元十年（722）之間。又，《唐會要》卷77《貢舉下》「論經義」條載開元七年三月至五月間關於《尚書》《孝經》《周易》《老子》等四書採用何注的一次論爭，最後詔令裁決。至於鄭玄注《孝經》，當時劉子玄已列十二條證據，力辯其偽，可信從，此不置論。所堪注意的是詔令中透露出的學術傾向，「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這雖是針對《孝經》而言，其實也可挪移到《論語》。因為隋朝以來，「鄭氏盛於人間」，何晏注漸趨式微。朝廷的意思很明顯，就是「旁求廢簡，遠及缺文，欲使發揮異說，同歸善道，永惟一致之用，以開百行之端」，即發揮各種學說的作用，一起輔助推行德行教化、治理國家。潛意識中，還是反映了鄭注「盛於人間」的事實。

附帶說明一下，王素認為「詔文末句，主要指《論語》而言」。王素的解讀略有偏差，今核詔文的末句：

其何、鄭（指鄭玄《孝經注》)二家，可令仍舊行用。王(指王弼《周易注》)、孔(指孔安國《尚書注》）所注，傳習者希，宜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括弧內為筆者所注）

按：「何」當為「河」，指河上公《周易注》。《唐會要》卷77「論經義」條、《玉海》卷42「唐開元詳定傳注四書」條，均為「河」字。因為此詔令是針對《尚書》《孝經》《周易》《老子》等四書的註疏，非是指《論語》的註疏。

因此，敦煌寫卷以及阿斯塔納墓出土了眾多的《論語》鄭注，自是很正常的事。

（四）據原圖版審視，其策問的內容恐怕較短，是以核心的內容來提示題意，如「（士見）危致命」「（哀公）問主」「曰山樑（雌）雉」等，之所以如此，恐怕是為了增添測試的難度，考察考生能否準確判明出處並進而解釋。也許正因為這般簡短，使得時人或後人認為沒有存錄的必要，而致使其長期湮沒。

（五）推測之下，每道對策文的字數恐怕不多，也沒有字數的限制。

三 、墨策考試的時代意義

這種策問雖然比帖經要難一些，但實際上還是在考識記的功夫，最多也就是增添了對經文注意的解讀；但就是這一點，也可憑藉鄭玄注加以有效地闡發。這也恐怕是稱為「墨策」的真正含義，「墨」者，墨守也，默寫也。顯然，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這也是唐人每每矜誇自豪、特別在墓志銘中俯拾即是的年少中明經的真實原因。今聊舉數例：

（蕭灌）年十八，明經高第，補代王功曹。

一覽數紙，終身不忘。（崔景）年十七，與親兄睃一舉明經，同年擢第。

（張志和）年十六，游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

（郭良宰）年十七，崇文生明經及第。侍郎韋陟揚言於朝，稱其稽古之力，許其青冥之價。

（蕭直）十歲能屬文，工書，十三游上庠，十七舉明經上第，名冠太學，二十餘以書記參朔方軍事。

公（權挹）年十四，太學明經上第，因喟然曰：「學不足以究古今之變，而干祿者，非吾志也。」遂養蒙於終南紫閣之下，窮覽載籍，號為醇儒。

年齡在十七八，甚且有14歲的，就能明經及第，確實年少。崔景「一覽數紙，終身不忘」，似乎也讓人見出記憶力強而對考中明經特別的助推力。時人稱「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即30歲考中明經已經是老人了，也足以看出明經及第者確實都比較年少。

其實，就考試程度比帖經更難一點的墨策來看，也沒什麼稀罕。明經每年錄取的人數（約一百人），遠比進士（約二三十人）多得多。開元十七年三月，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監司每年應舉者，常有千數，簡試取其尤精，上者不過二三百人。……自數年以來，省司定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兩監惟得一二十人。」韓愈《贈張童子序》亦載整個考中的人數「歲不及二百人」（含明經、進士）。貞元十八年，詔令「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大和九年，又略有調整，「進士元格，不得過二十五人，今請加至四十人；明經元格，不得過一百一十人，今請減十人」。也正是為此，時人並不很高看明經，「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對比中凸顯明經的容易，可說是其來有自。不過，話又說回來，能在千人中脫穎而出，也是極為不易的；只是說相對於進士，確實要容易一些。

明經及第，吏部試合格後，多授為縣丞、縣尉、或州縣參軍、功曹、主簿之類的地方基層官員（當然也有在中央任職的，但較少）。明經出身者多長期沉沒下僚，也為此被一些位高權重的儒士、大夫所譏斥或輕視，典型的一例就是人所熟知的元稹被李賀嘲笑一事。據晚唐康駢《劇談錄》卷下「元相國謁李賀」條載，元和中，以明二經及第的元稹去拜訪李賀，遭到了拒絕，李賀令僕人對他說「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一時間，蒙受羞辱的元稹只得「慚憤而退」。此事容或虛構，與史實不甚相合，但卻足以看出社會上瀰漫的輕視明經的氛圍。開成四年（839）正月，唐文宗甚且嘲笑「只會經疏」的明經，「何異鸚鵡能言」？即與鸚鵡學舌沒甚兩樣。最高層如此評價，明經較低的社會地位實在可想而知。其最根本的緣由就是明經考試遠較進士為易，在一個極度推崇進士的社會氛圍中，自會不斷蘊育出這類故事。而從這一墨策範本中也能清晰地看出，與上所舉的進士時務策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難度低得多。這正可說其來有自。如從初唐算起，墨策這一考試形式，大約存在了120餘年。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