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輩所經歷的「糧票時代」：年輕人積攢60斤糧票搞定對象

新中國成立後38年間，可稱為「票證時代」，當年各式各樣的票證多如牛毛，除糧票外，還有油票、布票、棉花票、肉票、豆腐票、肥皂票、火柴票、花生票、糖票、酒票、，香煙票、蘑菇票、木耳票，粉條票、自行車票、電視機票、縫紉機票、手錶票等等，可以說，凡是與民眾生活有關的商品，都得憑票購買。當然，這其中，最重要、最不可缺的是糧票，稱為「第一大要」實不為過，因為任何人天天都得吃飯。

其實，糧票只是每個人享受糧食定量的一種流通媒介，關鍵的問題是糧食定量。當年每個人的糧食定量都以戶為單位記在《居民糧食供應證》(人們通稱為「糧本」)L如果不買熟食或不到飯店吃飯，只是買糧食，根本用不著糧票，拿著糧本到糧店記賬購糧就是了。如果定量節餘了，留在糧本上仍為已有，但寅吃卯糧絕對不可。當年「糧本」的重要性，不亞於戶口本。

定量根據每個人的職業和年齡有所區別。凡吃商品糧的機關幹部、教師、醫生、科研所人員等腦力勞動者，每人每月30斤，還必須「節約」 1斤，實有29斤，居民24斤：大學生 33—36斤，中學生22--24斤，兒童 15斤，特殊工種45斤，重體力勞動者37斤。各地標準雖略有區別，但上下差不了一兩斤。

上世紀 70年代初我家6口人，我和愛人屬於幹部，每人每月29斤孩子們小，都上學，均在15--22斤之間：隨我一起生活的母親是農業戶口，糧本上無名。這點兒定量6E1人消受，如果放在現在，絕對夠用，因為生活上「不差錢」，副食、菜蔬又這樣豐盈，大人、孩子吃主食都很少。但當年不行，生活上沒有什麼油水，主要是啃糧食，所以月月虧空，缺糧成了一塊心病。

定量不夠就得想法兒。70年代每個火車站在火車暫停時，月台上都為旅客出售燒餅，旅客出示火車票即可購買，一張火車票限購兩個，且不收糧票。當年我到北京出差的機會較多，每次都要牢牢抓住這個機遇。出門前先準備一個布袋，從石家莊上車，車到定州、保定、涿州等火車停車時間較長的車站，將所帶行囊托鄰座看管…下，迅速下車，排隊買燒餅。如時間允許，在這個攤點買了，馬上跑到另一個攤點購買。站站如此做法，回程時亦如此。這樣，出一趟差來回可買到20來個不用糧票的燒餅，全家可吃兩二天。這不就相應提高了糧食定量嗎?

當年的糧食不夠吃，是各行各業的普遍問題，絕非某——家庭f『個案」。駐省會保定的河北省戲劇學校(今河北藝術職業學院前身)，師生要練武功，要排戲，這不僅是個辛苦活兒，而且是個體力活兒。師生吃不飽，練功排戲就沒勁兒。時任省長劉子厚愛看戲，經常去戲校看排練、演出。 1964年某月的一天，劉省長看戲後與師生座談，大家反映的主要問題是定量低，吃不飽。劉省長當場表態給師生增加定量。很快，省糧食廳就決定，男教師、學生每人45斤，女教帥、學生每人37斤。這麼高的定量，戲校老師們一直享受到90年代初糧票取消。

國家總理也關心演員糧食定量的問題。1961年6月，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在北京香山召開期間，6月22日，周恩來總理請30多位演員到中南海西花廳家中做客。用餐時徵求演員意見時，長春電影製片廠演員金迪(在《我們村裡的年輕人》中扮演孔淑貞)快人快語，說「演員生活困難，吃不飽，有的演員太瘦，拍戲時嘴裡含著棉花團」。周總理聽後向在座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說「告訴長影，要改善生活。」不久，長影廠演員的定量每月增加到38斤，還能吃到大米。

改革開放後，人們的生活普遍好轉，河北戲校教師們這麼高的定量，多數人用不完，有時就用糧票換雞蛋(到居民區賣雞蛋的都是農民，他們沒有糧票)。因我也在這裡工作，有的老師見我家定量總不夠吃，就不時幫補一些，解決了大問題。一直到1983年我到縣裡工作時，全家定量仍不夠用，縣裡的一位同志知悉後，慷慨地送給200斤糧票。當時糧票社會上0．20元一斤，200斤糧票可賣40元，給他錢他說啥也不要，只說「家在農村不缺糧」。至今我還欠著這筆人情脹。

我輩如此，名人也不例外。讀過著名作家何申的大作《糧票的故事》，他在文中說，年輕時為了找對象，他煞費苦心地積攢了60斤糧票，對象方搞定；而為了吃飽飯，竟想推掉哲學課教員之職，改行到食堂做炊事員。糧票不僅影響到婚姻大事，而且—時還改變了一個人的職業，你說糧票的威力大不大?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