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是如何被偽裝成「民間行為」的？

圖：關於中國倖存「慰安婦」的長篇紀錄電影《二十二》上映海報

文 | 諶旭彬

時至今日，仍有聲音辨稱：「慰安婦的募集不是國家行為，也不是軍隊行為，而是民間「業者」的自發行為，沒有政府和軍隊強制徵募的證據」。

這是日本政府當年之「偽裝政策」的「巨大成功」。

還「慰安婦」以歷史公道，須先戳破這層偽裝。

偽裝政策

日本近代成千上萬慰安所的創建背後，有兩大推動力。

其一，是日本軍人龐大的性需求。其二，是日本商人對賣春業利潤的瘋狂追求。

整合這兩大推動力的，正是日本政府和日本軍方。其中尤以軍方最為積極。

譬如，1938年，北支那（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曾在給日本軍部的報告中，催促軍部「儘速設置性的慰安設備」。岡部說：

「日本軍人在各地強姦事件的全面傳播確實釀成預想不到的嚴重反日感情。……各地頻發的強姦事件不只是止於刑法上的犯罪而已，還因危害地方治安，阻礙軍隊全面的作戰行動而連累國家，似此實可說是重大的叛逆行為。……如上所述，在嚴厲取締軍人的個人行為以外，還要儘速設置性的慰安設備，以免因為沒有這項設備而發生非故意犯禁的事情，此為當前緊要之事。」

按岡部的邏輯，其要求「儘速設置性的慰安設備」的目的，是為了緩解日軍對中國婦女的強姦，進而緩解佔領區內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這一觀點，在全面侵華戰爭前期相當流行。如專攻精神病理學的日本金澤醫科大學教授早尾虎雄，1939年以陸軍軍醫中尉的身份在上海從軍時，也說過：

「在後方華中，儘速開設慰安所的主要目的，是藉由性慾的滿足來緩和官兵的情緒，以防強姦傷及皇軍的威嚴。」

所謂「皇軍的威嚴」，既指國際觀感，也包括佔領區內中國民眾的觀感。

軍部是建立「慰安婦」制度最迫切的推力，同時又不希望「破壞帝國威信，損害皇軍名譽」。所以，1938年2月23日，日本內務省警保局曾向各廳府縣政府發函，就「辦理婦女出國手續」制定了7條規定。文件要求：

女性以賣春為目的出國，其範圍限於日本本土妓女，事實上賣春，且年滿二十一歲以上，沒有性病和其他傳染病的人；政府在在發放出國賣春的身份證明時，應先調查其工作契約，必須留意沒有買賣人口和掠奪誘拐的事實；想要出國賣春的人，在申辦身份證明時，必須取得至親尊長的同意，或親自說明就業事實，以及本人必須親至轄區警察署申辦證件，經過調查核准後，才可出國。

該規定特彆強調，必須高度注意迴避「慰安婦」招募與日本軍方之間的直接聯繫：

「中介招募者以賣春為目的，及涉及一般風化業而出國之婦女時，說已得到軍方諒解，或說與軍方有聯絡者，都要嚴格取締。」

值得注意的是：該文件所具體針對的，只是日本本土「慰安婦」的招募。許多「保護慰安婦權益」的規定，並不適用於日本殖民地和日軍佔領區。如「年滿二十一歲以上」的限制，即只在日本本土施行。台灣、朝鮮等殖民地徵召的「慰安婦」，據朱德蘭調查，有大量未成年處女。在中國佔領區，掠奪誘拐乃是徵召「慰安婦」最主要的手段。

惟在迴避政府、軍部與「慰安婦」招募之間的直接聯繫這一政策，在本土、殖民地和佔領區，均被一體貫徹。但這種迴避亦不過是欲蓋彌彰罷了。

下文，即就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徵募中的角色、日本軍隊在「慰安婦」徵募中的角色，以及是否存在政府、軍隊層面的強征行為，各舉一例，分別說明。

圖：中國軍隊抓獲的日軍朝鮮人「慰安婦」，1944年9月3日拍攝於雲南松山。

案例一：總督府層層轉包

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亞洲佔領區、駐屯地內，曾普遍設置「慰安所」，募集「慰安婦」。其中，無論是慰安所數量，還是「慰安婦」人數，均以中國為最多。從黑龍江中蘇邊境到海南島，凡日軍佔領區，慰安所無處不在。

上海歷史學者蘇智良長期從事「慰安婦」歷史的研究和調查，據其統計和計算：

「日軍在華慰安所達數千個，如果加上擁有一兩個『慰安婦』的日軍據點，將達到數萬個」；「中國被日軍擄掠充當『慰安婦』的人數總計在20萬以上」。

這成千上萬的慰安所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日本政府扶植的日本「業者」創建的。但是，這種「扶植」相當隱蔽，即便是被扶植者，有時候也未必清楚內情。

以海南的日軍慰安所為例。

1939年，台灣總督府接到海南島日佔軍亟需設立慰安所和招募「慰安婦」的指示，隨即命台灣拓植株式會社負責執行海口海軍慰安所的興建工程，及「慰安婦」的募集與經營業務。台拓會社創設於1936年，是一家代理台灣總督府推行南進政策的國策會社——所謂「國策會社」，是日本近代的一種特殊企業，以國家資本為核心，由國家資本與財閥資本合資，受政府嚴格控制、監督、管理，為國家政策直接服務。簡言之，即政府在商業領域的代言人。

總督府之所以把慰安所的建設和經營交給台拓公司，顯然是考慮到不宜由政府和軍方出面來做這件事。但台托公司是很著名的「國策會社」，由其直接操辦慰安所事務，仍屬不妥，輿論很容易將其與政府聯繫起來。故而，台拓會社又將建築工程交給其下游廠商田村組承辦，將募集「慰安婦」一事交給其融資客戶負責。其融資客戶之一的福大公司，是一家代替日本政府掌控福建地區經濟利益的准國策公司，台拓會社在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股份。福大公司的身份也不適合直接操辦慰安所事務，故又貸款給八名「業者」，也就是底層商人，讓他們分別前往廈門、廣州、三灶島、海南島等地開辦慰安所。

至此，外界只知道這些底層「業者」是慰安所的老闆，已無從洞悉慰安所與台灣總督府之間的關係。而且，即便是這些底層「業者」，也未必了解這種關係。

圖：被中國軍隊俘獲的日軍「慰安婦」。

案例二：掛靠在「自治會」名下

日軍在中國佔領區內所設慰安所成千上萬，類似由台灣總督府這般級別的政府部門籌劃設立者，數目有限。更多的慰安所，直接創設於日本駐軍之手。但是，這些慰安所由駐軍創建經營的同時，亦大多偽裝「掛靠」在「民間商人」或「民間機構」名下。

常熟縣1938年設立的幾個慰安所就是這種類型。

1937年11月19日，常熟縣城淪陷。同年12月23日，漢奸政權「常熟縣自治委員會」成立，由沈炯充任委員長，並創辦機關報紙《虞報》。

1938年2月22日，《虞報》第一版刊登了一篇談本縣慰安所繁榮狀況的新聞（亦可謂之廣告）。新聞稱：

「事變以後，百業蕭條，自治會為謀復興市面起見，爰有慰安所之籌設，仿春秋時晏子倡女閭三百故事。城區方面，已經設立者有鴻雲樓、常熟飯店等四處，開幕以來，營業非常發達，每逢星期日尤為熱鬧。城內市況日趨繁榮，慰安所固具有相當效力也。現悉蘇州最近又選集高等妓女多名，來常開設慰安所，已擇定北市心大方旅社為第五慰安所籌備處，積極裝修整理，布置內部，一侯工竣，不日即可開幕雲。」

按該新聞的說法，常熟慰安所的籌設，是「自治會」的主意，目的是為了「復興市面」，重新繁榮常熟的經濟。至新聞刊發時，已先後設立了四家慰安所，第五家正在積極籌備當中，很快也要開門營業。《虞報》是自治會的機關刊物，自家報紙替自家妓院打廣告，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自治會」委員長沈炯1938年2月寫給日軍駐常熟司令棚橋的感謝信，卻泄露了常熟慰安所的「天機」。

沈炯在信中說：

「茲承第一慰安所惠交義捐金三百元，具見司令官關心本會，特加照拂，拜領之餘，深為感激。除致謝第一慰安所外，用特專函奉達，藉表謝忱。謹陳司令官棚橋先生閣下。」

這封信的大意是：「自治會」成立之初，財務緊張，棚橋從第一慰安所的收入里，撥付「義捐金三百元」給沈炯，用於維持「自治會」的運轉。沈炯收到錢後，致信棚橋表示感謝。

如此，事情也就很清晰了：雖然《虞報》對外公開聲稱常熟第一慰安所是「自治會」主動籌設的產業，但其實際控制權（包括經營權和財政權）卻屬於日本軍方。軍方可以隨意從第一慰安所里調撥資金，得到慰安所資金支持的「自治會」，需要致信軍方表示感激。《虞報》要刊登消息說慰安所是「自治會」的產業，只是替軍方打掩護。

類似的「掛靠」現象其實非常普遍。如安徽蕪湖的日軍慰安所「鳳宜樓」，就「掛靠」在一個叫做姬少庭的地痞名下，姬則在日軍的支持下，肆意擄掠本地婦女。

圖：1938年正月，南京開設慰安所的情形。

案例三：直接強征中國婦女

如前所舉案例，「慰安婦」的徵募並非民間行為，只是被偽裝成了民間行為。

有時候，侵華日軍也會放棄偽裝，直接在中國強征「慰安婦」。如下面這份檔案所示：

1946年5月天津地方法院填報的《敵人罪行調查表》

該文件原件現存於北京市檔案館藏河北高等法院檔案全宗內（上圖系整理後的簡體版）。檔案所記錄的，是1944年4、5月間駐天津日本防衛司令部強征中國妓女80名，前往河南勞軍的一段史實，除圖示《敵人罪行調查表》外，還附有見證人出具的結文，及80名「慰安婦」的人名單。

據調查表及結文所述，當時天津日本防衛司令部通過偽警察局，向天津樂戶公會（即妓院公會）徵集150名妓女前往河南充當「慰安婦」，限次日開局名單交齊。但妓女們無人願往，多番討價還價失敗後，妓女避匿，妓院關門，全天津的娼業陷於停頓。偽警察局為完成日軍交待的任務，以武力強行抓人，湊足80乃止。

在這個案例中，日本軍人沒有直接參与抓捕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的行動，而是假手偽警察局進行抓捕。偽警察局與日軍之間的關係，自是眾所周知，為給日軍卸責，惟有否認抓捕行為的存在。故偽天津特別市政府警察局局長閆家琦在就此事給偽天津市政府的呈文中，又特別謊稱：經樂戶聯合會及各分會的勸遣，「（妓女）自願前往者共二百九十口」，通過身體檢查的「無病妓女八十六口」。

1944年日軍在天津強征「慰安婦」的行為，並不僅限於妓女。據該年7月3日偽天津市警察局特務科核發的情報披露：

「查王士海領導下之別動隊（即天津防衛司令部慰安所），邇來辦理徵集妓女獻納於盟邦（指日本）駐津部隊。每批二、三十名，以三星期為期。於徵集之際，流弊百出。凡被征者，能出以相當代價者，亦可收回；而近更變本加厲，在南市一帶有良家婦女被強迫徵發之情事。致社會輿論嘩然，一般良民惴惴不安。」

這些「別動隊」既嵌於日軍的統治體系之中，受日軍之支配，其強征良家婦女之行徑，自然與日軍難脫干係。所謂「慰安婦的募集不是國家行為，也不是軍隊行為，而是民間「業者」的自發行為，沒有政府和軍隊強制徵募的證據」，乃是彌天之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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