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對中國究竟有多重要？

文史 08-16

作者：張文木

來源：《太平洋學報》第25卷第6期

青藏高原在中國地緣政治結構中具有著如何高估也不為過的意義。在這方面，西方學者有較多提及但缺少系統研究，在中國則是一個全新的話題，需要中國學者以中國視角對其加以認真研究。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據古地理資料，在距今17億年以前，整個亞洲還是汪洋一片。此後，亞洲地殼發生了「中嶽運動」：今中國華北和東北、天山一帶零星出現古陸。距今6億年時發生了「震旦運動」；繼而「加里東運動」（距今約4.1億年）和「華力西運動」（距今約2.3億年），整個華北秦嶺、祁連、柴達木、塔里木及整個亞洲北部（含西伯利亞）都成為陸地（勞亞古陸）；約在2億年前，印支陸塊（也有人稱「揚子陸塊」）與中朝陸塊縫合。是時，除青藏地區及南亞次大陸還處在海洋狀態外，亞洲大陸已呈今之地貌。

然而，對中華先民的生存環境影響最深刻的是距今8000萬年歐亞大陸發生的「燕山運動」和距今1000萬年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是時，由於印度板塊從赤道以南俯衝過來與歐亞大陸相撞，引起青藏高原及喜馬拉雅山脈迅速隆起。中、晚更新世「陸表三級階梯地形更加顯著。青藏高原繼續迅猛隆起，上升幅度達1000～2500米，隨著地勢升高，氣候逐漸向寒冷、乾燥的方向發展。大冰期降臨時，氣候更為嚴寒，喜馬拉雅山脈、岡底斯山脈、喀喇崑崙山脈、唐古拉山脈等，在海拔4000～5000米處已是銀鑲玉砌，冰川廣布了」。這種現象與《淮南子·天文訓》中說的「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形勢相吻合。原來的海水從南亞東西兩側逐漸退去。由於印度陸塊抬擠亞洲大陸形成今天中國西高東低、三級——若考慮到被淹沒在東海、黃海之下深度50～200米、面積約110萬平方千米的水下淺海平原，應分四級——落差的地理形勢。

青藏高原的存在，給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以巨大的影響，也留給中華先民以巨大的地理想像空間。古人不知有青藏高原，只知有昆崙山；或將青藏高原混稱為「昆崙山」。魏源《海國圖志》稱昆崙山為「眾山太祖」，是居歐亞大陸之中的「萬山之祖」和「萬國孔道」：

儒言崑崙，釋言阿耨達，皆居大地之中。

知阿耨池，則知河源，知河源，則知崑崙據大地之中，當萬國孔道，且匯巨浸於萬仞峰顛，分注四大海，宇內斷無其匹。

（崑崙）山居東西正中，雖譯名不同，而宇內高山獨推亞細亞洲，為歐羅巴洲各山所不及，謂非蔥嶺而何？以萬山之祖當萬國之中，謂非崑崙而何？

夫中華在蔥嶺之東，則山脈自西來，愈西愈高，高至蔥嶺而止。西洋在蔥嶺西，則山脈自東往，愈東愈高，亦高自蔥嶺而始。【註：中國古代所稱之蔥嶺，即如今之帕米爾高原】

青藏高原是長江的發源地。青藏高原北起崑崙，南抵喜馬拉雅，東自橫斷山脈，西至喀喇崑崙。西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面積100多萬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位於亞洲大陸的西南部，東臨中國四川，西連克什米爾高原，北靠昆崙山—唐古拉山脈，南部橫亘著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喜馬拉雅山脈。西藏高原的主體部分在中國西藏自治區境內。中國西藏阿里地區是西藏高原的核心部分，也是喜馬拉雅、岡底斯等山脈相接之地和雅魯藏布江、印度河、恆河的發源地。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素稱「世界屋脊」。

「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於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西藏高海拔與不宜於農耕生活的地域特點使其與中原文明繼而與世界現代文明相對隔絕，新的生活方式在西藏地區推進極為緩慢，這既不利於西藏地區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以及由此產生的日益擴大的社會分工，同樣也不利於歷史上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有效管理。

青藏高原對於中國更多的還在於它所擁有的獨特而巨大的地緣政治意義，它辯證地展示了：

（1）青藏高原與中國整體安全的關係；

（2）以西藏為重心的中國邊地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係；

（3）中國與南亞次大陸及中亞伊朗高原國家的關係。

山地之難在於攻，平原之難在於守。形勝之地，當在平原與山地間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山地比例對地區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區域政治，往往起著不同但又非常重要的調節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礙，又是平原自衛的要塞。平原若有恰當比例的山地環繞，則會造成更有利的防禦條件和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長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禦人為設置的「險山要塞」。存在於無障礙大平原地帶的國家處四戰之地，攻易守難。這樣的地形有利於國家——比如蒙古帝國——擴張而不利於節制，這使得其中很少有國家能夠通過擴張——過度擴張會透支其國力並使其加速衰落——長期實現對整個地區的單一統治；與此相反，無障礙大平原，如果其物質資源足夠豐富的話，其地緣政治條件有利於多種戰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勢對抗。

比如西漢時一個蒙古高原就可容納匈奴、烏孫、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行共存；一個東北大平原可容納夫余、肅慎、挹婁、烏桓、鮮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歐洲平原占歐洲總面積的60%以上，其豐富的資源得以容納多種（比如法、德、俄等）戰略力量長期平行共存和均勢對抗，但這恰恰又增加了歐洲地區政治板塊統一的難度。中國山地佔中國土地面積的2/3，這樣的地形有利於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和統一性在同一地區合二為一地存在。1956年3月8日，毛澤東在聽取交通部彙報時說：「中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易進來。」

隨青藏高原的快速崛起，中國平原地帶進入山地的懷抱。如果將與之連體的帕米爾高原即中國古代所說的「蔥嶺」考慮在內，橫亘於中國西部的青藏高原猶如一道拱形垂天石盾，使中國地緣政治結構有了外敵西不能進，東不能攻，而我人民則西可「依山」，東可「傍水」的優勢，中國由此避免了歐洲大平原上那隨時背腹受敵的四戰困境。

中華民族總是幸運的：在遠洋技術尚不發達的古代，中原人民背靠大海有力抵抗著來自西北鐵騎的南犯；在遠洋技術興起，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從東部海陸侵犯我中國時，我們又有青藏高原的庇護，在這裡中華民族聚集起二次反擊的力量，並最終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那麼，可以斷定，

在未來相當的時期內，青藏高原對中國安全的終極保護作用是不會改變的。

青藏高原的迅速崛起也對中國與南亞次大陸國家的地緣政治關係產生了有利於中國的影響。橫亘於南部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喜馬拉雅山脈，使中國西南邊界與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板塊形成極為巨大的海拔落差，在兩千餘里的中印邊界上形成一道印度無法越過遑論大規模北上的巨大屏障。如果沒有這道屏障，公元前4世紀從希臘半島東來的亞歷山大（公元前356年—前323年）的遠征就不會在印度河停止，公元7世紀崛起於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大軍遠征的方向可能就不會是當時還很貧窮的歐洲查理曼帝國，而是已十分富饒的東方大唐帝國——事實上它已被高仙芝大軍阻擋在大唐西境之外。

當年打到印度河邊的亞歷山大大帝（the Alexander the Great，356—323 BC），如果沒有這道天然屏障，那今天中國雲南文化中可能就會有希臘文化的色彩。

青藏高原這種北緩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區與中國中原政權發生天然聯繫而不與南面的南亞次大陸國家聯繫遑論衝突，這使西藏天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時還使中國在不需要巨大國防投入的條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獲得了居高臨下的地緣優勢。

阿里地區位於中國西南邊陲，東起唐古拉山以西的雜美山，與那曲地區相連；東南與岡底斯山中段的日喀則市仲巴、薩嘎、昂仁縣接壤；北倚崑崙山脈南麓，與新疆喀什、和田地區相鄰；西南連接喜馬拉雅山西段，與克什米爾及印度、尼泊爾毗鄰。在巴基斯坦和緬甸從英印統治下獲得獨立後，印度與中國的關係從地理上反倒有了和平的保證。縱觀兩千多年中國版圖，其伸縮變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邊境，究其因，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繼，南面上來不可守。正因此，當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亞歷山大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都放棄了進入印度的計劃。

最能夠說明中印之間這種因地理環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規律的案例，是崛起於公元7世紀的吐蕃王朝。該王朝歷時200餘年，其統治範圍最廣時西起蔥嶺（今帕米爾高原）與大食（即興起於西南亞地區的阿拉伯帝國）接壤，東至現今甘肅省隴山、四川盆地西緣，北起天山山脈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與印度次大陸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海拔8000多米）與天竺（今南亞次大陸）接壤。

崛起於西藏山南地區並迅速向北擴張的吐蕃王朝，曾強大到幾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談婚論嫁」，即使如此，吐蕃王朝的邊疆也「不從這個根據地向南方的印度發展」，而是「越過他們領土中最荒涼、最困難的漫漫地區，向中國西部及中亞發展」，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沒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與中國西域相反，此間中印之間留下更多的並不是衝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國取經的和平佳話。對此，拉鐵摩爾解釋得比較有力，他說「在西藏地區，山嶺代替了長城」；麥金德對西藏的地緣政治優勢看得清楚，他說：

印度、蠻子（或中國南部）一度受到舉世無雙的西藏屏障的保護；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極地冰塊以外，在世界上或許是無與倫比的。

如果說西藏與印度之間有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長城」，那麼，西藏的穩定則與整個西域從而與整個中國的全局穩定——通過北面的南疆和東面的川康地區——有著重大的聯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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