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五：劫收、試煉與新生

適值日本投降日之際，今天我們討論K黨在抗戰期間的一些表現這一話題，並探討抗戰對於中國的意義。因為抗戰期間K黨的種種表現，將國民迅速推向了共產黨一邊？包括內政、經濟、外交等等，國府之所以最終喪失民心，也和在這三個主要方面上的失敗有關。

1｜內政：重用漢奸

在一部曾經家喻戶曉的電視劇《大宅門》中，有這樣一段情節。在北京淪陷期間為日本人賣命的漢奸關靜山在抗戰後反而成了「曲線救國」的抗日人士，而被日本人差點害死的白景琦（陳寶國飾）卻險些成為漢奸，這個情節有其真實的歷史來源，那就是國府對大量曾經為日偽效力的漢奸進行了留用。

國府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韙留用漢奸而不加懲處，究其動機，在於其欲「搶在共產黨前面」迅速控制淪陷區。因為抗戰結束時，國民黨的大多數軍隊都被擠壓到了中國的邊緣地區，距離淪陷區尤其是經濟發達的沿海淪陷區十分遙遠。但是，中共方面因為長期在日佔區與日偽軍周旋，所以反而距離淪陷區更近（例如新四軍在上海周邊都有活動）。於是面對這種情況，國府一方面命令中共軍隊原地待命，另一方面決定迅速「招安」淪陷區的日偽軍，讓他們阻止中共的步伐。

於是在1945年8月23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向日本駐華軍隊司令岡村寧次下達訓令，要求日軍部隊在國府軍隊到達前，承擔本地的防衛和保持交通線的暢通，甚至還要「收復」近期被「非正規武裝」（即中共軍隊）佔據的地區。也就是說，國府在抗戰勝利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令侵略中國的日軍去進攻中國軍隊佔據的地區。而日偽政府的大小官員，也就是俗稱的「漢奸」們，依舊在當地作威作福，發號施令。

正如首批到達南京的記者所發現的，淪陷區「絲毫沒有光復的跡象…崗村（寧次）依舊在外交部大樓里高高在上。日本憲兵仍盤踞著司法院過去的房屋。日軍哨兵四處遍布，奉命維持治安…」甚至就連南京的報紙依然要受到日方的審查。

國府這種利用日偽軍為自己「看家護院」，用漢奸維持當地秩序的行為無疑會受到廣泛質疑。「目睹這幫往日常常欺壓他們的人依舊官運亨通，大權在握，老百姓只能發出怒吼」，而怒吼以外，是更嚴重的問題，「若此等人（漢奸）不受一定追究，再遇民族危亡之際，人們何以保持忠貞？」

於是為了應對國民的質疑，自1945年9月開始，國府開始著手將一批漢奸撤職抓捕，但依然為這些漢奸們留了一個「後門」，那就是「凡曾為抗戰服務或任職期間為人民做過好事的偽職人員，均可請求寬大處理」，於是大量漢奸跳出來聲明自己參與過「地下抗日活動」，是「曲線救國」。最終，除了少數惡貫滿盈的大漢奸以外，多數曾為日偽政權效力的漢奸都逃脫了懲罰，在國府統治薄弱的華北、東北地區尤其如此。

除了日偽政府官員以外，國府對偽軍將領的收編更是肆無忌憚。如著名的「東陵大盜」孫殿英，在抗戰期間投降日軍成了偽軍司令，抗戰後又成為「國民黨先遣軍」為國府效力。按照其本人的話說，孫投降日本是受了蔣介石的密令，以便於在抗戰結束後能迅速控制日佔區。從國府大批收編偽軍，並依舊讓偽軍將領擔任原職看，孫的話「雖不中亦不遠矣」。

客觀的說，「盟軍」留用淪陷區的偽政府官員，並非蔣介石的「專利」。在義大利、希臘、荷蘭、韓國甚至法國，「盟軍」留用偽政府人員的情況並不鮮見，甚至還有直接將偽政府原封不動留用的情況存在。（《黑皮書》，主演「梅麗珊卓」；《暗殺》，主演「都教授的女友」；等影片都對這一荒謬的時期有所描寫）但是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勝利既已到來，仍未速懲此輩。正義感焉存人間？」國府的此種行為，無疑是對其自身政治基礎的嚴重損害，而從最終結果看，留用漢奸和自掘墳墓的差別是十分有限的。

2｜經濟：「劫收」淪陷區，坐視民族資本破產

話劇《茶館》中末尾有一段情節，早年主張「實業救國」的秦仲義「秦二爺」所辦的工廠在日軍侵華期間被日軍以「合作」的名義強佔，在抗戰後又被國民政府以「逆產」的名義查封。最終被國府拆除，「機器都當碎銅爛鐵賣了」，秦仲義只在工廠的廢墟里撿到了一支刻著自己名字的鋼筆管（殘件）。秦仲義半開玩笑的讓茶館掌柜王利發留著這鋼筆管，讓他勸告世人，有錢就要吃喝嫖賭、胡作非為，「可千萬別干好事」。這段情節反映的歷史事件，就是戰後國府洗劫淪陷區財產的「戰後大劫收」。

在戰爭結束前夕的1944年末，國府內部就如何接收淪陷區進行了討論。當時，國府重臣李宗仁建議採取「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方式接收淪陷區，即前線的國軍先行前進進入淪陷區，後方的國軍前進進入之前國軍的駐地，依此類推。但是這一建議遭到了蔣介石的反對，因為此時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大多數不在前線（蔣介石傾向於讓非嫡系部隊駐紮在前線，自己的嫡系穩坐後方，這樣一有戰事，便可以大到「打死日軍除外患，打死國軍除內亂」的「一箭雙鵰」之目的），如果照此方法接收，無異於讓非嫡系部隊先行進入擁有豐富資源的淪陷區，尤其是南京、上海、杭州等經濟、政治重地，更是萬萬不能落入「雜牌軍」之手。

蔣介石認為：戰後的受降與接收關係到戰後中國歷史政治走向，只能讓自己的嫡系來主導，即應該讓自己的嫡系部隊第一時間去進行接收。最終，國府制定了依靠美國空軍的幫助，從大後方空運國民黨精銳部隊到東北、華北、華東等淪陷區的方法。客觀的說，蔣的這一認識還是有見地的，但是因為蔣根本無法有效控制麾下各派系的行為，即使所謂的嫡系也爭鬥不斷，導致接收變成了「劫收」，實際上就是對淪陷區的財產進行了肆無忌憚的瓜分，淪陷區的日偽部門、倉庫、工廠甚至民宅，全部成了國府各方勢力的目標。

這樣的「劫收」一共進行了三輪。第一輪是以在淪陷區投降國府的漢奸、偽軍與在淪陷區活動的國民黨特務為主導的。因為「名位不正」，所以他們將主要目標放在了日偽各部門的金庫和淪陷區物資倉庫中的貴重物資等「動產」上，進行了第一輪的劫收。

第二輪劫收則是通過各種交通工具迅速到達淪陷區的軍隊，他們除了對資金、物資依然熱衷外，對於各種住宅和工礦企業也充滿了興趣，其中對於工礦企業的劫收，頗有「砸了機器賣廢鐵，拆了廠房賣鋼筋」的意思在內。因為這些產業本來不應該歸軍隊負責接收，軍隊也深知這一點，於是對於他們來說，相比接收後好好經營，快速變現才是上佳選擇，於是就出現了前文提到的情況。

第三輪劫收便是國府正式派遣來的接收官員了，這些官員有的來自中央各部門，有的來自軍隊各部門，有的則來自各省市。等他們到來時，這「日偽資產」的「盛宴」已經是「杯盤狼藉」了，但是這些接收官員們依然努力給自己「加戲」，搜尋每一點「殘羹冷炙」，從其他勢力的嘴裡奪食，成了他們的「基調」，而他們之間，也繼續發生著爭鬥。

其實這些所謂的「日偽資產」中，其實很大一部分是當初日偽掠奪的中國公民的財產。如果將這些財產物歸原主，那麼無疑會對國府的聲望有極大的助益，而這些工廠的恢復生產，也必然能緩解當時中國已經十分嚴重的通脹。但國府並沒有如此行事，而是將這些資產或者瓜分殆盡，或者損壞殆盡。其中較為完整的產業成為了國府大員們的私產，讓他們在薪俸之外，有了新的巨額收入。有時為了爭奪這些財產，國府各派系之間還發生了火拚，如為了爭奪上海一處日軍俱樂部，湯恩伯的部隊和上海警備司令部發生了槍戰，打死打傷多人。

關於「劫收」對經濟造成的損失以上海為例，日資華中振興公司待專門負責接收的特派員到達時，該公司三處辦公地點已有兩處被捷足先登的勢力洗劫，致使該公司長期無法復工。西川棉綢廠被正式接收前，軍隊就先將工廠進行了洗劫，至正式接收時已經「滿地狼藉」。劫收導致大量工廠停工，數萬工人陷入失業，根據1945年12月20日國府統計部門的統計，上海的失業工人總數已達十萬。而至1945年11月底，僅被「敵偽資產監督委員會」查出的擅自偷運日偽資產的案件就有500餘起，涉及4000噸銅鐵、500餘件機械、80卷新聞紙、五座工廠和大量布匹、大米、麵粉和酒。

另一件十分具有典型意義的是「湖南汽車案」。抗戰結束初期，交通部下轄的戰時運輸管理局駐湘辦事處接收了大約3500輛汽車。後來，當地公路局出於維持省內交通的考慮，要求辦事處移交一部分汽車，但是至1946年4月，辦事處只移交了1000輛「早已失去了汽車的模樣」的殘破汽車，無一可以使用。而這些汽車丟失的零件紛紛出現在了湖南的各種汽車修理鋪和五金店中，這1000輛汽車為何會如此，其答案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這場「劫收」鬧劇正如《大公報》所評價的：僅僅在短短20餘天之內，我們已在京滬兩地失去人心。蔣介石本人也面對這種情況痛斥：「對敵偽生產機構及經濟事業，只圖接收財產物資，未能配合需要，積極利用；甚有借口資金缺乏，不謀開展者，致生產萎縮，工人失業，貽中外人士以『接收即停頓』之譏。此實為抗戰勝利後，革命政府最大之恥辱！」但他的怒吼絲毫沒有作用。

國府一方面將淪陷區的經濟破壞殆盡，另一方面對國統區的企業也是令人齒冷。抗戰時期，大量有愛國精神的大小民族資本家費盡心血將自己的工廠遷移到了重慶，他們在重慶排除萬難，努力生產，雖然其產量不能算多，但是還是為沿海迅速淪陷以至外援基本斷絕的國府解了燃眉之急。

但抗戰結束後，因為法幣的流通擴大到了原淪陷區，導致國統區的物價急速暴跌，大量工廠瞬間進入虧損狀態，而就在這時國府方面也因為抗戰勝利取消了所有對這些工廠的訂單，這無疑成了對這些工廠的致命打擊。

當時，這些工廠的業主聯名希望政府能提供貸款，幫助工廠渡過難關，但竟得到了「不能支持的，只好忍痛停工或自動結束」即明確拒絕貸款的答覆，而就在同時，國府還撥付了20億元給金融業周轉以支持投機商的活動。

業主們又找到行政院的宋子文，結果得到了「中國以後的工業，希望寄托在美國的自動化機器上。你們這批破破爛爛的廢銅爛鐵，濟得什麼事呢？」的答覆，宋子文這番卸磨殺驢的言論，基本代表了國府對這些抗戰時期內遷到重慶辦廠的民族資本家們的態度。而結果就是大量熬過了抗戰時期的民族資本家，反而在戰後破產了。從國府最後的結果看，他們的去向自不用說了。

3｜外交：新的不平等條約

抗戰勝利後，國府在外交上的一個大動作，便是與美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個條約後來被簡稱為《中美商約》，她的簽訂也成為了國府被廣受批評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之所以被批評，是因為這是一項「平等」的「不平等條約」。其「平等」在於條約中中美兩國的權利完全平等，沒有「中可美不可」或者「美可中不可」的條款，而其「不平等」則在於這一條約無視了中美兩國的巨大現實差距。

如該條約中第二條規定：「締約此方之國民，應許其進入締約彼方之領土，並許其在該領土全境內居住，旅行及經商，於享受居住及旅行之權利時，締約此方之國民，在締約彼方領土內，應遵照依法組成之官廳所施行之有關法律規章（倘有此項法律規章時），但不應受不合理之干涉，併除其本國主管官廳所發給之（甲）有效護照，或（乙）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外，應無須申請或攜帶任何旅行文件。」看似很公平，但是考慮到當時中美兩國的差距，這無疑會變成美國人在中國無拘無束、而中國人在美國反而「束手束腳」的情況。因為一來當時的中國大部分都無法出國，二來兩國的國力差異決定了條款中「不應受不合理之干涉」只會成為美方在美國本土限制中國人活動的理由。

而這一條約最大的問題便是在商業上。根據《中美商約》第十條規定，雙方對商品的稅率應該統一，也就是說不能通過對進口商品徵稅來建立「貿易壁壘」以保護本國產業。這條看似很美好，但考慮到當時中美兩國的情況，無異於允許美國在中國進行貨物傾銷。

根據1946年的數據：一袋天津麵粉需要法幣25000元，而進口美國麵粉則只需要16000元；一噸中國鋼鐵需要180萬元，而美國鋼鐵進入中國市場時的價格只有58萬元；一包國產水泥需要14000元，而一袋美國水泥只需要7000元。巨大的價格差異讓國貨在美貨面前毫無競爭力。

雖然價格低廉的美國貨看似會給中國國民帶來好處，但是低廉的美貨必然導致價格相對高昂的國貨滯銷，結果就是大量國內企業必然破產倒閉，大量工人因此失業並喪失收入來源。這連鎖反應最終會導致社會動蕩，失業的人們也是斷然沒有錢去買貨的，即使是便宜的美國貨，失業的人們更沒有錢去進行消費，所以在廉價美貨的衝擊下不僅工廠會倒閉、工人會失業，其有所聯繫的例如餐飲、娛樂等一系列第三產業都會一同枯萎，最終陷入百業蕭條的局面，而「中華民國」在大陸統治的最後階段，就是這樣一番局面。

國府在以上三個方面的結果，便是失去了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國府作為一個以有產者（這個有產可以稍微擴大到有足夠的收入維持生活）為主要政治基礎的政權，竟然在極短的時間內將大多數國民都變成了「無產者」（可以理解為生活沒有著落）。而國府在其他方面的劣跡，從聞一多、李公朴、馮玉祥等人的一生中，便能窺見一二了。

這些無產者中，有走投無路的失地農民、無以謀生的城市職員、畢業即失業的學生、失去產業的民族資產階級，時刻面臨生命威脅並且入不敷出的知識界人士。而支持國府的，只剩下了在國府內部都是極少數的官僚資本家和蔣的嫡系軍官和特務們。也就是說，如果按照在毛澤東早年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所提到的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劃分，曾經的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等對於國府還抱有希望的群體，已經全都蛻變為了對國府失望透頂的無產階級。

馬克思曾經預言，德國解放的可能性在於「形成一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一個並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形成一個表明一切等級解體的等級，形成一個由於自己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這個領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權利，因為威脅著這個領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馬克思的話也許有些拗口，把這段表述變成俗語就是：「讓足夠多的人一樣困苦，再也不能從他人的困苦中看到自己的幸運，因為自己也和他人一樣困苦」。現在，中國的社會在國府的治理下已經出現了這麼一個「形成一個被帶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那麼結果自然就如同歷史所展現的那樣，中國解放了。

那麼，又要回到前面的問題，這和抗戰勝利有什麼關係？和抗戰的關係在哪？筆者這時候就想到了馬克思在一篇有關自由貿易的文章中所說的話：「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可以說，抗戰也加速了中國社會的革命，他間接成了對於中國社會各團體的一個殘酷的試煉，讓腐朽墮落的國民黨搖搖欲墜，反而讓新生的中國共產黨越發強大。

在那些被國軍輕易放棄的地區，中共建立起了自己的統治和秩序，並堅持到了抗日戰爭的結束，成為了日後與強大的國民黨軍隊爭雄的資本。而這種直接建立於民眾之中的統治秩序，也在新中國建立後的數十年中為中國的戰後重建和經濟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雖然一些人不斷強調「改革開放」的神奇作用，但是似乎沒人能解釋為什麼在眾多人力低廉的國家中，只有中國最終成為了「世界工廠」，而不是印度、印尼、越南等一樣人力低廉的國家。產生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只能從新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建設歷史中去找，去那些在改革開放以前就建立的公路、鐵路、電廠、大壩等基礎設施中去找，而不是去什麼「點石成金」的神話故事中去找，更不是去「趙瑞龍」們的發家史中去找。

長達十四年的抗戰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最重大的意義，便是她以戰爭的形式「試煉」了中國，讓最有機會帶領中國人民解放的勇者們強大了起來，這勇者，就是中國共產黨。而抗戰勝利的意義，便在於吹響了勇者衝鋒的號角，將一切腐朽與虛偽掃蕩，讓那些盤踞在國家軀體上竊取榮譽、朵頤血肉卻口稱「為國為民」的蛆蟲去見他們自稱篤信不移的「上帝」。「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唯有民族的解放，才是真正的榮光，而抗戰勝利的榮光之源，也在於抗戰孕育了解放之種，勝利成為了發芽之日，新中國，即將破土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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