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燦：四裔、名物、宗教與歷史想像——美國漢學家薛愛華及其唐研究

薛愛華（1913-1991）

第一次接觸到薛愛華漢學研究著作的英文本，是1995年在哈佛大學訪學的時候，他的著作的第一部中譯本《唐代的外來文明》，也恰好在那一年由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屈指算來，距今將近二十年了。初次接觸，我便愛不釋手，於是便著手搜集他的論著，並樂此不疲地向學術界和出版界的朋友推薦。今天，終於有機會向漢語讀書界介紹他的另外兩部漢學著作，亦即《神女》和《朱雀》；與大家分享我個人的偏愛，我在欣喜之餘，得感謝三聯書店的大力支持。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薛愛華其人，閱讀其書，我將前兩年撰寫的一篇論文略作修改，作為代譯序。

薛愛華的生平與學術經歷

1991年2月9日，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著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因病去世，享年77歲。 在我看來，這位學者的去世，是美國漢學史上具有雙重標誌性意義的事件：它標誌著以他為主要代表之一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漢學研究鼎盛時代的結束；同時，它也標誌著深受傳統歐洲漢學影響、重視歷史語言文獻研究、學識淵博的那一代美國漢學的式微。

1913年，薛愛華出生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後隨家庭遷往加拿大溫哥華，在那裡完成中學學業之後，又回到美國上大學。在1929—1933年美國經濟大衰退（the Great Depression）中，他的父親失業，家庭經濟情況惡化，所以，在上大學之前，薛愛華曾有過幾年打工的經歷。他先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主修物理學與哲學，繼而因為對人類學感興趣，而轉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師從著名人類學家亞弗列?克魯伯(Alfred Kroeber)和羅伯特?羅維（Robert Lowie），並於1938年獲得柏克萊加州大學學士學位。大學畢業之後，他遠赴夏威夷大學深造，並於1940年獲得夏威夷大學碩士學位。期間他對中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學習。其時，著名學者、語言學家趙元任和著名漢學家陳受頤正執教於夏威夷大學，他們曾經指導過薛愛華的中文學習。

碩士畢業之後，薛愛華進入哈佛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宣布對日宣戰，薛愛華被征入伍。由於掌握日語，他被安排在美國海軍情報局，負責破解日本海軍密電碼。二戰結束後，他於1946年退伍，回到大學校園，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教授指導下繼續學業，並在1947年以關於南漢研究的論文獲得該校東方語言學博士學位。

從戰後到1980年代，柏克萊的漢學研究十分活躍，成果可觀，有一支實力雄厚、富有特色的研究隊伍。這支隊伍中，不僅有趙元任、陳世驤、卜弼德等享譽美國漢學界的響亮名字，而且湧現出一批美國漢學研究的後起之秀，薛愛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博士畢業後，他即加入柏克萊加州大學，成為這一研究團隊的新成員。自1958年起，他開始擔任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教授，1969年升為講座教授，1983年到1984年間被授予柏克萊最高榮譽獎，1984年退休。退休之後，他依然焚膏繼晷，筆耕不輟。他以層出不窮的新著和精湛的研究，為柏克萊的漢學學術史增添了新的榮光。

在教學和研究之外，薛愛華還積极參加美國東方學界與漢學研究界的學術組織活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他是美國東方學會的活躍會員，是學會事務積極的參預者和領導者。美國東方學會（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創立於1840年代，歷史悠久，會員眾多，涉及學科領域廣闊，在學術上積累了豐富的資源和良好的聲譽。其學術刊物《美國東方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簡稱JAOS），創刊於1842年，是美國東方學家發表研究成果、交流心得的最為重要的園地，享有崇高的學術聲譽。薛愛華是這一刊物的積極撰稿者，他的單篇論文大部分都是在這份刊物上發表的。從1955年開始，他就擔任這一學刊的東亞研究的編輯。從1958年到1964年，薛愛華擔任這一刊物的主編，為學刊的發展付出了諸多心力。他還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會長（1974—1975），這份榮譽正是對他的學術貢獻與學術地位的肯定。1986年第1期的《美國東方學會會刊》，就是向薛愛華致敬的專號。此卷共收錄17篇論文，均出自他的學界友人和弟子之手，旨在表彰他長久以來對學會以及相關學術領域的貢獻。

另一方面，1951年，他與卜弼德教授一起，創立了美國東方學會西部分會（the Western Branch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簡稱WBAOS）。嚴格地說，西部分會所聚集的學者，基本上只是美國中西部研究傳統中國學問的學者，其範圍有限，甚至可以說，有些名大於實。但是，六十年來，西部分會學者定期召開學術會議，以文會友，不僅繼承了薛愛華所倡導的學術投入的熱誠和激情，還有效地促進了美國漢學的學科發展和學術進步。此外，薛愛華對美國的《唐研究》 (T ang Studies) 和《中古中國研究》（Early Medieval China）這兩份漢學專業的學術刊物，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柯睿教授在其所撰訃告中稱薛愛華是「過去四十年美國中古中國研究的同義詞」。 按我的理解，這意味著薛愛華的中古中國研究，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代表了這四十年間美國漢學研究這一領域的最高水準。具體地說，薛愛華之中古中國研究，於唐代用力最勤，成就也最為突出。他不僅是20世紀下半葉美國唐代研究的領軍人物，也是整個西方唐代研究的領軍人物。這一點，看一看他的學術成果要目，便可不言而喻。

薛愛華的學術成果

與絕大多數同輩學者相比，薛愛華學術成果的數量是相當驚人的。下面分專著和論文兩類介紹。

薛愛華的專著共有十種，大多數是有關唐代研究的，只有兩種與唐代沒有直接關係：

1.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國》），New York : Time-Life Books, 1967

2. Tu Wan』s Stone Catalogue of Cloudy Forest : A Commentary and Synopsis(《杜綰簡釋》)，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Floating World Editions: 2005.

第一種分若干專題介紹古代中國，涉及中國人對於戰爭、家庭、藝術以及生活等的態度，並配有彩圖。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研究專著，而是面向一般讀者的讀物，但從專題的選擇上，仍可以看出薛愛華的獨特匠心，如其中有介紹唐代王室生活的專題，即從一個角度反映了薛愛華對古代中國的理解。第二種則是關於南宋杜綰所撰《雲林石譜》一書的譯註和評釋。杜綰字季揚，號「雲林居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是宰相杜衍的孫子。此書成於南宋紹興三年（1133），「匯載石品凡一百一十有六，各具出產之地，採取之法，詳其形狀、色澤，而第其高下。然如端溪之類，兼及硯材，浮光之類，兼及器用之材，不但譜假山清玩也。」 從內容來看，這是一部相當奇特的書，因為「此譜所品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寶，且自然而成，亦並非技藝，豈但四庫中無可系屬，即譜錄一門，亦無類可從，以亦器物之材，附之器物之末焉」 。 儘管四庫館臣最終將其列入子部譜錄類，但他們同時也承認，很難對此書作出恰當的目錄學分類。同時，作為一部古典文獻，此書並不廣為人知，甚至還有些生僻。薛愛華非但注意到此書，而且格外重視，還就此開展專題研究。這說明他獨具慧眼，認識到該書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也說明他對中國古典文獻有相當廣的閱讀面，對古代中國的名物研究早已情有獨鍾。

其餘八種則與唐代研究直接相關。依其初版時間之先後，錄列如下：

1. The Empire of Min(《閩帝國》), Rutland Vt: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54

2.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 ang Exotics(《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3.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1967

4. Shore of Pearls: Hainan Island in Early Times(《珠崖：早期的海南島》)，1970

5. 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 ang Literature(《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與雨女》), 1973

6. 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 (《步虛：唐代對星空的探討》)，1977

7. Mao Shan in T』ang Times(《唐代的茅山》), 1980

8. 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 ao T ang(《時間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詩歌》), 1985

《閩帝國》或譯作《閩王國》，是薛愛華最早出版的一部漢學專著。閩國（據有今福建省之地）與南漢（據有今廣東廣西，其國號初為越，後改為漢，史稱南漢）一樣，都是國史上所謂「五代十國」中的十國之一，其所據皆是唐人所謂的「邊鄙」之地。對這十個獨立王國作專題研究者歷來不多，現代中外學者專力於此者亦少 ，薛愛華此書可以說是現代學者第一部全面研究閩國史的專著，有開拓之功，至今在學術界仍有影響。從南漢到閩國，可以看出薛愛華對五代十國這一學術興趣的延續。而五代十國介於唐、宋兩代之間，完全可以看作是唐代的延續。換一個角度來看，薛愛華的學術興趣也可以說是從五代十國上溯至唐代的。在後來四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唐代中國讓他著迷，讓他流連忘返、殫精竭力，寫出了其他七部唐代研究專著。

《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今有中譯本，題作《唐代的外來文明》。此書從名物入手，考察唐代的舶來品，著重從物質文化的角度，呈現外來文明對唐代社會文化的影響。原英文正標題中的「撒馬爾罕」和「金桃」，很能凸顯「唐代舶來品」這一意象，而中譯本改題「唐代的外來文明」，雖然概括性有所加強，但其文學形象性則明顯減弱。不過，中譯者吳玉貴先生憑藉其於隋唐史以及中外交流史的深厚學術功底，對薛愛華原書中的材料與觀點有所訂補，很值得專業讀者注意。此外，這部著作還奠定了薛愛華唐代研究系列作品的命名模式：以一個富有形象性的詞語為正題，再加上一個說明性或限定性的副標題。以上所列著作中，從第三種到第六種都遵循了這一模式。

從命題格式上看，《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與第二種尤其相似。朱雀本來就是象徵南方的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意象。書名中所謂「南方」，實際上指的是南越，包括嶺南（廣、桂、容、邕四管）和安南之地。所謂「意象」，則是指唐代人在詩文創作、生活習俗以及歷史文獻中，所體現出來的對於南方的人（尤其土著）、宗教、風土、名物等的認識。全書分十二章，最後一章曲終奏雅，直接點明「朱雀」一題，從氣味、風味、聲音、顏色等角度展開論述。從所涉及的地理區域來看，薛愛華這部著作與其博士論文之選題南漢研究之間的關係，也是顯而易見的。

《珠崖：早期的海南島》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一書的後續之作。在地理上，海南島位於嶺南之南，其南方、蠻越的色彩更為濃厚。與《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一書不同的是，此書更著重海南島的開發歷史，是關於這一地理區域的專題研究。全書共分五章，分別從歷史、自然、土著、交通及貶謫等五個方面，探討了宋代及宋以前海南島的情況。蘇軾的海南經歷及其海南詩作是此書最主要的文獻依據之一。

從書名來看，《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與雨女》一書是以唐代為論述對象，但實際上，書中也涉及唐以前的龍女與雨女形象。除了唐詩，尤其是李賀以及中晚唐詩人李群玉等人的詩歌備受關注之外，唐代民間傳說與傳奇故事，也是本書所依據的重要史料。龍女與雨女的形象，推而廣之，就是與水相關的女性形象，這些形象在不同時代、不同文體、不同文獻語境中如何有不同的發展和變形，是該書論述的重點。需要指出的是，薛愛華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在此書出版後，仍然持續了很久。1979年，他還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南中國的三位神女》，討論緱仙姑、盧眉娘和南溟夫人這三位中古女仙。

《步虛：唐代對星空的探討》當然與唐代的天文學有關，但與其說這是科學史或天文學史的研究，不如說是思想史與文化史的研究。與薛愛華其他作品一樣，此書的視野也不是單一的，實際上，「星空」只不過是他的切入點之一，當他追隨唐人的目光而仰望星空的時候，他重點關注的其實不是唐人眼中的星空體系及其樣貌，而是唐人之所以有這種眼光的心理與文化依據。換句話說，他從唐代文人（尤其是詩歌和小說作者）和神秘主義者（尤其是道教人士）對於星空、天體以及天體運動的認知入手，探討唐人對於星空世界的豐富想像，探討隱藏於這些認知背後的文化意識形態。此書對於道教文獻的發掘與利用，很值得道教研究者關注。

從《步虛》開始，薛愛華的學術跋涉，更進一步深入到道教研究的文獻叢林之中。其第七種著作《唐代的茅山》和第八種著作《時間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詩歌》，都是關於道教的專題研究，與《步天》一脈相承，前後聯繫至為明顯。這三部書代表了薛愛華在道教研究領域的開拓，以及他所達到的學術高度。茅山原名句曲山，在今江蘇西南部，是道教所謂「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相傳西漢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修道成仙，因名「三茅山」，簡稱「茅山」。東晉許謐曾在此修道。齊梁之時，著名道士陶弘景於此築館，傳授弟子，尊奉三茅真君為祖師，主修《上清經》，從而開創了道教茅山派，亦稱「上清派」。唐代著名道士吳筠也曾修道於此。《唐代的茅山》一書就是研究這個道教聖地的。在《時間之海上的幻景》中，晚唐詩人曹唐的詩歌也只是作者的切入點、出發點，他真正的目標是這些詩歌中所體現出來的道教傳說和道教想像。換句話說，曹唐詩歌只是道教詩歌的一個案例，作者更關心的不是這些詩歌的文學藝術屬性，而是其作為思想文化史料的特殊意涵。

以上八部著作，構成了薛愛華的唐代研究系列。在主題、結構和風格等方面，這八部書體現了鮮明的一致性和整體性。這些著作的最初版本，絕大多數是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薛愛華每隔三四年就有一部新作產生。這是一位目標明確、矢志追求獨特學術風格的學者，他在富有個性的學術道路上穩步前行，碩果累累。他的大多數著作後來都有重版，其中多種由Floating World Editions 重版。除了《撒馬爾罕的金桃》一書已有中譯本之外 ，他至少有兩種著作被譯為日文，日譯本版本信息如下：

《神女：唐代文學における龍女と雨女》，西脅常記譯，日本東海大學出版社，1978；

《サマルカンドの金の桃―唐代の異國文物の研究 (單行本)》，吉田真弓譯，勉誠出

版社，2007。

薛愛華的論文大多數是札記體，篇幅不長，但文筆活潑，話題也往往引人入勝。這些論文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已在刊物上發表，其中大多數發表在《美國東方學會會刊》上，約二十多篇，因為是札記體，故其題目中常見note 或notes 。其論題包括唐代茉莉花的名稱（素馨）、道教的月宮之旅、中國的洗浴習俗、祥鳥、食龜、扶桑、榕樹、漢語詞句結構，年號起源及其意義、合浦珍珠等，涵蓋的領域相當廣泛。另一類則是未刊稿，包括38篇札記，基本上是薛愛華晚年的作品。薛愛華退休之後，治學不輟，時有所得。最初，他只將這些治學心得寄送十位好友和以前的弟子，後來，這些文章被越來越多的學者傳閱，並以《薛愛華漢學論文集》（Schafer Sinological Papers）的總名在美國漢學界逐漸傳播開來。這一論集包括如下文章：

1．The Oriole and the Bush Warbler（《黃鸝與叢林鳴禽》）

2．Notes on T』ang Geisha, 1：Typology（《唐妓札記之一：類型》）

3．Kiwi Fruit（《獼猴桃》）

4．Notes on T』ang Geisha, 2：The Masks and Arts of T』ang Courtesans（《唐妓札記之二：唐代妓女的化裝與伎藝》）

5．Cosmic Metaphors：The Poetry of Space（《宇宙隱喻：太空詩歌》）

6．Notes on T』ang Geisha, 3：Yang-chou in T』ang Times（《唐妓札記之三：唐代的揚州》）

7．Notes on T』ang Geisha, 4：Pleasure Boats（《唐妓札記之四：妓船》）

8．The Anastrophe Catastrophe （《倒裝句的災難》）

9．Brightness and Iridescence in Chinese Color Words（《中文顏色詞中的亮度與色變》）

10．The Fibrous Stars（《纖維狀的星辰》）

11．The Other Peach Flower Font（《另一個桃花源》）

12．Table of Contents to Wang Hsuan-ho, San tung chu nang (Tao tsang 780-782 (HY

1131))--A T』ang Taoist Anthology（《道教文集王懸河〈三洞珠囊〉（〈道藏〉卷780—782）目錄》）

13．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I（《馬守真字典綜補附錄之一》）

14．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II（《馬守真字典綜補附錄之二》）

15．Ts』ao T』ang and the Tropics（《曹唐與熱帶》）

16．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III（《馬守真字典綜補附錄之三》）

17．The Tourmaline Queen and the Forbidden City（《碧璽皇后與紫禁城》）

18．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IV（《馬守真字典綜補附錄之四》）

19．An Early T』ang 「Court Poem」 on Snow （《一首詠雪的初唐宮廷詩》）

20．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V（《馬守真字典綜補附錄之五》）

21．The Eight Daunters （《八威》）

22．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VI（《馬守真字典綜補附錄之六》）

23．The Moon』s Doubled Wheel（《月重輪》）

24．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VII（《馬守真字典綜補附錄之七》）

25．Mildewed Apricots （《霉梅》）

26．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VIII（《馬守真字典綜補附錄之八》）

27．Notes on Lord Lao in T』ang Times（《唐代的老君札記》）

28．The Moon Doubles its Wheel Once More（《再談月重輪》）

29．Notes on Translating T』ang Poetry: Part One（《唐詩翻譯札記之一：辭彙》）

30．Passionate Peonies （《多情的牡丹》）

31．Notes on Translating T』ang Poetry Part Two：Poetry（《唐詩翻譯札記之二：詩歌》）

32．The World Between：Ts』ao T』ang』s Grotto Poems（《兩界之間：曹唐的洞天詩》）

33．Notes on Translating T』ang Poetry, Part Three: Deponents（《唐詩翻譯札記之三：作證者》）

34．The Moth and the Candle（《蛾與燭》）

35．A Vision of Shark People（《想像蛟人》）

36．Moon Cinnamons（《月桂》）

37．A Chinese Chough （《中國的烏鴉》）

38．The T』ang Osmanthus（《唐代的桂》）

從上列論文題目中可以看出，薛愛華晚年仍在延續其早年的研究興趣，因此，有些論文完全可以看作是對之前專著的補充，如《宇宙隱喻：太空詩歌》一篇可以看作是對《步虛》一書的補充，而《兩界之間：曹唐的洞天詩》一文則應該看作是對《時間之海上的幻景》一書的補充。此其一。薛愛華對唐代研究情有獨鍾，終生不變，這38篇論文不少是關於唐代研究的，從名物到語言到詩歌，無不涉及。此其二。雖然這些文章多為札記體，但是，有不少札記已成系列。無論從其問題的重要性，還是從其討論的深度，都可以看出作者態度之嚴肅、治學之嚴謹及立論之審慎。此其三。

薛愛華的治學特點及貢獻

薛愛華對唐代中國專註而持久的研究，極大地拓展了西方漢學界唐研究的範圍，提高了西方漢學界的學術水準，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史研究的視角與方法。對於西方漢學界的後學而言，他的研究既是樣榜，也是標杆。作為20世紀美國漢學界的一流學者，薛愛華在四十多年的學術歷程中，形成了鮮明的學術個性，他的治學方法不僅為其學術成就奠定了基礎，也給後人帶來了豐富的啟迪。

第一，就其治學的時間範圍來看，薛愛華的研究集中在中國中古時代，也就是通常所謂漢魏六朝隋唐這一時段，英美漢學界常以Medieval 或者Middle Ages來指稱這一時段。從薛愛華的學術經歷來看，他最初的學術研究興趣，集中在唐王朝覆亡以後的五代十國，特別是其中的南漢與閩王國。他早年對宋代也有興趣，故不辭辛勞，對杜綰《雲林石譜》進行注釋解析。換句話說，他是由後往前，逐漸進入唐代研究這一領域的。但一旦接觸唐代，唐代文化的多姿多彩就讓他流連忘返，唐代文化這座富礦也給了他豐厚的回報。

第二，就其治學的空間範圍來看，薛愛華著重的是所謂「華裔研究」。這裡的「華裔」一詞，是借用漢學史上的著名學術刊物《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的用法，指「中華及其四裔」，也就是「中國及其周邊」。注意中國及其與周邊民族文化的關係，也就是注重中外文化來往與文明交流。作為東亞地區一個開放、強大的國家，唐朝與周邊民族以及國家之間的文化往來極其活躍，而且形式多樣。用今天學術界使用的術語來說，薛愛華早就具有了一種自覺的「從周邊看中國」的視角。他研究南漢和閩國，關注的是五代十國時代的邊疆。他研究唐代的舶來品，意在透過外來文物，觀察唐代中國與周邊世界的聯繫，尤其是與西域、南亞和東南亞的聯繫。在《撒馬爾罕的金桃》一書出版之後，他又以《朱雀》和《珠崖》二書，深入探討唐代中國的南部邊疆，探討中原漢族文化與四裔異族文化之間的互動。在《神女》和《步虛》二書中，他也經常涉及中原漢文化與周邊異族文化的互動關係。由於自身文化立場和文化背景的關係，海外漢學家往往比中國學者更自覺、更主動地關注與中外關係、中西文化交流相關的課題，但是，環顧20世紀歐美漢學界，像薛愛華這樣自覺而持久地關注這個研究方向，並且形成獨特的研究思路和學術風格的人，則寥寥無幾。另一方面，海外漢學家也傾向於將中國作為一個流動的、發展的、歷史的概念，注意從中原漢文化與周邊民族文化的融合過程中，觀察中國的塑造與成形。無疑，唐朝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適合做這種歷史觀察的立足點，而薛愛華本人的語言功底及學術素養，又使他能夠從這種觀察視角中收穫豐厚的回報。

從學術傳承上看，薛愛華深受歐陸傳統漢學的影響。他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導師卜弼德教授，服膺歐陸漢學，重視語文文獻學（philology）訓煉的傳統，並按照這種模式在柏克萊培養學生。他們相信，穿過語言，才能進入古典文獻，才能進入古代歷史豐富而生動的世界；通過周邊各民族語言的比較、古今語言的比較，可以窺探歷史文化的真相。從大學時代開始，薛愛華就在語言學習方面刻苦用功，除了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之外，他還精通古埃及文、拉丁文、希臘文、古英文、阿拉伯語、日語、越南語等十幾種古今語言，積累了深厚的語言學修養，展現了不凡的語言才華。他特彆強調漢學家的語言能力，1982年，在一次題為「What and How is Sinology?」 的學術講演中，薛愛華語重心長地對年輕一代漢學家提出語言能力方面的要求。他的學術成就的取得，與他的語言能力是分不開的。

第三，就其治學方法而言，薛愛華既繼承了歐洲漢學家的語文文獻學傳統，又注意吸收現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成果。早在大學本科階段，他就受到良好的人類學專業訓煉，因此，他的每種學術著作都或多或少地體現了他的這種學術背景。以人類學的方法為核心，他的著作既關注民族語言、民間習俗、宗教祭祀，尤其關注民族的遷徙、語言的變遷、習俗的源流以及信仰的傳承，同時，又能注意到不同民族人群在這些文化節點上的互動關係。在某些圖書館的分類目錄上，他的著作被標註為涉及文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宗教研究、東南亞研究等多個學術領域，從上述角度來看，是不足為奇的。在他的筆下，詩文作品、小說傳奇以及民間故事，都被當作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的材料。在正史和詩文文獻之外，他特別重視民間傳說、志怪小說等亞文化層面的文獻資料，甚至還會參考現代中西方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成果。他的著作，往往展現出開闊視野與多樣視角的融合。甚至他的道教研究，也不只是將道教當作一種宗教，而是作為某一人群的社會文化現象來解剖。

第四，就其研究視角而言，薛愛華特別愛好並且擅長從名物的角度切入。中國傳統學術也十分重視名物。《周禮?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唐賈公彥疏云：「此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故云『辨其名物』。」《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漢鄭玄注云：「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 從某種角度來說，所謂名物研究，其實相當於當今史學界所謂「物質文化研究」。《杜綰〈雲林石譜〉簡釋》是最能體現其物質文化研究旨趣的著作。除此之外，薛愛華幾乎在其所有著作中，都貫徹了名物研究的視角。最突出的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的舶來品研究》一書。撒馬爾罕的金桃是舶來品的象徵，同時也是唐代外來文明的象徵。唐代的外來文明不僅體現於唐朝的各色人等、各種宗教與書籍身上，而且烙刻於家畜、野獸、飛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藥物、紡織品、顏料、寶石乃至各種金屬製品、世俗器物等的名物之中。當他研究一個時代、一個區域、一個主題的文化現象之時，名物成為他無往不利的切入點，《朱雀》、《珠崖》和《神女》等書，無不如此。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薛愛華的名物研究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意義：首先，這種名物研究其來有自，在較早一輩的歐美漢學家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已有成功的範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勞費爾的《中國伊朗編》。 薛愛華將這種研究方法發揚光大，運用於更多的研究領域，其角度也更為多樣。其次，他的研究涉獵廣博，有明顯的博物學色彩，展現了學術大家的淵博學識和博雅情懷。再次，薛愛華的諸多研究，都令人信服地表明：表面上，名物似乎只關乎人類的日常生活，而且似乎是庸常生活中的瑣碎細節，無足輕重，甚至不值一提。而實質上，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名物無聲卻又具體而微地說明著人類的生活方式，承載著諸多文化史、精神史與制度史的意義。

第五，就其表達方式而言，薛愛華的論著注重文采，文筆生動，故其歷史想像栩栩如生，其重構歷史之敘述娓娓動聽，優雅可讀。具體來說，他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種：

其一，薛愛華精心選擇書名，選用意象優美而富有吸引力的辭彙，先聲奪人，吸引讀者。這是從《撒馬爾罕的金桃》一書開始的，其後，《朱雀》、《珠崖》、《神女》、《步虛》、《時間之海上的幻景》諸書的標題都是如此。由於書名形象鮮明，富於暗示性和聯想性，所以比較容易抓住讀者的注意力。這些著作不僅吸引了專業讀者，也吸引了不少詩人、藝術家、小說家、歷史學家等等。 這固然與其研究對象及其專題選擇有關，更與其精心構撰與敘述方式密不可分。

其二，薛愛華喜歡在每一章節之前引證西方詩歌作品，為西方讀者營造一種文學的氣氛，同時又通過引證詩歌和章節內容之間的類比與對照，在中西之間架設一座會通的橋樑。薛愛華本人熱愛文學，博覽群書，對西歐文學尤其是英國文學情有獨鍾，其著作中大量徵引英國詩篇，從莎士比亞到當代詩人德拉梅爾（Walter John de la Mare, 1873—1956)。他甚至引用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的《聖安東尼的誘惑》（The Temptation of Saint Anthony，法文原書名作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足見其對西歐文學之諳熟。

其三，薛愛華用詞雅潔，令人驚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漢英翻譯尤其是專有名詞的翻譯，他有一套獨特的理論和方法。也許可以借用嚴復當年的「信、達、雅」三字，來概括他的翻譯觀點。在翻譯中，他要求最大限度地忠於漢語原文，最大程度地表達原文的意涵，並且儘可能呈現原文的用字風格與意味。比如，他將華清宮譯為「Floriate Clear Palace」，以「Floriate」對應「華」，就是出於古雅的考慮。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就不免要調用大量辭彙，包括某些較為生僻的辭彙，所以，他的譯詩偶爾會顯得嚴謹過度，通俗不夠，古雅有餘，流暢不足。為了求「信」，他堅持直譯，例如將「刺史」譯為「Inciting Notary」 。 這種譯法只是為了解釋漢語中「刺史」二字的本義，其是否確切以及有否必要，是可以商榷的。作為一個漢學家，薛愛華這樣做，或許有其不得已之處。實際上，這種翻譯可能導致過度闡釋，追根究底，還可能是沾染了所謂「東方主義」的影響。對薛愛華這套翻譯方案，學術界並非沒有異議 ，但總體來看，他在翻譯中所體現出來的對於「信」的痴迷，對於文本細讀的執著，仍然令人肅然起敬。

柯睿在《薛愛華訃告》中認為，薛愛華的學術功底，直追歐洲老輩漢學家伯希和、勞費爾、馬伯樂等人。其言信然。不僅如此，他的學術研究還能夠與時俱進，將人類學、文化學、形象學等多種研究方法與視角融入其中。他的學術影響了一批後學，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也許就是他的私淑弟子、科羅拉多大學教授柯睿。在道教研究和唐詩研究方面，柯睿直承薛愛華之衣缽，而道教研究也是柯睿唐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可以說，薛愛華為20世紀美國漢學界開拓了唐代研究的新局面，然而，中國學術界對他的學術貢獻的認識還嚴重不足，希望這次三聯書店新推出的這兩種譯著，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缺憾。

程章燦

2014年1月15日，時客居台北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