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敗亡令人扼腕！纏鬥不止的外戚、宦官、士大夫終不敵董卓的大軍！

文史 08-17

| 讀史 |ID：dushi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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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由讀史縮編自著名史學家柏楊所著《中國人史綱》，為通讀中國史第16篇文章，接下來會陸續推出相關簡讀經典史書文章，歡迎關注。

中國歷史一向是環繞著一個圓圈盤旋：1、舊王朝統治階級腐敗滅亡；2、軍閥或變民集團乘機奪取政權，發生混戰，殺人如麻；3、混戰的最後勝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組織新的政府，成為新的統治階級；4、經過一段安定或繁榮的時間；5、又回到第一：統治階級腐敗滅亡。——如此這般，像走馬燈一樣，循環不已。

今天我們要說的東漢，正走上第一第二階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現，接著招來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最後，東漢政府在一次農民大暴動後瓦解，大一統也瓦解，遍地戰火。

一、外戚政治的重演

外戚政治於紀元前一世紀，曾導使西漢王朝滅亡。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宣稱西漢王朝的中興，但他卻沒有能力採取有效行動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復活，反而走來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斷橋上。

東漢王朝執政人物可分別為三種：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興力量。這三種人物互相鬥爭，構成東漢王朝全部宮廷政治史。

我們用下表說明他們在鬥爭中的關係位置（註：皇帝下加上三角符號者，表示他並非前任皇帝的兒子，因前任皇帝沒有兒子或其他緣故，由旁支坐上寶座。）

東漢王朝皇族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即皇帝的年齡都很小。除了開國皇帝劉秀跟他的兒子劉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寶座時，最大的只不過18歲，最小的還抱在懷裡餵奶，這個現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

皇帝既然幼小，當母親的皇太后自然成為權力中心。儒家學派意識形態和多妻的宮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別的男人接觸，倉促間掌握全國最高的權力，必須面臨著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動，作最後決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狀態，都無法適應。猶如赤身露體忽然被拋到街上一樣，她恐慌而孤單，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為她根本不認識他們，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見到的家屬，她沒有選擇，只有這些人她才相信能夠幫助她解決問題。

比如，年僅十歲的東漢第四任皇帝劉肇即位時，他的嫡母竇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長竇憲。而隨著一連串的娃娃皇帝的出現，更加強這種趨向。第五任皇帝劉隆登基時只三個月大（中國歷史上繼位年齡最小的皇帝，一歲時夭折，也是中國歷史上是壽命最短的皇帝，謚號孝殤皇帝），他的嫡母鄧太后依靠她的兄長鄧騭。第六任皇帝劉祜登極時只13歲，他的伯母鄧太后繼續依靠她的兄長鄧騭。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來。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礎，所以外戚自己也儘力排斥年紀較長的繼承人，以造成非實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勢。繼承人如果已經成年，皇太后就無法掌握他，外戚就會失去魔杖，所以沒有一個外戚不堅持擁立幼兒。第六任皇帝劉祜死後，他的妻子閻皇后升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長閻顯決定摒除劉祜的親生兒子劉保，而立劉祜的堂弟劉懿。這是一樁駭人聽聞的反常措施，皇位不傳親子而傳堂弟。但一看年齡便可恍然大悟。劉保那年已11歲，而劉懿才八個月，掌握八個月的嬰兒當然比掌握11歲的少年，時間要久的多。

外戚中當權時間最長，聲勢最煊赫的，一是以鄧太后和她的兄長鄧騭為首的鄧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后和她兄長梁商為首的梁姓戚族。

鄧姓戚族當權30年，封侯爵的29人，當宰相的2人，當大元帥的13人，當部長級高級官員的14人；將領22人，州長（刺史）郡長（太守）48人，中下級官員不計其數。

梁姓戚族聲勢也很大，當權也30年，封侯爵的7人，當皇后的2人，當嬪妃的2人，當大元帥的2人，妻子女兒被封為「郡君」（女性王爵）、「縣君」（女性侯爵）的7人，娶公主的3人，將領57人。

兩大戚族的朋友、部屬，和趨炎附勢的蒼蠅政客，共同組織一個當權集團，迄立在政府之中，盤根錯節，不可動搖。

可是，外戚們大多數不知道珍惜權力，而只知道濫用權力。只知道貪污暴虐，一味追求物質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鄧姓戚族更墮落，尤以梁冀這個惡棍集兇惡愚頑之大成。這當然引起外戚集團以外新興階層士大夫們的抨擊，不過士大夫顯然居於劣勢，因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敗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場是被免職，但大多數都被砍頭或自殺。

最傳奇的是杜根，他要求鄧太后把政權歸還皇帝，鄧太后下令把他裝到布袋裡，就在金鑾殿上當場撲殺。想不到杜根跟春秋戰國時期的范睢一樣，有最好的運氣，在被拖到荒野丟棄時，悠悠蘇醒。但他仍假裝死亡，僵卧在那裡三天，眼中都生出蟲蛆，然後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當夥計，15年之後，鄧姓戚族失敗，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鬥爭中會失敗，縱令皇帝自己，如果想收回本應屬於自己的大權，也同樣面臨危機。第十任皇帝劉纘9歲時，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態度，說了一句「跋扈將軍」（跋扈，蠻橫之意，大概是二世紀時流行的口語，否則一個孩子不會脫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權、軍權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於永遠不敗之地。

二、土大夫及門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產物。某一方面類似印度的剎帝利，某一方面類似歐洲中古世紀的僧侶教士。事實上，士大夫即知識分子，在儒家學派定於一尊之後的漫長時代中，當然專指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有時也籠統稱之為「讀書人」，當然讀的是儒書。在當時環境，他們以作官為唯一的職業，所以更精確地說，土大夫即擔任政府官員的知識分子，包括現職官員、退休官員和正在苦讀儒書，將來有可能擔任官員的人物。

紀元前12世紀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紀元前1世紀，西漢王朝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戰國時代「招賢」辦法，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士，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群，遂逐漸形成一個新興的士大夫階層。到了東漢開國的紀元1世紀時，東漢王朝再仿效西漢王朝，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茂才」、「孝廉」人士，於是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即士大夫人數，愈是增加，而終於凝聚成為一種力量。

在這種情形下，「推薦」成為知識分子達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薦的標準，除了儒書學識外，還在於道德行為。在強烈的競爭下，必須有突破性的聲譽，才能引起有推薦權的人的注意。至於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聲譽，那需要出奇制勝。所以每個知識分子，都兢兢業業，追求突破記錄的至善。這使一、二世紀的社會風氣，有很大的特殊之處，為後世所罕見。

我們可把它歸納為下列五類：

1、長時期為父母服喪。孔子和孟子堅決主張的三年之喪，自西漢紀元前二世紀儒家學派獨霸政壇之後，即用政府力量推行。王莽時期，新王朝更硬性規定，中級以上政府官員，必須服三年之喪。這個已經被遺忘了的古老殭屍，遂在強大的政治力量下復活。但是，當大家都服三年之喪時，三年之喪便沒有什麼稀奇了。於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喪；有人幼年時老爹就翹了辮子，已經服了三年之喪，等長大成人想當官時，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喪。更有人索性服20年之喪。跟服喪相連的，有人簡直哭出血來，有人還真的拒絕吃飯，骨瘦如柴。

2、辭讓財產和辭讓官爵。財產和官爵是大多數人所追求的目標，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驚人之舉。如分家析產時，弟兄們都堅持要最少的一份。父親留下來的爵位，本應是嫡子繼承的，嫡子卻逃入深山，而把它讓給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識分子，對政府徵召他們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這種人被美稱為「征君」——被皇帝徵召而拒絕徵召的君子，表示他們情操清高，有異於流俗。

3、尚俠尚義。儒家學派把人類所有行為性質，一分為二，一是義的行為，一是利的行為。士大夫的行為，當然應該只考慮「義」，不考慮「利」。這方面最多的表現是，寧願犧牲自己，而去為朋友報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殺的危險，去為被處死刑的朋友收屍，或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4、廉潔。官員的貪污殘暴，是古中國社會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惡。東漢紀元2世紀中期，士大夫在這上作尖銳的矯正，他們互相勉勵，以不取非份之財為最大光榮。即令是不違法之財，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給亡父的奠儀退回，但對於救急解困，卻毫不吝嗇。

5、對恩主絕對效忠。政府高級官員的僚屬，大多數由高級官員自行聘任。一個知識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燦爛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屬，有的只幾個月便出任州長（刺史），不數年就擢升為中央級部長。這是知識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個契機，在被推薦為「茂才」「孝廉」後，還必須再突破被聘任這一關，否則仍只是在野之身，飛黃騰達不起來。士大夫對於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歐洲騎士對他們的恩主情形一樣，不但要為恩主冒險犯難，還要為恩主犧牲性命。至於為恩主服三年之喪，更平淡無奇。

上述五類行為，並不是每一個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們都競爭著或真或假的去做，並且往往做的有聲有色。當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為當作欺詐手段。像服20年之喪的趙宣，按儒家規定，在服喪期間絕不許跟妻子同寢，可是他在20年之中，卻生了五個孩子。又像以廉潔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飯，他竟然堅持要付飯錢。

但即令這種流弊，對社會也沒有什麼大的害處。

士大夫不久就自覺必須維護自己百般經營才得到的既得利益，於是，推薦和聘任的範圍，遂逐漸縮小。最初選擇對象時，還注重聲譽，一個與各方面都沒有關係的平民，只要有被稱讚的道德行為，就有被推薦被聘任的可能性。後來情形發生變化，必須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員（子弟），這個可能性才存在。一種堅強的門第觀念，因之產生。

社會的縱剖面呈現無數直線行業，木匠的兒子繼續當木匠；農夫的兒子繼續當農夫；士大夫的兒子繼續當士大夫，也就是說，做官的兒子繼續做官，這就是門第。一個士大夫的門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數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為高低的標準。像楊震，四代中出了三個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紹，四代中出了五個宰相（四世五公）。這種門第，受到社會普遍的羨慕和崇敬。

——注意「門第」這件事，它強固的維持士大夫階層強幹不墜，直到二十世紀初期，都在中國歷史上發生普遍的影響。

紀元2世紀中葉後，政治雖然腐敗，但設立在首都洛陽的國立大學（太學）學生（太學生），卻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訓練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積極支持國立大學的擴充。五十年代時，大學生已多到三萬餘人。這些准士大夫們——未來的官員，跟政府中已成為士大夫的現任官員們，交往密切。除了談論儒家學派的《五經》外，不可避免的還會談論到現實政治。好像新聞記者或政治評論家，他們對人物的讚揚或抨擊，形成一種有影響力的輿論。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沒有的高一層次的情操和抱負。外戚靠女人取得權力，宦官靠諂媚取得權力，而士大夫自稱靠道德學問取得權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質上就對外戚、宦官輕視，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確實做出太多的罪惡，士大夫遂註定的要跟外戚、宦官，發生衝突。

三、宦官制度

宦官，是中國文化體系中最可恥的產物之一。

宦官發生於農業社會多妻制度。紀元前12世紀時，農業而多妻的周部落，從西方渭水流域向東發展，滅掉商王朝。遂把這一獸性的殘酷制度，帶入中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延續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紀，隨著帝王制度的消滅才消滅。

一個男人擁有數目龐大的妻子群之後，為了防止她們向別的男人紅杏出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她們像囚犯一樣，關閉在戒備森嚴的庭院（皇宮）之中，與世界隔絕。問題是皇宮工作並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擔任，像到市場採購之類，便是一樁困擾。如果仍由女人擔任，她們勢必仍要跟男人接觸。如果由男人擔任，他們也勢必深入皇宮。這一些對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於是周部落姬姓酋長們想出一種殘忍的辦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閹割，以供差遣，稱之為宦官（宦人、寺人），成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間最理想的媒介，幾乎每一個貴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宮中需要的數量當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時達四萬餘人，以平均一個人服侍十個人計算，可以推測到，至少保持有四千個宦官名額。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錢人家，都可以購買。一直到十世紀，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間蓄養閹奴，宦官才為皇帝所專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興閹割自己，所以宦官的來源只有兩種，一是金錢誘惑，一是強迫。即令是金錢誘惑，因為宮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們又怎麼懂得為錢捨身？而收買孩子父母，對孩子來說，仍是強迫。但再窮苦的父母都不會忍心孩子被閹割，所謂收買，也不過表面上偽裝。所以事實上只有一個來源，即來自哀哀無告的貧苦人家。這是中國人歷時最久的一種悲慘遭遇。唐朝詩人顧況曾有一首《孩子》的詩，描寫宦官的誕生：

孩子啊，你生在窮鄉

官員挺住你，把你殘傷

為了進貢給皇帝，

為了獲得滿屋金銀

為了要下狠心，

把孩子戴上刑具，當作豬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員享福受賞

爸爸送別孩子：

「兒啊，我後悔生下你

當你初生時

人們都勸我不要撫養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場……」

孩子告別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淚兩行

爸爸啊，從此遠隔天壤

直到死於黃泉

再見不到爹娘……」

——顧況是8世紀唐朝時詩人，我們把這首詩提前在這裡（2世紀）介紹，以幫助我們對宦官的了解。尤其當我們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時候，想到只不過因我們貧窮，政府官員就把孩子捉去閹割，我們會失聲痛哭。

孩子們被閹割後，即被送入宮廷，永遠與父母家鄉隔離。跟宮女的命運一樣，同是投進狼群的羔羊，無依無靠，無親無友，隨時會被殺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宮女更悲慘，宮女於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後，或許還有被釋放出宮的希望，宦官則永遠不能，而是終身奴隸。

中國宮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宮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為標準和運轉法則。孩子們必須含垢忍辱，用諂媚和機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運，才能保衛自己。最幸運的，入宮後被大宦官收為養子，在養父培植下，逐漸接近皇帝。

皇帝是權力魔杖，觸及——最好是能掌握權力魔杖，才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然而大多數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慘死去，猶如無期徒刑的囚犯在監獄中悲慘死去一樣。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得到下列數項結論：

1、宦官是自卑的，因為他們沒有生育能力。

2、宦官沒有高深知識，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接受高深教育。

3、宦官多少都懷著對常人的仇恨和報復心理，因為他們曾因貧苦而被閹割。

4、宦官缺少遠見和偉大的抱負，因為宮廷生活極度狹窄和現實。

5、宦官缺少節操，因為宮廷輕視節操，有節操的人在宮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當宦官一旦掌握大權之後，我們就不能希望他們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過他們的能力。

四、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

皇帝跟外戚鬥爭，必須獲得外力支持。沒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沒有分別。東漢政府第十任皇帝劉纘被外戚毒死，就是一個說明。

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兩種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結合，一是跟宦官結合。但跟士大夫結合可能很少，因為皇帝與他們平常太過疏遠，而且也不知道誰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條路只有依靠宦官，別無其他選擇。

最先向外戚發動攻擊的是東漢第四任皇帝劉肇。他與宦官鄭眾結合，逼迫外戚竇憲自殺。接著是第六任皇帝劉祜，跟宦官李閏、江京結合，逼迫繼竇憲而起的外戚鄧騭自殺。第七任皇帝劉懿逝世時，宦官孫程、王康、王國，發動宮廷政變，迎立第六任皇帝劉祜的兒子劉保登極。

——這是一個使人感慨的單調場景，第一批新貴靠女人的關係煊赫上台，昂首闊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場，像殺豬一樣地殺掉。第二批新貴也靠女人的關係煊赫上台，昂首闊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場，像殺豬一樣的也都殺掉。以後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們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聰明的才智之士，如竇憲、鄧騭，不可能毫無警覺。但權力的迷惑太大，使他們自以為可以控制局勢。

公元2世紀五十年代後，情勢更趨嚴重。外戚梁冀當權，東漢第十一任皇帝劉志，繼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劉纘之後，對梁冀側目而視。劉志跟五個宦官密謀採取行動，他知道面臨最大危險，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與謀的宦官之手。在密謀大計時，劉志曾把一位名叫單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為盟誓。他跟宦官已擺脫了君臣名分，成為黑社會的弟兄。所以在殺掉梁冀並把梁姓戚族全體屠殺了之後，劉志把參與密謀的五個宦官，一齊封為一等侯爵（縣侯），又封另外八個宦官為二等侯爵（鄉侯）。

從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員身份出現，仗著跟劉志咬臂之盟，他們的家族和親友，也紛紛出任地方政府首長。這些新貴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為也相同，幾乎除了貪污和弄權外，什麼都不知道，比外戚當權所表現的，還要惡劣。這使本來專門抨擊外戚的士大夫階層，受到更重大的傷害，他們憤怒地轉回頭來跟外戚聯合，把目標指向宦官。並且不像過去那樣，僅只在皇帝面前告狀而已。

士大夫外戚聯合陣線，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權力，對宦官採取流血對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強烈的反應，中國遂開始了第一次宦官時代。從公元159年13個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宦官全體被殺，共31年。我們把這31年中雙方的重要鬥爭，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間的鬥爭，血腥而慘烈。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惡的資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詞，而凡一面之詞，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確罪惡很重，但仍沒有士大夫的罪惡一半重，因為士大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而又一向自稱以「仁政」「道德」為最高的政治理想。

經士大夫宣傳，我們所知的，宦官的濫殺只有三件，公元160年殺趙岐全家，166年射殺民女，179年殺人懸屍。

士大夫卻殘忍得多，公元160年，連宦官的賓客都殺。166年，連宦官的朋友也都殺，更殺宦官的母親。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頒布後再殺，而且以對宦官苦刑拷打為榮——否則的話不會自己洋洋得意記錄下來。像京畿總衛戍司令（司隸校尉）陽球，他在審訊王甫、王萌宦官父子時，親自指揮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們到這種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後同事之情（王萌也當過京畿總衛戍司令），憐恤我父親年老，教他少受痛苦。」

陽球說：「你們父子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麼用？」王萌氣憤地說：「你從當小官的時候，出入我家，像奴隸一樣侍奉我們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會容你。」

這一下揭了陽球的瘡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

注意陽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兒，靠著拍宦官的馬屁而逐步升遷，但他本質仍是士大夫。

這裡有一個易起誤會的現象，必須澄清。可能有人說士大夫只對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實士大夫對平民也是一樣。像前所舉的那位守喪二十年，生了五個孩子的趙宣，他並沒有犯法，但宰相陳蕃卻把他殺掉。北海（山東昌樂）國相（封國行政首長）孔融，竟把一個他認為在父親墓前哭聲不悲的人處斬。

士大夫跟宦官鬥爭中，宦官獲勝的機會較多，因為權力的魔杖就在他們身旁。東漢十二任皇帝劉宏比他的前任劉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著兩名惡名昭彰的宦官說：「張讓是我父，趙忠是我母。」

不過宦官力量的基礎並不穩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隨時有傾覆的危險。像陽球殺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彈劾一下，皇帝答應審訊，就可達到目的。

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權力，實在不足以使人驚慌失措。士大夫階層如果稍為講究一下方法，矯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矯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領袖人物李膺、張儉、范滂之輩，使用的卻是一種不由分說的反宦官的狂熱，以致引起公元166年宦官對知識分子的大迫害和為期18年之久的黨錮（褫奪公權並禁離故鄉），促使整個局勢糜爛。

雙方最後一次決鬥發生於公元189年，士大夫領袖之一的禁衛軍官袁紹跟外戚領袖大將軍何進結合，密謀剷除宦官，何進的妹妹何太后堅不同意。於是，天下最愚蠢的陰謀詭計發生了，袁紹建議：密令駐屯在河東（山西夏縣）的大將董卓，統軍向洛陽進逼，揚言要肅清君側——討伐宦官，用以脅迫何太后。

另一位禁衛軍官曹操反對，他說：「對付宦官，一個法官就行了。卻如此轉彎抹角，誘導叛變，恐怕能發不能收，天下從此大亂。」

曹操的明智見解阻擋不住漿糊腦筋，蠢謀開始執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進誘進皇宮砍頭。袁紹遂率領禁衛軍縱火焚燒宮門，攻入皇宮，對宦官作絕種性的屠殺，無論老幼，無論平常行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紀較長的洛陽市民，因為沒有留鬍鬚的緣故，被誤會是宦官，也遭到災禍。

當袁紹攻入皇宮時，宦官張讓挾持著新即位的東漢第十三任皇帝劉辯，突圍向北逃走，逃到黃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陽追兵趕到，張讓投黃河自盡。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到此結束。宦官徹底失敗，但士大夫的勝利卻是悲慘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們的脖子上。

五、佛教·道教·黃巾

現在，我們敘述第一次宦官時代中所爆發的黃巾民變。它是中國最大的農民暴動之一，跟當時開始鼎盛的兩大宗教相結合，反抗暴政。

這兩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據說於公元1世紀六十年代傳入東漢（我們不妨推測，紀元前2世紀張騫通西域時，可能就帶了進來），東漢王朝第二任皇帝劉庄曾夢見一個金人。有學問的大臣就告訴他，金人是西域（新疆）的一個被稱為「佛」的神祗。劉庄隨即派遣官員蔡愔去西域求佛，那時還沒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傳入。

蔡愔於公元65年出發，兩年後（67年）返國，隨同他來的有兩位外國籍的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和白馬馱著的佛教經典。劉庄特地在首都洛陽東郊。建造一座白馬寺，招待這兩位高憎並安置經典。不過事實上，白馬到洛陽時，佛教在東漢已經大大地流行，親王劉英——劉庄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舉國皆知。

道教是純中國宗教，沒有人知道它確實的誕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學派有密切關係，老莊哲學的玄虛無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種飄渺幻境。道家學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轉變為「陰陽家」，介乎學派與宗教之間。這種以煉丹煉金，求長生不死葯的高級巫師，被稱為「方士」，深受歷代帝王的歡迎。以後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轉變為念咒畫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覺中形成。

公元2世紀三十年代，方士中一位大亨張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鵠鳴山修鍊。他用符咒為人治病祈禱，稱「太平道」。追隨他的門徒，都要奉獻五斗米，所以也稱「五斗米道」。張道陵死後，兒子張衡（不是發明地動儀的張衡，只是同名）繼承。張衡死後，兒子張魯繼承。張魯時已到公元2世紀末葉，各地混戰，政府因他擁有群眾力量，委派他當漢中（陝西漢中）郡長（太守）。——但要到300年後的五世紀時，名道士寇謙之出世，才確定「道教」名稱，並確定尊奉李耳（老子）為教主、《道德經》為經典、張道陵為先知。我們要特別注意，「道教」跟「道家」不同，猶如「狗」跟「熱狗」不同一樣。

羌戰於公元169年被鎮壓，東漢政府勝利的代價之一是，沒有被戰爭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區，因軍需孔亟，在苛捐雜稅和官員貪暴，以及地主剝削重重迫害之下，引起大規模的逃亡和民變。逃亡和民變又引起因勞力缺乏而產生的水災旱災蝗災。水災蝗災又引起農村破產，到處發生人吃人的可怕饑饉。政府中宦官跟士大夫正鬥爭的如火如荼，沒有人關心那些在死亡中掙扎的農民。農民為了生存，遂逐漸集結在一個標幟「黃巾」之下，希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黃巾標幟下農民運動領袖張角以他的家鄉巨鹿（河北寧晉）為根據地，供符咒傳教，一方面稱太平道，一方面又稱彌勒佛再世，成為佛道二教的混血兒。傳教十餘年，門徒有數十萬人。

張角分全國為三十六「方」，每方一萬人，用四句話作政治號召：「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甲子年是公元184年，184年遂成為貧苦農民的盼望。各地公共場所，城牆上，城門上都出現「甲子」字樣，人心振奮。

甲子前一年（183年）年終，張角的門徒馬元義潛入首都洛陽，聯絡宦官作為內應，準備明年日期到時，奪取首都。可是如此龐大的組織中不可避免的會有內奸或變節分子，另一位門徒唐周，像基督教的猶大一樣，向東漢政府告密。就在184年一月，馬元義被捕，被最殘忍的車裂酷刑處死。根據口供的牽引，輾轉殺了一千多人，並通緝張角。

張角倉促間下令起兵，一夜之間，百萬以上的農民，掀起暴動。他們用黃巾裹頭，以分別敵友。

184年距羌戰平息，僅15年。東漢政府用以討伐羌部落的軍隊，恰好用以討伐黃巾。那些涼州（河西走廊）部隊在血腥中成長，強悍善戰，沒有經過訓練的農民們，無法與他們對抗，尤其是張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領導中心。於是這一歷史性的農民暴動，只支持了11個月，就被分別擊潰。

然而，這個世界卻再也不能恢復以前的原狀了。涼州部隊開始輕視中央政府，大將之一的董卓，當中央徵召他到洛陽擔任宮廷供應部長（少府）時，他不願放棄軍權，拒絕接受。偏偏又遇到兩個漿糊腦筋何進與袁紹，利用他來脅迫何太后。

於是，公元189年，當洛陽追兵在黃河南岸小平津從宦官手中救出皇帝劉辯時，董卓率領大軍，適時的趕到，劉辯就在涼州兵團護駕下，返回首都洛陽。

三國時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