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濤北漂歸來

看中國畫史，覺得書里記述的古代畫家大多數一個操性，無非是「不慕榮利」、「性簡傲，素不喜交接權貴」，「一言不合，則千金不能致」，總之脾氣都大得很，還喜歡喝酒。喝完酒之後就隨便畫，畫了就送給販夫走卒，一個錢也不要。達官貴人想買張畫比駱駝穿針眼還難。

這點可跟今天的畫家大不一樣了，我有個朋友過去在美院上課的時候，老師在課堂上示範的畫，一定要放在水盆里毀掉才放心。他怕學生拿去賣錢。而且最喜歡交接權貴，平常上課的時候一節課有半節課吹牛逼，說某某部長對其作品極表傾倒，某某公司最近又收藏了他一張畫，成交價若干。某拍賣行最近又準備將他的作品上拍。我這個朋友感嘆人心不古，他說你看哪個古代畫家有這樣的嗎？你看看倪雲林多清高，銀子堆在那裡正眼都不瞧。我說倪雲林家當時是真有錢，吳地三個豪門之一。就像今天你拿幾千塊錢讓馬雲給你寫「厚德載物」，就算他會寫，人家也不想給你寫。他反駁說就算倪雲林家裡有錢，那吳鎮——梅花道人總不能說有錢了吧！我說他是業餘畫畫，專業算卦的。沒錢的時候就到今天的杭州和嘉興去賣卜。現在在杭州城裡開個算卦、看陰陽風水的館子，必定收入不錯的。此外吳鎮有一個很穩定的心態，他能扛住他老婆的「顧笑」——

董其昌在《容台集》中說： 「吳仲圭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眾，而仲圭之門闃然，妻子顧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 這個顧笑相當厲害，殺傷力巨大。我說，你也畫畫，應該不難理解這個表情。他說那是的，就是不是比鄰而居，被老婆這樣「顧笑」也受不了。

後來我看了一些畫史資料，知道古代畫家也並不那麼清高。也喜歡交接權貴，也要挖空心思營銷自己。石濤晚年寓居揚州時候，易僧袍為道裝，家累似乎還很重。不僅要賣畫還要幫人家疊假山，才能過日子。石濤寫信給八大山人：

「聞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飛，真神仙中人。濟將六十，諸事不堪，十年已來，見往來者所得書畫，皆非濟輩可能讚頌得之寶物也。濟幾次接先生手教，皆未得奉答，總因病苦，拙於酬應，不獨於先生一人前，四方皆知，濟是此等病，真是笑話人。今因李松庵兄還南州空函寄上，濟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闊小幅，平坡上老屋數椽，古木樗散數株，閣中一老叟，空諸所有，即大滌子大滌堂也。此事少不得者，余紙求法書數行列於上，真濟寶物也。向所承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書大滌子大滌草堂，莫書和尚。濟有冠有發之人，向上一齊滌，只不能迅身至西江，一睹先生顏色，為恨!老病在身，如何如何！雪翁老先生，濟頓首。」

從這封信當中可以看出，石濤在揚州賣畫生涯也不怎麼好，大滌草堂也很擠，連八大寄給他的畫也放不下，又請他畫了一幅小的。另外信有中說「濟有冠有發之人」，明示石濤在揚州是還了俗的，具體他在揚州這個家是由正常的妻兒老小，還是徒子徒孫組成的，專家也莫衷一是。

石濤寫給八大的信

石濤北漂之前，還住在南京長干寺「一枝閣」的時候，他的書畫應酬就忙得不可開交了。他自己寫詩說：「謝客欲盡難為情，客來妙不驚逢迎。潑墨几案染茶碗，揮塵未厭搖華英。」他除了與孔尚任、鄭瑚山交往之外，跟滿清的大員博爾都關係也不錯。

石濤第一次接駕是1684年。康熙南巡，駐蹕金陵。曾至長干寺和大報恩寺巡幸，和尚得以上窺天顏。第二回是1689年，在揚州平山堂里，康熙竟然還記得石濤的名字。

石濤洋洋得意做詩云：「無路從容夜出關，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聖主，近前一步是天顏，松風滴露馬行疾，花氣襲人鳥道攀。兩代蒙恩慈氏遠，人間天上悉知還。」又：「甲子長干新接駕，即今已巳路當先。聖聰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萬歲前，自愧羚羊無掛角，那能音吼說真傳。神龍首尾光千焰，雲擁祥雲天際邊。」

為了表達對這種隆恩的涕零之意，石濤繪製了一幅《海晏河清圖》，並題了如下詩句：「東巡萬國動歡聲，歌舞齊將玉輦迎。方喜祥風高岱嶽，更看佳氣擁蕪城。堯仁總向衢歌見，禹會遙從玉帛呈，一片簫韶真獻瑞，風台重見鳳凰鳴。」畫中款署「臣僧元濟頓首」。 有了這兩次接駕，再加上達官貴人的接引，石濤覺得自己北上前程是一片光明。於是他於1689年秋冬之際束裝赴京，抱著一片「欲向皇家問賞心」的石濤在北京混得並不如意。儘管王原祁評道：「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為第一，予與石谷皆有所未逮。」但他在北京的「問賞」之路卻走得很不順利。

不僅僅畫山水花鳥，也畫行樂圖

訂件已完成，催人來拿畫子

大堂畫在雨中完成，請示買家如何題上款

他在北京時期畫了《搜盡奇峰打草稿長卷》、《游華陽山圖軸》，達到一生藝術最高巔峰。但京城的文化圈將石濤不過看成一個會畫幾筆「野狐禪」畫的和尚。這與他自己設定的人生目標是大相徑庭的。北京之行讓石濤的「問賞心」徹底破滅。他做詩說：「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無趨小乘。五十孤行成獨往，一身禪病冷於冰。」

石濤身後二百多年，黃賓虹對於他晚年的繪畫多有微辭。黃在《與曹一塵書》中寫道：「石濤未免浮煙瘴墨之弊，開揚州八怪江湖惡習。因用筆太快，輕率浮躁之氣未能滌盡。而學元人又多空廓軟弱，不能實中虛、虛中實、兼虛中虛、實中實者，皆筆不能押紙,何況入紙又透過紙背耶!」

黃賓虹說石濤的畫「浮煙瘴墨」，確是後來揚州畫派胎裡帶的毛病，始作俑者就是石濤。金農曾在一張墨蘭上題：「苦被春風勾引出，和蔥和蒜賣街頭」，有幾分無奈也有幾分不甘，活幹得糙一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陸儼少先生在《山水畫芻議》中，說石濤的小品落墨清靈，構圖往往出人意表。但大畫往往局促支離，不能盡山川之妙。他說自己青年時代學畫，如果聽到某家裱畫店有一張「四王」的畫，莫不奔走相告。但到了「五四」之後，「四王」簡直成了一些人的靶標，攻訐的人當中有許多中國畫修養並不好，甚至是一些文學家也來對「四王」橫加攻伐。與之相反的，則把主張「我有我法」的石濤舉得很高。這裡面有自身藝術的規律的顯現，也有時勢的力量。

康熙31年秋天，石濤南下揚州，其間除應吏部尚書、英武殿大學士李天馥邀請，到合肥來過一趟以外，大部分時間來往於長江流域一帶賣畫。石濤服務的對象開始由官員向富商轉變。他在給江岱瞻的信上說：

「只因家口眾，老病漸漸日深一日矣。弟知諸公物力，皆非從前順手。以二十四金為一架，或有要通景者。此是架上棚上，伸手仰面以倚。高高下下，通長或走或立等作畫。故要五十兩為一架。昨日先生所命之屏，黃府上人云，是令東床所畫。昨見二世兄雲，是先生送親眷者。不然先生非他人，乃我知心之友。為我生我之友，即無一紋也畫。世上聞風影而入者，十有八九。弟所立身立命者，在一管筆，故弟不得不向知已全道破也。或分開與眾畫亦妙，此中俗言俗語，容當請罪不宣，所賜金尚未敢動。」

這封信的意思，是江岱瞻讓他的管家請石濤畫十二張通景屏，管家走了之後石濤發現銀兩不符，故遲遲沒有動筆。後來又遇到江岱瞻的二哥，就說到這件訂單上。江岱瞻的二哥說這件通景不是江岱瞻本人的。石濤有一種上當的感覺，就給江岱瞻寫了這樣一封信。話說得很客氣，但意思表達到了：要不加錢，要不就拉倒，把先前給的銀子拿回去。

石濤在信中解釋了為什麼不能接受他的低價，那就是「世上聞風影而入者，十有八九」，因為別人也會照著這個價格來買畫，這樣就把市場擾亂了。實質上這也是要求加錢的一種說法，賣不賣還不在於你自己嗎？但從這封信當中可以推斷出來，石濤當時有一個大致的市場價格，但又不像後來鄭板橋那樣給出了明確的潤格：「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賬。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

石濤還是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生意不好的時候他還要托江岱瞻為他留意，比如：「路好即過府，早晚便中為我留心一二方妙。不然生機漸漸絕矣。」不然就要活不下去了。乾隆年間，揚州一個知縣一個月也有幾兩銀子，又要養家還要喂馬。石濤畫價在當時應該說是很昂貴的，一架通景就要五十兩。所以我奇怪他是養了一大家子什麼樣的人，才有這麼大的花費。他錢都花那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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