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先生：中國文化獨有「謚法」的微言大義

提 示

什麼是謚法？簡單一句話，就是一個人死後的定論。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只有中國歷史文化才有的，連皇帝都逃不過謚法的褒貶。我們要曉得，這一點便是中國文化春秋大義的精神所在，同時更應該使下一代記取這具深義的特點。中國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這個謚法，怕他死後留下萬世的罵名，甚至連累子孫抬不起頭。因此他們為國家做事情，要想爭取的是萬世之名，不願死後替子孫留下臭名，更不願在歷史上留個罵名。這個就叫謚法——也就是死後的一字之定評。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議，或史官作評語，像漢朝的文帝、武帝，稱謂「文」、「武」，都是謚法給他們的「謚號」。「哀帝」就慘了，漢朝最後那個帝為「獻」帝，也含有奉獻給別人，送上去的悲哀。可見這個謚法很厲害。王陽明，是他本人的號，後來加謚為「文成」。曾國藩，後人稱他曾文正公，「文正」兩字是清朝給他的謚號。死後的評語夠得上稱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歷史，縱橫十萬里國土，雖然有幾億的人口，其中卻數不出幾個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這是中國文化中謚法的謹嚴。所以中國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標，是要對後代負責；不但對這一輩子要負責任，對後世仍舊要負責任。如宋代的名臣，也是理學家的趙抃，他一度放到四川作「省主席」——比擬現代的官位來說。他自己騎一頭跛腳騾子，帶了一個老僕人、一琴、一鶴去上任，到了省城裡，全城的文武官員，出城來接新主席，卻看不到人，誰知道那個坐在茶館裡面，一琴、一鶴相隨的糟老頭子就是新上任的主席。當然他不止是當主席，也當過諫議大夫，是很有名的名臣——歷史上成為名臣不容易。有所謂大臣、名臣、具臣、忠臣、功臣、奸臣、佞臣等等。所謂忠臣、奸臣，看小說都知道，不必細說了。要夠得上成為一個名臣，很不容易，夠得上一個大臣，更難。大臣不一定在歷史上很出名，可是他一定有安定天下後世的功業。我們不希望看到奸臣，也不希望看到忠臣，這話怎麼說呢？我們曉得文天祥是忠臣，岳飛也是忠臣，但是我們不希望國家遭遇到他們當時那樣的時代。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名臣、大臣，像趙抃就是名臣、大臣。他最後退下來，回到家裡，寫了一首詩：「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慾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不要看錯了，說他腰裡都是黃金美鈔所以退休了。這個黃金不是黃金美鈔，看京劇就知道，所謂「斗大黃金印，年高白玉堂。」古代方面大員的印信，實際上是一顆銅的大印，叫作「黃金印」，有如現在中央部會的印，鑄印局用銅鑄的，也可叫黃金印。「腰佩黃金已退藏」，是說退還了那顆黃金印。「箇中消息也尋常」，一生風雲人物，其實很平常。「世人慾識高齋老」，他下來以後所住的地方叫高齋，他說你們以為住在高齋的這個老頭子有什麼了不起，而想認識認識他是何等樣的人嗎？「只是柯村趙四郎」，其實還是當年住在柯村的趙老四啊！他是那麼平淡，那麼平凡。所以一個最了不起的人，是最平凡的人。真做到平凡，才是真了不起。而趙抃最後的謚號是兩個字「清獻」，歷史上的趙清獻公，就是趙抃，他一生都奉獻給國家，而一生清正，到達這個程度是很難的。其他的名臣很多，在這裡一時也說不完。

總之，中國過去的歷史文化，非常重視這個謚法，而我們現在呢！大有陸放翁詩的：「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管他的！死了就拉到，老子死後，你要罵就罵吧！只要我現在活得舒服就對了。我們不要忘記了，謚法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到邦有道時，這些東西仍然要恢復起來才對。試看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精神，不管文人、英雄，死了就死了。像法國人，一提到就只有拿破崙。拿破崙又有什麼了不起，崛起只有二十來年，五十多歲就死了，而且是個失敗的英雄，比楚霸王還差勁，什麼拿破崙的！在中國歷史上這種英雄多得很，只因為歷史上多是同情失敗的英雄，所以「徒使豎子成名耳」。現在的西方文化更搞不清楚，「死後是非誰管得，生前拚命自宣傳。」可是我們中國人要懂中國文化謚法的道理和精神。

同時我們也要知道，像日本明治維新的幾個重要人物之一——伊藤博文的名言：「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吸收中國文化的東西，日本人自稱東方文化，其實都是地道的中國文化。我們這一代青年，那種短見，那種義利之不分，實在「匪夷所思」。剛才我們幾個人談到現代青年對現代知識的貧乏，什麼都沒有，一談就是考什麼學校，為了待遇多少，為了求生活，這些是從前我們從來不考慮的。現在搞成這個樣子，真是文化精神的衰退，實在值得我們多加註意。這是談到謚法引出來的題外感想。

——南懷瑾先生《論語別裁》

本微信號專事摘錄 南懷瑾先生著述。篇幅有限，恐難盡意，欲辨玄旨，請閱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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