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無「救星」，凡事要靠自己：古巴第一款獨立遊戲是怎樣煉成的

上周末，在芝加哥電子遊戲藝術畫廊（Video Games Art Gallery），《救星》（Savior）的兩名開發者展示了一個接近完整的遊戲版本。作為古巴首批獨立遊戲之一，這也是《救星》的第一次公開亮相。

通過這次展示，他們希望讓人們了解古巴不斷變化的文化和政治格局。考慮到美國和古巴國內不尋常的政治氣候，以及兩國間的關係，這次展示顯得格外特別。

美國與古巴的關係正處在一個不穩定的十字路口。在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與古巴恢復外交，放寬貿易禁運政策，並廢除了「抵壘政策」（wet foot, dry foot，也稱「乾濕腳政策」）——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比爾·柯林頓對「古巴調整法案」做出調整，允許所有成功踏入美國國土的古巴人成為美國公民。

但現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似乎想收緊古巴的外交政策，導致兩國關係再次變得緊張。雖然美國主流新聞界對相關政策的報導並不多，不過它們對古巴人的生活還是產生了影響。《救星》的兩名開發者尤主克·帕里艾里（Josuhe Pagliery）和約翰·赫爾南德斯（Johann Hernandez）就對此有著強烈感受。

古巴距離佛羅里達海岸僅90英里，從地圖上看十分接近，但兩國人民就像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古巴和美國的意識形態差異更大，在這個切·格瓦拉和菲德爾·卡斯特羅曾發動革命的國家，民眾和國家領導層始終堅持社會主義。

在美國，每當提到古巴，人們往往傾向於將它視為一個政治實體。但過去幾十年里，古巴文化也傳播到了美國，包括食物、文學、音樂和藝術等等。帕里艾里和赫爾南德斯等古巴藝術家通過努力工作，推動古巴文化作品迸發璀璨光芒，不過倆人的工作室Empty Head Games也面臨著許多外界難以想像的困難。

「在現階段，人們認為在古巴開發獨立遊戲風險太大，成本太高。」《救星》創意總監帕里艾里說，「政府投資製作了一批沒人願意玩的糟糕遊戲。在他們看來，電子遊戲只能被用於教育或講解歷史的目的。這是錯誤、無聊的做法，導致這個島上潛在開發者的前景變得更黯淡。」

帕里艾里認為，古巴的環境非常不利於遊戲開發者發揮創造力。帕里艾里和他的搭檔，《救星》主程序員赫爾南德斯都沒車，由於兩人住所距離較遠，為了溝通製作遊戲的想法，他們不得不依賴於古巴並不穩定的基礎通信設施。

對兩人來說，在互聯網上觀看視頻或發送電子郵件等都有可能帶來巨大煩惱，有時甚至完全行不通。如果他們想要上網，就得去有公共Wi-Fi熱點的地方（通常很悶熱），花很長時間連上信號以載入單個網頁。帕里艾里說，很多時候他甚至無法載入Indiegogo頁面（他們通過Indiegogo為《救星》眾籌研發資金）。而管理眾籌到的錢更複雜，原因是他和赫爾南德斯都沒有銀行賬戶。

「我手頭的所有錢都直接用於製作這款遊戲。當你製作的時候，你幾乎根本不知道其他人喜歡些什麼。當然，你也得打消接觸媒體，參加遊戲節或者發起常規眾籌項目的念頭。」帕里艾里說。

帕里艾里稱在Empty Head為《救星》籌集研發資金的過程中，專註於科學和技術領域的美國非營利性機構Innovadores基金為他們提供了幫助。

「開始準備眾籌時，我們在Facebook和Twitter分別有200和36名粉絲，當得知在Indiegogo發起眾籌需要大約8000粉絲時候……簡直令人心碎。」

帕里艾里和赫爾南德斯沒有制定任何路線圖，也不知道怎樣才能進行國際匯款或做營銷。而就個人而言，他倆也因為製作遊戲，逐漸遭到家人和朋友的孤立。

「當我們開始製作《救星》時，來自家人和朋友的反饋幾乎都是負面的。『你瘋了，怎樣才能賺回你花掉的錢？誰又會玩你的遊戲？』」帕里艾里說，「突然之間你變得不再是一名職業開發者或藝術家，而只是一個有著愚蠢夢想的古怪人士，正在做一款誰都不會看到的電子遊戲。」

帕里艾里說他們開始不再自稱獨立開發者，而是將自己形容為「地下開發者」——在製作《救星》的第一年，他和赫爾南德斯如同在真空中工作，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外界反饋或支持。「我使用一個2009年生產的老式Wacom Bamboo數位板繪畫，約翰使用2012年產的I-5工作。他甚至沒有數據機，不得不步行到距家2英里外的地方尋找Wi-Fi熱點。」

出於對電子遊戲的熱情和創作慾望，他倆克服了種種困難。對赫爾南德斯來說，之所以熱愛編程，是因為在童年時受到了前蘇聯榮耀的影響。

「我在阿塔比（Atabey，距離哈瓦那市區較遠的一個小型街區）長大，那裡沒有多少小孩，你一隻手就能數得過來，但這並沒有讓我感到苦惱。我的父母都接受過高等教育，母親曾在前蘇聯學習俄語。當我還是個孩子時，家裡到處都是蘇聯印製的書籍，例如大型設施、太空火箭等等。我覺得書里的圖片還不夠，我想了解這些機器的工作原理。」赫爾南德斯說道。

赫爾南德斯開始閱讀關於Unix編程的複雜手冊，對電腦產生濃厚興趣。他在電腦課上表現優異，到念高三時迷上了玩盜版電腦遊戲。對一個經常感到無聊，時間比錢多的孩子來說，遊戲成了一種很好的滋補品。「我發現了射擊遊戲、角色扮演遊戲和策略遊戲。我喜歡的很多遊戲，都是在那時候接觸到的。」

赫爾南德斯到哈瓦那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就讀，學習演算法和計算幾何——在大學期間，他如饑似渴地閱讀id Software聯合創始人約翰·查馬克、Naughty Dog工作室的傑森·格雷戈瑞（Jason Gregory）等遊戲開發專家的作品。

「大學畢業後，我開始以自由開發者的身份，為古巴國內和國外的遊戲公司工作。」赫爾南德斯說。他還學習了新的編程語言和引擎，了解怎樣在不同環境下，面向不同平台製作遊戲。

帕里艾里在哈瓦那Playa區長大，他進入遊戲開發行業的路徑與赫爾南德斯完全不同。

「我的父親是一位工程師，母親是醫生，不過從小就被祖母奧爾加（Olga）撫養。她為我購買了人生中第一部遊戲主機。」帕里艾里回憶說，「童年時我很喜歡閱讀和畫畫，完全不參加體育運動，所以你可以想像，當電子遊戲進入我的生活，情況就變得更糟了。」

帕里艾里在前蘇聯解體，不再為古巴提供經濟援助的特殊時期長大成人。受到特殊時期的影響，古巴國內連續十年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食物定量供應，國家經濟賴以生存的許多商品緊缺。在當時，古巴政府禁止個人電腦的銷售（這一禁令直到2008年才被解除），因而電子遊戲機顯得更為罕見。

「在那個年代，在古巴尋找遊戲特別困難。我表哥有一台雅達利，有《Tron》《Burger Time》等遊戲。」帕里艾里說道，「我對它一見鍾情。但當我第一次在超級任天堂上玩到《超級馬里奧世界》，我記得我盯著屏幕，心想『就是它，未來就會像這樣！』毫無疑問，發現那款遊戲並通過第一個關卡，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回憶之一。」

由於遊戲機在古巴國內極其罕見，作為為數不多擁有超級任天堂的孩子之一，帕里艾里受到了童年玩伴們的歡迎。

「每逢周末，我家裡總是擠滿了小孩，有時甚至一個房間里就有11個孩子……大家邊玩遊戲邊高聲尖叫。如果你在一局遊戲里輸了，就得將手柄交給下一個。回想起來，當時我真的是個社交男孩。」

帕里艾里很早就知道他想創作遊戲，但這看上去就像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帕里艾里在哈瓦那高等藝術學院拿到視覺藝術學位，在2005年創辦了表演藝術團"La Teoria Dorada de Popeye"——團隊成員們穿著劇裝，演出油漬搖滾樂，以及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行動主義啟發的暴力、超越性表演藝術。

「對絕大多數古巴人來說，搖滾樂一直不受歡迎，並且被政府壓制，所以我們每次演出時總是提心弔膽。」帕里艾里說，「很多次演出甚至在進行到一半時被叫停。」

作為一名藝術家，帕里艾里曾參與許多項目，其中包括受到電子遊戲審美影響的動畫和視頻作品，這也成了他設計遊戲的契機。

「我認為在遊戲研發過程中，最關鍵的元素是概念架構，學習視覺藝術和文學讓我在這方面有所積累。」帕里艾里稱遊戲應當實現美學和玩法機制的融合，採用統一設計方法，但就連某些研發資金最充裕、完成度最高的當代遊戲也沒有做到這一點。

相比其他媒介，帕里艾里認為電子遊戲與受眾之間的關係更重要，因為受眾會直接與藝術作品（遊戲）交互。

「我曾短暫嘗試過幾個非遊戲項目和試驗性的遊戲項目，但很快發現那不是我想做的，我覺得那就像走捷徑。」帕里艾里說，「所以我開始構思《救星》的概念，並且尋找一名程序員。」

在當時，赫爾南德斯正與其他幾名自由程序員一起工作，帕里艾里向他們展示《救星》的早期設計，不過只有赫爾南德斯表達了興趣——巧的是赫爾南德斯還曾跟帕里艾里年紀最小的弟弟念同一所高中。

從許多方面來看，帕里艾里和赫爾南德斯製作《救星》的風險很大，但他們沒有迴避一些可能引發爭議的想法。「遊戲里的很多元素來自古巴社會的獨特現實。」帕里艾里說，「我們在製作遊戲時參考了古巴的歷史、哲學、政治和藝術流派，因為你永遠不可能逃避你所處的社會的現實。」

在《救星》中，主角醒來時發現整個世界正在消失的「小神」（Little God）。世界被造物主拋棄，開始分裂，而玩家的任務是傾盡全力拯救世界。不過在遊玩過程中，你會發現你只是某個更宏大故事中的極小一部分。

「我一直對『遊戲中的遊戲』這個想法很感興趣，我想知道怎樣從這一特別的角度，解構一款電子遊戲。」帕里艾里說道，「《救星》由彼此差別很大，但又共存的概念層構成。」

在《救星》的故事中，主角試圖拯救世界——帕里艾里希望探索「救星」的概念：救星究竟是英雄，還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只專註於實現個人目標的人物」。但帕里艾里強調，第二層概念同樣重要。

「整個遊戲與哲學關係緊密，探索了悲觀的存在主義和猶太教與基督教神話。《救星》的創作始於上帝與現實不可區分的神學概念，我將它運用到了一款電子遊戲中。」

帕里艾里認為，電子遊戲通過創造虛構現實的方式，反映了泛神論的概念，即神無處不在。「如果上帝就是現實，那麼一款電子遊戲也能體現上帝。當你開始質疑現實究竟是什麼，當角色發現它們生活在一個崩潰的遊戲中，那麼現實與虛構、玩家與遊戲之間的關係將立即變得緊張。」帕里艾里說。

作為一名古巴開發者，帕里艾里的日常生活和遊戲製作都受到古巴社會的影響。雖然面臨著種種局限，但現實情況並不讓他苦惱。

「對我來說，古巴人的身份真的很重要。我的家人和朋友在古巴居住，我在這裡出生並長大。我希望我們能得到與其他國家開發者同樣的機會，希望當人們玩到《救星》時會說，『嗨，瞧瞧這款不錯的遊戲』，並且或許永遠不知道它來自巴西……我不想被說成是製作了一款遊戲的『古巴人』，不想過多地談論我們的互聯網條件糟糕、缺乏資金等現狀。我只想製作一款偉大的遊戲。」

無論帕里艾里是否願意承認，與所有藝術家一樣，他的創作也會受到社會環境和生活背景的影響。但《救星》不是一款談論古巴的遊戲，它的主題是人類體驗、人類與宗教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我們對內在性、神性等概念的摸索和理解。

《救星》還是一款公然對抗帕里艾里從小深受影響的古巴愛國主義的遊戲。

「我的看法是，愛國主義與沙文主義關係更緊密，在這個國家它更像是意識形態的一種宣傳工具。我不太喜歡政治，通常不會信任拿著麥克風，堅持『代表』我發言的任何人，無論他們來自哪裡。」帕里艾里說，「坦率地講，我認為如果歷史上沒有那麼多『救星』，這個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但話說回來，我只是一個古巴獨立遊戲開發者，我對政治又能有多少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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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譯自：rollingstone.com

原文標題：《"Savior": Politics, Gam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rt in an Evolving Cuba》

原作者：Alan Bra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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