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欖枝與槍支——慕尼黑奧運會上的恐怖襲擊

來源┃《中國國家歷史 ·柒》

東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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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裡約奧運會開幕式上，一支沒有國旗的奧運代表團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他們是奧運史上第一支難民代表隊。他們出現在宣揚和平的奧運會賽場上，也提醒著世界各國人民，戰爭與災難的存在，難民的存在。奧運會從來都是現實政治的縮影。

近年來，ISIS 等恐怖勢力異常猖獗，恐怖襲擊事件頻發。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出現爆炸事件，兩人被炸死，100 多人受傷。2004 年，離雅典奧運會開幕不到100 天，雅典南部的一所警察局接連發生3 起爆炸，奧運開幕前夕，警方又在一座體育場附近發現手榴彈、雷管和炸藥。2015 年11 月，在巴黎德法友誼足球賽上發生了爆炸事件，造成129 人死亡。體育成為恐怖分子攻擊的目標，這不僅使體育失去了其本身的意義，更使承擔體育大賽的舉辦國壓力倍增，安保問題成為舉辦國須考慮的重中之重。在今年的里約奧運會上，美國出動FBI 支援巴西、巴西出動航母等都說明了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亞特蘭大奧林匹克公園爆照現場

如果追溯奧運會歷史上的第一次恐怖襲擊，那就是發生在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上的恐襲事件。

「康納利大街31 號的槍聲」

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會是德國第二次舉辦奧運會，此前1936 年的柏林奧運會因當時納粹德國種族主義而臭名昭著，因此，德國奧委會在這屆奧運會上煞費苦心，想要改變柏林奧運會所造成的觀感。同時適逢七十年代美蘇冷戰期間，德國還肩負著向世界傳播資本主義陣營民主、自由、繁榮、樂觀新形象的使命。故此，慕尼黑全城氣氛輕鬆歡快，警察不配槍也不穿制服，只著便衣散布在琳琅滿目的商場和擁擠的酒吧中。

在本次奧運會的開幕式上，以色列隊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支隊伍。他們身著深藍色套裝，白色軟帽，手舉「大衛之星」的國旗，一臉嚴肅。聯想到猶太民族在德國的沉重遭遇，聯想到慕尼黑體育場距達豪集中營僅有六英里，以色列代表團的身影所凸顯的歷史意義可見一斑。

慕尼黑九月的夜晚，天氣涼爽。也許是本屆奧運會「歡樂奧運」(Die Heiteren Spiele) 的主題已深入人心，也許是賽事有條不紊的進行讓組織者對奧運會的勝利閉幕抱有信心，也許是慕尼黑醇香的黑啤酒讓已經結束賽事的運動員早早陷入了夢鄉，夜幕之下的奧運村一片安靜與祥和，奧運村大門緊閉，大部分運動員已經入睡，只有間或一二個貪杯的運動員爬牆回到奧運村。

1972 年9 月5 日，距離奧運會閉幕還有三天。凌晨4 點25 分，八名穿著運動裝的「奧運會選手」，悄悄來到奧運村的門口。但他們卻沒有絲毫醉意，只是帶著重重的手提包，在那裡東張西望。他們隔著鐵門扔過手裡的拎包，敏捷地從六英尺高的鐵絲柵欄上翻過。從拎包中熟練地掏出AK47 步槍，朝向康納利大街31 號走去，那裡是慕尼黑奧運村以色列運動員的住處，而這八名穿著運動裝的「奧運會選手」並非是真正的運動員，而是恐怖組織「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

八名恐怖分子撬開了康納利大街31 號1 號公寓的前廳門鎖，摔跤裁判尤塞夫·戈特佛倫德最先聽到開門的聲音，他本以為是室友回來了，但當他看到手持自動步槍、頭帶面罩的恐怖分子時，立刻警覺起來，用希伯來語大喊了一聲「危險！」，便迅速地撲過去試圖用自己的重量頂住慢慢被推開的房門。門框逐漸扭曲變形，戈特佛倫德再也抵擋不住，房門被敞開了。除了戈特佛倫德，田徑教練阿米茲·沙皮拉、擊劍教練安德烈·施皮茨、射擊教練柯特·紹爾、舉重裁判約卡夫·斯林格，1 號公寓的其他四名房客也被恐怖分子扣押。恐怖分子威脅他們說出其他以色列運動員的住處，並向他們承諾，如果能敲開其他以色列運動員的房門，就放了他們。當然，以色列人並未提供任何信息，於是恐怖分子決定搜查康納利大街31 號，他們將目標鎖定在了3 號公寓，3 號公寓樓里的六名以色列運動員全部被抓，其包括三名摔跤選手：艾利茲·哈芬、馬克·沙文、蓋德·祖巴里，以及三名舉重選手：大衛·博格、澤夫·弗雷德曼、尤塞夫·羅馬諾。

1972 年9 月，「黑色九月」組織中一名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奧運村。

恐怖分子在搜查康納利大街31 號的時候，漏掉了住在2 號、4 號、5 號公寓的八名以色列人，恐怖分子急於抓到的以色列奧運代表團團長塞繆爾·拉爾金就住在5 號公寓。

恐怖分子在進入3 號公寓前，剛好碰到了迎面走來的摔跤教練摩西·溫伯格。大塊頭的溫伯格撂倒了其中一名恐怖分子，但被另一名恐怖分子開槍打中臉部後被制服，這是發生在康納利大街上的第一聲槍響。

當3 號公寓的以色列人全部被俘後，恐怖分子把他們集體驅趕至1 號公寓，這時，摔跤選手蓋德·祖巴里猛衝向他們，小個子的蓋德敏捷地拐了個彎，躲過了恐怖分子的猛烈槍擊，跑到了安全的地方。溫伯格趁著混亂，再次對恐怖分子展開攻擊，但被另一名恐怖分子開槍打死。舉重選手尤塞夫·羅馬諾趁機搶過一把刀，刺傷了面前的恐怖分子，但被另一名恐怖分子掃射致死。

慘案現場。左側女子為擊劍教練的妻子。

此時，康納利大街31 號的槍聲驚醒了還在睡夢中的人們。

何以釀成「慕尼黑血案」

「黑色九月」為什麼會在慕尼黑奧運會上劫持以色列運動員呢？究其根源，還得從巴以衝突說起。

19 世紀末，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鼓動下，大批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與當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爭奪生存空間，這為日後的巴以衝突埋下了罪惡的種子。1948 年以色列建國後，數以萬計的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家園。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在這場戰爭中，以色列佔領了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舊城、埃及的西奈半島和敘利亞的戈蘭高地，約百萬巴勒斯坦人被趕出家園，淪為難民。

為了領導巴勒斯坦人爭取民族權利，1964 年，四百多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組織」。1967 年巴解組織出現內訌，從中分離出了一個更為激進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簡稱「人陣」。最初，「人陣」以約旦為據點，常常製造劫機等恐怖事件。1970 年9 月6 日，「人陣」把英國、德國和瑞士的3 架飛機劫持到約旦並炸毀。這引發了約旦與巴解組織的矛盾，9 月17 日，約旦軍方向巴解游擊隊發動了大規模進攻，重創巴解游擊隊，打死了至少4000 名巴勒斯坦游擊隊員，打傷無數。1971 年9 月，為紀念這起發生在9 月的事件，「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 Organization）在大馬士革組建，這是一支在國外發動襲擊和執行暗殺任務的秘密恐怖組織。

在參加奧運會問題上，巴以之間也是摩擦不斷。巴勒斯坦是中東地區最早成立奧委會的地區。巴勒斯坦奧委會成立於1931 年，並於1934年獲得了國際奧委會的承認。二戰後，統一的巴勒斯坦奧委會不復存在。1948 年建國的以色列組建奧委會，並於1952 年取得了國際奧委會的承認，以色列由此參加了1952 年及以後的歷屆奧運會。另一方，巴勒斯坦雖多次提出自己是「巴勒斯坦奧委會」的合法代表，要求奧委會予以認可並准許參加奧運會，但國際奧委會以巴勒斯坦沒有統一的體育組織為由拒絕了其訴求。對此，巴勒斯坦人十分不滿。

1972 年7 月，「黑色九月」頭目阿布·伊亞德、阿布·達烏德與法赫里·烏馬里在羅馬聚首，他們看到國際奧委會對巴勒斯坦參加慕尼黑奧運會的要求置之不理的報道，十分氣憤：「為什麼我們在奧運會的位置被佔領者的旗幟所取代？為什麼整個世界都在享受快樂而我們卻被拒之門外？」他們認為巴勒斯坦的解放事業被世界所忽視，他們也意識到奧運會巨大的宣傳潛能。阿布·伊亞德提出：「他們拒絕我們參加，為什麼我們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滲透到奧運會呢？」於是，他們開始策劃在奧運會期間劫持以色列運動員，從而迫使世界傾聽巴勒斯坦人的聲音。

阿布·達烏德自稱是慕尼黑恐怖襲擊的策劃者，並在自傳中寫道「『黑色九月』與『法塔赫』緊密聯繫在一起，它是抵抗運動的一個下屬機構，它存在於後者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軍事和政治目標的時期」，「並不存在『黑色九月』的組織，『法塔赫』以這個名字宣布自己的行動，以便『法塔赫』不會以行動的直接執行者身份出現。『黑色九月』組織直接聽命於阿拉法特」。但是，阿拉法特對此予以堅決否認。時至今日，我們仍然無法撥開藏在這場恐襲事件背後的神秘面紗。

阿拉法特

奧運村的安保也存在巨大漏洞。慕尼黑奧運會是二戰後第一次在戰敗國——西德舉辦的奧運會，西德政府幾乎竭盡全力向世界展現這次「和平歡樂」的盛會，主辦方甚至刻意降低了安保的級別2，在整個奧運會期間竟然沒有一名警察出現在賽場中，慕尼黑警察局長曼弗雷德·施雷伯說：「我們在奧運場館大約有2000名身穿淡藍色制服的安保人員，但在奧運村裡一個也沒有。我們的警察部隊完全沒有為這種類型的恐怖襲擊做好準備」。

慕尼黑慘案後，以色列開始組建特種部隊，以防再次出現劫持事件時，可以保衛國民安全。圖為一隊以色列特警在射擊場進行射擊訓練。

2012 年，德國聯邦安全局解密了一批檔案，檔案顯示多特蒙德情報機構曾為聯邦德國奧組委設想出「21種突髮狀況」，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人可能對以色列運動員實施的恐怖襲擊。多特蒙德警方在調查後認為，這批巴勒斯坦人連找住址都要尋求當地人的幫助，不可能策劃恐怖活動。但事實是，在這八名恐怖分子中，有一人曾參與了慕尼黑奧運村的修建工作，對奧運村的布局非常的熟悉；有一人已在德國定居十年，還是一位具有博士學位的工程師。顯然，他們低估了恐怖分子的能力。

複雜的巴以矛盾無非是橫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的一道坎，巴勒斯坦人把慕尼黑奧運會與恐怖襲擊當作自己發聲的擴音器，極不健全的安保又讓「黑色九月」恐怖分子鑽了空子，由此釀成了這起「慕尼黑血案」。

奧運村裡的談判與機場交鋒

發生槍戰的那會兒，奧運村安保人員在哪裡？

剛開始，奧運村安保部門只接到了含糊不清的報案，恐怖分子斷斷續續的機槍聲在黑夜中混雜著噪音，讓人難以分辨。大約在凌晨5 點，一名沒有攜帶武器的西德安全警察過來檢查，他對站在康納利大街31 號門前的一名頭戴面罩的恐怖分子說道：「Was soll dasheissen ？」真正拉響警報的是剛剛逃脫的以色列人。慕尼黑警察局長曼弗雷德·施雷伯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幾乎就在同時，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梅厄夫人也收到了這一令人震驚的消息。

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把一張張紙條從窗口丟了出來，紙條上列出了他們的條件：（1）要求釋放被「戰爭機器」以色列關押的234 名囚犯；（2）準備三架飛機，將他們送往「安全的目的地」；（3）必須在早上九點前滿足這些要求，否則就殺死所有人質。

「如果我們妥協，全世界的猶太人都不再會有安全感。」 梅厄夫人的態度非常堅決，她在議會上的發言，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以色列人的觀點。「我已作出決定，全部責任，由我承擔。」

西德總理勃蘭特與以色列總理梅厄在電話中商量了十幾分鐘，從接下來的行動中也可推測，此次談話雙方並沒有達成一個明確的解救人質方案。

西德方面準備以武力解救人質。慕尼黑警察為了不被恐怖分子覺察，也穿著運動服，裝扮得像個運動員，只不過這些「運動員」手裡拿的是衝鋒槍或狙擊步槍，警察根據部署準備伏擊藏身在31 號公寓的恐怖分子。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屆奧運會上，首次開通了衛星環球電視直播，衛星電視不僅向全世界直播了奧運會的盛況，也第一次向全世界直播了人質劫持事件。奧運村的情況被電視台傳到了世界各個角落，當然也包括恐怖分子所在的31 號公寓。德國警方穿著運動衣準備伏擊的畫面被恐怖分子看得一清二楚。以武力解救人質的計劃不得不中止。

西德警察穿著運動服和防彈背心，手持機槍在奧運村屋頂巡邏

9 月5 日上午11 點，以色列政府以不能因妥協使全世界猶太人陷入危險為由，正式拒絕了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

西德政府拿出第二套解救方案——由西德政府組成的危機處理小組進入奧運村與恐怖分子頭目伊薩談判。慕尼黑警察局長施雷伯表示，「你們絕對不可能活著走出奧運村」，伊薩笑著回答，「無所謂，反正會有很多以色列人陪我去死」。危機處理小組甚至表示願意以自己來交換人質，恐怖分子顯然不會同意這種交換，他們針對的又不是德國人，但是這種勇氣還是值得一提。

西德政府派出的直升機

談判到了晚上9 點，恐怖分子降低了要求，只需要派一架飛機送他們和人質到開羅，到達開羅之後，如果以色列政府釋放巴勒斯坦囚犯，他們就會釋放這些運動員。

西德政府答應了恐怖分子的要求，準備派兩架直升機將人質與恐怖分子運到慕尼黑的菲爾斯滕費爾德布魯克機場，那裡停放著恐怖分子所要求的波音727 飛機，9 名人質與8 名恐怖分子將會搭乘這架飛機前往「安全目的地」埃及。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恐怖分子的最後要求。當然，西德政府與以色列在這方面達成了共識：勢必要成功解救人質，絕不會讓恐怖分子得逞。西德政府已為營救人質準備了幾手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在恐怖分子從奧運村前往直升飛機的地下通道內設伏擊，但狡猾的恐怖分子臨時更改路線，改為乘坐大巴去直升機停機坪。此時，警方才確認恐怖分子有8 人，而不是之前估計的4 人，顯然，這是一個極為致命的錯誤。警方的第二套方案是計劃在機場用裝甲車救人，但由於通往機場的道路擠滿了圍觀的群眾，裝甲車竟被「堵」在了路上。當運送恐怖分子和人質的直升機降落在機場時，裝甲車還沒到。

大約晚上10 點35 分，兩架直升機降落在了菲爾斯滕費爾德布魯克機場，距離波音727 不到一百碼的距離，4 名恐怖分子下了直升機去檢查波音727。大約5 分鐘後，西德實施了第三套方案，5 名狙擊手開槍了。交火大概持續了25 分鐘，恐怖分子眼看就要喪生於此，他們準備讓最後的底牌——9 名人質陪葬，於是，一名恐怖分子向載有5 名人質的直升機里扔了一枚手榴彈，直升機立刻爆炸。幾秒鐘後，恐怖分子開始掃射第二架直升機里的4 名人質。機場里一片混亂，只能聽到機槍掃射與爆炸的聲音，誰也不知道機場內的情況。

9 月5 日凌晨1 點，西德政府發言人阿勒斯通過美國廣播公司ABC向全世界宣布，「正如大家所料，恐怖分子全部被擊斃，人質全部獲救」。

以色列國民忐忑的心終於在聽到這個「好」消息後稍微平靜下來。但到了凌晨5 點，慕尼黑警察局長施雷伯召開新聞發布會，承認「行動失敗了，9 名人質全部在機場遇難，無一倖免」。短短几個小時內，悲喜兩重天。

被恐怖分子炸毀的直升機

不斷切換的電視直播畫面又多渲染了幾分緊張與恐怖，當飽含著凝重與希望的國歌在以色列響起時，整個國度都沉浸在哀痛中。猶太人的鮮血再一次流淌在德國的土地上，「我們又遭受了伏擊和屠殺」。

「天譴」行動

1972 年9 月6 日上午，組委會在舉行田徑比賽的奧林匹克體育場舉行追悼活動，當局要求所有參加奧運會的國家都降半旗7。以色列代表團團長拉爾金在悼念儀式上說：「現在，我必須帶著自己遇難同胞的遺體回國了。但是，奧林匹克精神是永存的！我保證：我們將在四年之後前往蒙特利爾參加奧運會！」9 月7 日，奧運會恢複比賽。

遇難運動員家屬在以色列機場接收遺體

當載著靈柩的飛機抵達以色列，人們表情凝重，罹難者親屬撕扯著衣服，身體顫抖著，整個以色列都瀰漫著復仇的血腥味。以色列軍方已在「鐵娘子」梅厄夫人的指示下，做好了準備。復仇第一步，軍事打擊巴解組織。9 月8 日，以色列空軍轟炸了巴解組織在敘利亞與黎巴嫩的陣地，200 多名巴勒斯坦人被炸死。9 月16 日，以色列3 個裝甲縱隊越過邊境進入南黎巴嫩，攻擊並摧毀了疑似住有巴解組織成員的房屋，導致60 多人死亡，100 多人受傷。

「黑色九月」這邊也沒有停止動作。10 月29 日，「黑色九月」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並以炸毀飛機相威脅，要求釋放之前被逮捕的三名恐怖分子。西德政府居然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把三名恐怖分子送到其同伴劫持的那架飛機上，飛機飛往利比亞。三名恐怖分子在利比亞享受了英雄般的待遇，甚至還在里波里機場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怒火再難抑制，以色列開始復仇第二步——暗殺「黑色九月」恐怖分子，一場代號為「天譴」 的行動即將開始，執行此次行動的正是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按照總理的指示，為了以牙還牙，為被殺的11 名以色列運動員償命，一份11 個人的死亡名單出現在了「摩薩德」手中。

暗殺活動從1972 年10 月持續到1981 年8 月，這期間，「摩薩德」特工在羅馬槍擊了「黑色九月」在義大利的負責人瓦埃勒·茲懷伊特；在巴黎用「死亡電話」炸死了「黑色九月」在法國的代表馬赫穆德·哈姆沙里；在塞普勒斯用「彈簧炸彈」炸死了海珊·阿巴德·希爾；在巴黎街頭開槍打死了巴西爾·庫拜西；賽義德·穆查西與穆罕默德·布迪亞也未能倖免。

暗殺活動不止發生在歐洲，1973 年4 月9 日晚，「摩薩德」與以色列國防軍特種部隊發動了一場代號為「青春之泉」的行動，這次行動發生在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突擊隊男扮女裝混進了巴解組織總部辦公樓和一幢四層公寓樓，打死了三位重要人物：巴解組織情報機構負責人阿布·尤賽夫，專門負責以色列國內暗殺活動的卡馬爾·阿德旺以及巴解組織發言人卡馬爾·納賽爾。

「死亡名單」上還剩下兩個人，一位是自稱慕尼黑慘案的策劃者阿布·達烏德，他曾在波蘭被「摩薩德」特工偶然認出，特工向他開了兩槍，但並沒有致死。另一位是被西德政府「釋放」的賈馬爾·阿爾·蓋什，與他一起被「釋放」的兩名同夥已相繼被暗殺，而他卻巧妙地躲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難。

「天譴」行動歷時九年終於落幕，遇難人質的家屬表示，雖然恐怖分子付出了代價，但他們並沒有覺得復仇讓人感到更輕鬆。以色列政府主要關注的是安全與復仇，真正關注遇害者遭遇的，就只有他們的家人。在人質被關押的那二十多個小時里，他們究竟遭受了什麼？ 1992 年，遇難者安德烈·施皮策的遺孀安吉·施皮策獲得了一份八十頁的德國警方報告。這份報告顯示了受害者被虐待的部分細節，這些以色列奧運代表隊成員曾遭到毆打，而且至少有一人被閹割，其他人質有的身受重傷，甚至骨折。

「這場復仇行動看不出對和平有什麼實質性的幫助」，暗殺無法遏制恐怖，這種以暗殺來複仇的方式只會加劇事件的惡性循環，使得巴以衝突持續激化。和平似乎在中東越走越偏。

槍支與橄欖枝

「『黑色九月』分子不僅僅是謀殺了11 名運動員……而且謀殺了奧林匹克夢想」 ——西蒙·里夫 《九月的一天》

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會本應有更多被記住的畫面。在那屆奧運會上，第一次出現了奧運會吉祥物,第一次在體育項目上設計並使用了象形符號，第一次使用了電子計時器與激光測距儀，第一次進行奧運現場直播，射箭與手球項目也重新回到奧運會大家庭中，無數的運動員在賽場上刷新了成績……

慕尼黑奧運會吉祥物(Waldi）

慕尼黑奧運會的血腥一幕喚醒了承辦國的安保意識。1980 年，為確保莫斯科奧運會順利開展，蘇聯特地組建了阿爾法反恐特戰隊。為了備戰今年的里約奧運，安保部隊不僅接受了巴西國防部長的檢閱，而且還與法國特警舉行了聯合反恐演習，美國也派遣特種部隊的成員和特工前來支援巴西，可謂是為安保做足了準備。

然而，正如奧運會是現實政治的反映一樣，安保設施的升級並不能保證奧運會百分之百安全。從其起源來講，奧運會祈求和平、團結，但現實仍不太平，即使在奧運會期間，槍擊案、搶劫案也時有發生。

我帶著橄欖枝和自由戰士的槍來到這裡，不要讓橄欖枝從我的手中滑落。——阿拉法特

體育需要一片純凈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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