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日本佛教美術的發展演變

日本佛教美術的發展演變

—— 以飛鳥、奈良、平安時代為例

眾所周知，中國對日本的歷史發展影響深遠，而佛教則在很大程度上擔當了思想文化傳播的載體。隨著佛教傳入日本，與佛教相關的文化也開始生根發芽，佛教美術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日本從飛鳥時代開始就以極大的熱情在寺院建築等方面效仿中國，以致於當時日本出現了遠高於其社會發展水平的寺院建築與佛像雕塑。這種單純的模仿一直持續到平安時代前期，直到唐朝安史之亂後日本中止向唐朝派遣遣唐使才告一段落。在中國佛教美術的影響之下，飛鳥奈良平安時代（6-12世紀）日本的佛教美術經歷了怎麼的發展階段？各階段的特點如何？產生這種特點的原因為何？本文將針對上述問題展開論述。之所以選取平安飛鳥奈良三個時代為例進行考察，是因為6-12世紀這600年間，中國經歷了由隋唐盛世到安史之亂後的戰亂四起，這種興衰變化在研究日本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變化方面頗具意義。

一、日本佛教美術發展的三個階段

(一) 飛鳥時代（592年－710年）的佛教美術

公元6世紀，佛教從中國經朝鮮傳入日本，這給一直信奉神道的日本帶來了巨大影響。日本國內就是否接受佛教這一新的宗教展開了激烈爭論，最終崇佛派的蘇我氏戰勝了廢佛派的物部氏，為佛教順利在日本傳播開闢了道路。飛鳥時代佛教因蘇我氏與聖德太子的支持而迅速發展壯大，此時期以首都飛鳥為代表，日本全國掀起信奉佛教、修建寺院的熱潮。但由於該時期，普通老百姓不被允許信奉佛教，也被禁止去寺院聽講佛經，故此時的佛教於日本民眾而言，與其說是對佛教經典的信奉傳播，倒不如說是帶有濃郁中國風格的結構複雜、宏偉壯觀的寺院建築與莊嚴肅穆、金碧輝煌的佛像雕塑更為給人印象深刻。

飛鳥時代無論是寺院建築還是佛像雕塑都受到了中國的巨大影響。首先，在當時結構複雜、宏偉壯觀的寺院的建築是日本所沒有的，與同時期日本的建築水平有著天壤之別。588年開始興建的飛鳥寺（也稱法興寺）、593年聖德太子牽頭建立的四天王寺、607年建立的法隆寺等都是飛鳥時代寺院建築的傑出代表，大都模仿傳承了中國寺院的建築風格。其次，在佛像雕刻方面則分別受到北魏雕刻風格與南梁雕刻風格的影響。一般認為，北魏雕刻樣式具有表情嚴肅、線條硬朗、左右對稱等特點。鞍作止利創作的飛鳥寺大佛表情威嚴，面帶古樸的微笑，給人以超現實的印象。除此之外，法隆寺金堂的釋迦三尊、法隆寺夢殿的救世觀音均受到了北魏雕刻風格的影響。而中宮寺和廣隆寺的彌勒思惟木像則受到中國南梁的雕刻風格影響，彌勒佛面部表情溫和慈愛、寫實主義色彩濃厚，具有線條柔軟、造型多變的特點，也打破了北魏雕塑左右對稱的構圖。再次，出土於奈良明日香村的高松冢古墳的壁畫帶有濃郁的唐朝畫風，其中的男女群像圖與唐永泰公主墓的壁畫十分相似，無論是飽滿鮮艷的色彩、線條勾勒還是衣著服飾、手持物件都可以找到中國唐朝的特點。

(二) 奈良時代（710年-794年）的佛教美術

奈良時代佛教因受到國家的保護進一步發展壯大，朝廷提倡佛教的政策在聖武天皇時達到頂點，不惜傾盡國庫興建寺院，「鎮護國家」思想成為此階段佛教的主要特點。在此時期，日本多次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兼收並蓄、積極熱心地吸取唐文化。與此同時，唐朝高僧鑒真受日本留學僧榮睿、普照之邀，為弘揚佛法、傳律授戒，不畏困難東渡日本，傳播唐朝文化，為中日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由於統治階級對佛教的大力支持和唐朝佛教文化的影響，奈良時代的寺院建築、供奉在寺院內的佛像、壁畫以及各種工藝品，都堪稱藝術佳品。特別是8世紀中葉聖武天皇時期，迎來了日本佛教文化的最繁盛時期，文化史上稱作「天平時代」。

在寺院建築方面，728年聖武天皇建立的東大寺、鑒真東渡的次年759年開始建造的唐招提寺都極具代表性，均受到盛唐寺院建築風格的影響，呈現出左右對稱、整齊劃一的建築美學。在佛像雕刻技術方面，除了傳承保留飛鳥時代的銅像、木像之外，還出現了以木頭做芯用粘土固定塑形的塑像技術及鑒真從唐朝帶到日本的乾漆夾苧技法，這些新的雕像技術為奈良時代的佛教雕刻提供了技術保障。東大寺法華堂供奉的日光菩薩和月光菩薩均為塑像技術的代表，塑像表情柔和、氣質高雅。東大寺高3.6米的不空罥索觀音像、唐招提寺的鑒真像則採用乾漆夾苧技法，工藝精湛，堪稱日本佛教雕刻的佳作。在繪畫方面，麻布菩薩畫像無論是繪畫主題還是繪畫技術都沿襲了中國南北朝至唐朝的風格，筆觸尖銳。藥師寺的吉祥天女畫像與中國唐代仕女畫風格相似，色彩飽滿，畫風華麗。

(三) 平安時代（792年-1192年）的佛教美術

平安時代跨度近400年，其佛教文化截然不同，一般以唐朝安史之亂為界，分為平安前期與平安後期。

平安前期，因前朝奈良時代國家佛教過於介入國家政治，桓武天皇支持僧人最澄、空海創立不同於奈良國家佛教的平安新佛教——密教。平安初期的密教雖然也以鎮護國家為首要目的，但不同於奈良佛教，密教崇尚功利、注重現世，更多的是通過咒語和祈禱為天皇及貴族避災祈福。因此，密教美術與莊重嚴肅的奈良佛教美術不同，帶有誇張而神秘的色彩。首先，密教的寺院建築因大多遠離都城建於山間，所以不再有奈良時代氣勢宏偉的寺院建築，而是依山而建，用扁柏樹樹皮做屋頂。室生寺的金堂、五重塔都是此類代表。其次，密教佛像雕塑以木雕為主，佛像的尺寸也不及奈良時代宏大，旨在表現密教的神秘色彩。元興寺的藥師如來像、神護寺金堂的藥師如來像、關心寺的如意輪觀音像皆具上述特徵。其次，在繪畫方面，神護寺、教王神護寺的曼荼羅再次展現了密教佛畫的神秘美感。

平安後期，唐朝安史之亂，日本中止了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唐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逐漸減弱，日本的佛教美術也由模仿唐朝轉為本土化、和風化。10世紀中期，「厭離穢土」、「欣求凈土」的思想受到貴族及百姓的追捧，凈土信仰應運而生。這是唐式文化向日本式文化過渡的重要信號，在佛教美術上也得到了印證。在寺院建築方面，凈土宗為了表現現世的極樂凈土世界，大多會在以水池為中心的庭院的正面建造阿彌陀堂。1052年藤原賴通以別墅為寺創建的鳳凰平等院阿彌陀堂就頗具代表，它採用了「寢殿式建築」，這是當時貴族邸宅流行的建築風格。「寢殿式建築」以寢殿為中心，北、東、西各有廂房，各房屋間用迴廊連接，寢殿前設有水池。「寢殿建築」房屋內部不設牆壁，而是按需要用紙質推拉門將空間分隔，屋頂也不使用瓦片，而是用扁柏樹皮葺屋頂。「寢殿建築」具有典型的日本風格，完全不同於中國傳統建築樣式。在佛像雕刻方面，採用「寄木造」的技法，由多名工匠分別製作不同部位，然後再進行拼裝組合。鳳凰堂本尊阿彌陀如來像為佛像藝人定朝作品，佛像採用了「寄木造」的工藝製成，佛教底座精雕細刻，柔和細膩。在繪畫方面，平安後期無論是繪畫題材還是繪畫風格都鮮有唐朝元素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以貴族日常生活中的風景、人物為題材的和風畫。

二、日本佛教美術發展演變的特點及原因

以飛鳥、奈良、平安三個歷史時期為例對日本佛教美術從寺院建築、佛像雕塑和佛教繪畫方面進行考察後，可以認為日本的佛教美術發展具有如下特點。

其一，在佛教美術的發展階段上，出現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倒掛的現象。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佛教美術屬於意識形態範疇的上層建築。一般來說，文化藝術發展水平受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制約，與當時社會發展水平相匹配。但是，日本佛教美術的發展卻遠超出了當時日本社會的經濟水平。以飛鳥奈良時期的寺院建築為例，當時結構複雜氣勢宏偉的寺院建築水平，與尚處在奴隸社會末期、封建社會初期的日本是不相符合的。原因在於，佛教在日本的特殊傳播方式。佛教傳入日本後，成為統治階級維護政權穩定的一種手段，並沒有在群眾中普及開來，或者說普通百姓是不被允許信奉佛教、聽經禮佛。無論是飛鳥時代「崇佛派」與「廢佛派」的鬥爭，還是奈良時代為「鎮護國家」而存在的國家佛教，或是平安時代新佛教「凈土宗」的誕生，都與政權統治緊密相關。可以說，在當時佛教於老百姓而言是遙不可及的神秘存在。由於得到了統治階級的直接支持，佛教在建立寺院、創作佛像方面沒有受到當時日本落後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而是與同期中國的佛教美術發展水平相當。這種「由上及下」的外來文化吸取方式在日本歷史上並不鮮見，這種方式的優點是能最大限度避開經濟基礎對意識形態的限制，以最快速度吸取、消化外來先進文化。

其二，日本的佛教美術經歷了由「完全模仿中國」到「獨具日本風格」的發展階段。飛鳥、奈良時代日本的佛教美術基本是在模仿中國，從當時寺院建築、佛像雕塑及佛教繪畫中都可以找到可以中國元素，甚至有學者認為飛鳥、奈良時代的佛教美術屬於中國佛教美術的一部分。到了10世紀的平安時代中後期，日本佛教美術開始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實現了「日本化」、「本土化」，此時期日本佛教產生了神佛習合的思想，「本地垂跡說」正是佛教融入日本本土文化的佐證。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可以分為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內部原因是日本對中國佛教文化進行長時期模仿之後，有了一定的人才技術儲備，開始對中國佛教文化進行吸收、消化，使其實現「日本化」。這種「取其所長，為我所用」的能力，對日本的佛教美術發展尤為重要。外部原因則是唐朝的安史之亂削弱了日本效仿中國的決心。唐文化對日本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這一點從飛鳥奈良時代日本的寺院建築及佛像雕塑風格便可察知。日本之所以不遺餘力地模仿中國，原因在於中國隋唐時期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社會安定，日本希望通過效仿中國加快社會進步的腳步。然而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後，唐朝陷入藩鎮割據的混亂之中，時任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建議停止遣唐使的派遣，中國與日本的交流一度中斷。這種外力使得日本佛教美術開始脫離「中國元素」逐漸實現「日本化」。

三、小結

以飛鳥奈良平安三個時代為例，從寺院建築、佛像雕刻、佛教繪畫入手對各時代的日本的佛教美術進行考察後，不難發現日本的佛教美術與中國這條主線聯繫緊密。在經濟發展水平落後的情況下，日本佛教美術因統治階級支持而得以在最大程度模仿中國，保持高水平發展。從最初的「模仿中國」到後來的「日本化」看似偶然，卻是必然，這種從模仿到本土化的演變進程貫穿整個日本歷史，對研究日本對待外來文化態度方面很有價值。當然，中國對於日本的影響遠不止佛教美術這一層面，在經濟、政治、文化、藝術等各方面的影響都值得今後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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