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學反理性的義和團：是偽裝民意、煽動民憤、蠱惑民心、挑動民粹的結果

日軍、英屬印度陸軍與清軍、義和團在天津交戰

簡介：韓晗，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後，深圳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文化產業研究院副研究員。

原標題為《身體政治與政治身體——以「義和團運動」前後科學思潮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為中心》，發表於《西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5年3月期。

「義和團運動」在本質上反映了晚清保守派階層的訴求，是保守派貴族偽裝民意、煽動民憤、蠱惑民心、挑動民粹的結果。使得求真務實的現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受到巨大挫折，並點燃了「民粹民族主義」的烈焰，使其燃燒至今。

義和團運動帶有鮮明的反科學、反理性的反智主義傾向，它與中國曆朝歷代農民起義主張反智的精神傳統一脈相承。

時至今日，科學精神仍未在中國得以普及，而經驗主義、「天人合一」的多神論、反智主義與民粹民族主義卻在民間始終盛行，成為了中國融入全球化語境的障礙之一，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束縛了文化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如果將晚清七十年（1840-1911）作為一個整體的時間段來加以分析的話，其主潮無疑是「西學東漸」。這場由早期侵略戰爭而興起、以西方世界為主導，並被改良、洋務派官員與新式知識分子所推動的文化全球化運動，幾乎貫穿了整個晚清。從當年「師夷長技以制夷」、「求富自強」到最後的「預備立憲」，終以武昌城內共和民主的辛亥槍聲而告終。七十年里，「西學」由表及裡層層深入、步步推進，可見其對中國社會各階層影響之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動搖之大，前所未有。可以這樣說，在整個晚清時期，「西學」的溫床「開放性」構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潮。無論是官方主導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還是預備立憲，抑或是以「太平天國」運動為代表的農民起義，都帶有強烈的社會革新、以歐西為師的歷史特色。

但在這七十年中，發生於庚子年（1900年）前後的「義和團運動」及其延續性事件「庚子事變」卻是一次與「西學東漸」相悖的倒退。由保守派官員發起的「義和團運動」，極大地渲染了當時國內的民粹民族主義風潮，參與者多以「民族主義」為武器，用粗暴的手段、從各個層面否定、打擊並驅逐了在中國建立起的「洋務」事業與「西學」思潮，並引發了西方世界的聯合反擊。這一事變幾乎完全阻攔了西方現代科學、工程技術乃至政治文化向中國的傳入，它不但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更減緩了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速度，且其負面影響持續至今，未能消退。

因此，歷史地看，這是一場毋庸置疑的倒行逆施。重新從現代科學與民族主義的關係來審理「義和團運動」諸問題，顯然有著較為重要的歷史意義。

本文擬從具體的史料、史實為出發點，試圖審理如下三個問題：一，「義和團運動」爆發的根源證明了民族主義思潮在晚清呈現出何樣的嬗變特徵？二，表面上反對現代科學的「義和團運動」，反映了何種社會本質？三，站在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理應用什麼樣的態度與立場來反思這段歷史？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本文擬以克里斯托娃（JuliaKristeva，1941-）、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與帕金斯（Wendy Parkins，1955-）的「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理論為具體方法，擬立足於「身體」與「政治」雙重關係這一角度，審理「庚子事變」中所表現出的各種衝突背後所隱藏的本質，進而嘗試釐清現代科學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

一、「義和團運動」的本質

這個陸鏡若，卻有些怪狀，雖然穿了一身西裝，卻戴了一頂土耳其帽子，那帽子是深紅色的，有一縷黑纓，垂在右邊。上海這個地方，雖然華洋雜處，各國的人都有。除了印度人頭上包有紅布之外，像戴這樣帽子的人很少，所以走進《時報》館來，大家不免怔而目之，他卻顯得神氣十足，了不為怪。他的年紀不過二十二三歲，到底是世家子弟，又是文科大學生，溫文英俊兼而有之。（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M].香港：大華出版社.1973年.402頁）

包天笑筆下的陸鏡若，雖然樣式古怪，但在1900年前後的上海、天津、漢口等租界區域，並不鮮見。隨著口岸文化的繁盛，留學生的日益增加以及工人階級、買辦階層的壯大，類似於陸鏡若這種穿著的人，幾乎屢見不鮮。一些社會中下等人士熱衷於「緊身窄袖半洋裝」和「馬夾密門綢紐扣」；（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風俗九[M].不詳.1918年.44頁）而新興的工人階級開始踴躍地將「西裝舊服廣搜羅，如帽如衣各式多」；（卧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卷四[M].不詳.1906年.13頁）至於知識分子與買辦階層則青睞於「金絲眼鏡雕毛扇，窄袖衣衫闊領頭。品海香煙龍角嘴，包車鑽戒詡風流。」（佚名：滑頭開篇[A].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下冊）[M].上海：大東書局.1928年.231頁）一位傳教士對於上海地區的一位女子的穿著曾作如是描述：「如同天仙一般的中國女子坐了馬車，不斷在這條路上走過。她們所穿的衣服都是五顏六色，非常之悅目，上海似乎成了時髦的中心。」（樂正：—個商業社會的消費心態——晚清上海人消費取向的變遷[J].中山大學史學集刊（第一輯）.1992年.161頁）這種「新派服裝」的風氣更波及到了年輕學生們的身上，「滬上私設各學堂諸生之浮躁飛揚者，亦往往去辮改裝，以示矯同之異，甚至有身衣華衣而頭戴西帽者，足穿西履蹀踱于洋場十里中。」（佚名：無題[N].申報.1903年1月19日）

這是一種完全有別於中國傳統服飾的衣著打扮，從外表上看，很容易讓人想到同時代的法國巴黎與英國倫敦。此時，早期全球化的浪潮已經波及到了中國的絕大多數地區，因此上述「新派服裝」的風氣決非上海一地所獨有。在偏僻的湘西南的靖州（今靖縣），洋布和「綢緞、大呢、羽毛各貨由漢口及常德、洪江等外運至本境，每歲銷數約值銀四千兩」，（金蓉鏡：靖州鄉土志·卷四[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99頁）而更為偏僻的雲南昭通山區，當地的商店裡竟陳列著不少「洋貨」尤其是「洋裝」，「從各種哈刺呢、法蘭絨，到鐘錶、玻璃等，一應俱全，甚至紐扣也是伯明翰的產品」。（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1107頁）

筆者之所以贅述1900年前後中國社會服飾變遷，乃是為了證明自鴉片戰爭以來，由於口岸通商、租界開放而導致的早期全球化市場，已經在中國呈現。許多與服飾有關的流行風尚已非歐美所獨有，而是已經波及到中國各地（當然也包括印度、日本與交趾支那等亞洲其它地區）。這一現象暗含著一個潛在的社會性本質：被服裝所包裹著的身體開始逐漸與傳統相割裂，他們在享受西方服飾所帶來的現代性快感的同時，也開始逐漸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邏輯與政治思想。

當然，這與無數位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各地的傳教密不可分，在1900年前後，中國各地「洋教士」已經達到3833人。（徐偉民.方曉珍：安慶與中國近代化[M].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年.150頁）這些傳教士興辦新式學堂、出版期刊雜誌，翻譯《聖經》及其他西方科學、文化著述，在通商口岸城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與此同時，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中國新派知識分子一改其前輩張之洞、盛宣懷等人「中體西用」的主張，開始籌劃將西方政治制度引入中國，並製造了名震中外的「百日維新」與「戊戌變法」，正是這一系列的思想革命，導致了1900年的中國呈現出了早期全球化的熱鬧場面。

但是這個局面很快被一場席捲半個中國、聲勢浩大、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農民起義運動所打破。實際上，當維新派不斷推行「西化」的路徑時，以皇族勢力為中心的統治階層已經逐漸感受到了外來的壓力。尤其是康梁的變法，更是讓以慈禧太后、載勛等保守派覺察自身的權力已受制約。在慈禧的首肯下，以毓賢、載勛與剛毅為代表的皇族官員開始在山東、河北等地以「招安」的形式，將當地練習「梅花拳」的農民「招安」為「義和拳」，爾後賦予體制內稱呼：義和團。

義和團是什麼樣的一群人呢？我們通過對其成員組成與日常裝束的分析便可見一斑：

團員多是十八歲以上的男子，貧苦農民占多數(約佔70%以上)，其餘為小市民、手工業者、車夫、船夫，商販，藝人，兼有少量富人、文士、兵弁、雜役等……坎字門紅衣、紅頭巾、紅褡膊、紅裹腿……分別在頭巾上標有三(乾)、三(坎)、三(艮)、三(震)、三(巽)、三離三(坤)、三(兌)的標誌，也有的直寫該字……(天津市地方志辦公室：現代天津鬥爭詩篇[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116頁)

與前文「陸鏡若」等租界居民相比，義和團的裝扮明顯格格不入，他們「紅衣、紅頭巾、紅褡膊、紅裹腿」的裝扮，不但有別於晚清民間傳統服飾，更與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日常穿著完全不同。從服飾的角度看，義和團與漢末黃巾軍、唐末黃巢起義以及明末李自成起義的穿著，基本一致，屬於原始的顏色崇拜，認為紅色可以辟邪、化「煞物」。而事實上，義和團也正是利用這一點而宣揚自己「刀槍不入」、「善念法術」，甚至每次「習武戰陣，都要敬神。」而且「各壇所供神靈繁雜不一，如鴻鈞老祖、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老子、孔子、達摩、觀世音、關公、岳飛、孫倍空、豬八戒、濟公、武松、楊香武……分別有壇口供奉。出征作戰有專人背負神像。」(同上.116頁)因此，在1900年6月15日攻打西什庫教堂的戰鬥中，保守派大臣剛毅作為主要指揮官，也「頭裹紅布，騎白馬」(王建吉等：中華百年·近代卷[M].北京：紅旗出版社.1997年.276頁)指揮。

縱觀義和團的所有暴力活動，不外乎兩種：一方面，他們與來華的西方勢力做鬥爭，採取撬鐵路、燒教堂、搶租界、毆打外交人員與圍攻使館區等方式試圖抹殺西方勢力在中國留下的印記；另一方面，他們對於與西學（包括西方文化、科技乃至日常生活用品）有交集的中國人，亦採取殘酷屠殺的鎮壓方式，其行為之無理、手段之殘酷，使其雙方形成了匪夷所思的身體衝突：

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被匪繫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顧以為樂；一仆自言相從多年，主人並非二毛，亦為所殺，獨一馬夫倖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義和團）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者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佚名：拳事雜記[A].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義和團（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2000年.289頁)

從這點來看，義和團的敵人並非完全是西方侵略者，同時也包括了國內的維新派（包括洋務派、立憲派、改良派，下文統稱「維新派」）以及熱衷西學者。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應證了「義和拳者，非國事之戰爭，乃黨禍之戰爭也。」(佚名：義和團與新舊兩黨之相鬥[N].中外日報.1900年12月8日)

從身體政治的角度看，義和團與晚清中國社會的主流背道而馳。前者熱衷迷信、崇尚保守、敵視西學，而以維新派為主潮的當時中國社會精英階層卻對於舶來的新生事物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與追崇，使得兩者從穿戴到行為上完全毫無相似之處，乃兩類截然不同的政治性身體。因此，整個「庚子事變」所釀成的對抗，本質上是不同政治身體的博弈。

長期以來，中西學界幾乎公認「義和團運動」乃是中國「民粹民族主義」的歷史源頭。施達格（George Nye Steiger，1890-1961）認為，義和團的活躍證明了中國人在帝國主義者面前不再依然是「一個原始的群體」、「垂死的民族」與「一盤散沙的病弱子民」了。([美]施達格：庚子義和團運動始末[M].上海：正中書局.1947年.88頁)王先明也主張，「民族運動的兩個不同的價值取向，其轉折點恰是義和團運動」。但他同時亦認為，義和團運動並未實現「從天朝話語向國家-民族話語轉變」。(王先明：中國近代史（1840-1949）[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296頁)

但筆者認為，無論是義和團還是維新派，其實他們都是民族主義者，只是探尋民族主義的路徑、方法不同而已。如果說只有義和團是唯一「偉光正」的民族主義者，而維新派不是，那等於抹殺了自洋務運動至辛亥革命以來，以林則徐、左宗棠、盛宣懷、張之洞與康有為等幾代維新派知識分子的政治探索與歷史貢獻。不可否認的是，義和團與維新派的鬥爭雖是黨爭，但在「民族救亡」問題上兩者殊途而同歸，應屬於不同的民族主義範疇。

天下無孤立之人，天下亦即無孤立之國。故立於列邦之間，無不有實際交涉之事。欲求自立，亦惟自強，從未有絕人而可以自立者。且海禁之開數十年矣，通聘之使冠蓋相望，已通者不能復塞，已開者不能復閉，天地自然之理也。欲以五十年前閉關之策施之今日之外人，乃愚之不可及者也。(麥孟華：論義和團事與中國列強之關係[N].清議報.第43冊.1900年4月29日)

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站在全球化的立場抨擊義和團運動的文章，且由中國的維新派學者所寫，從這個角度來看，維新派所進行的政治探索，依然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民族救亡」訴求。只是他們知曉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天下亦即無孤立之國」，在積極引薦西方先進科學文化思潮的同時，亦能採用西方地理學、人類學等科學知識，來對時局進行正確的判斷，「維新派與義和團雖然同為救亡，但彼此的指導思想和所選擇的歷史方向卻截然不同，兩者之間是有著覺悟與蒙昧之分、進步與落後之別的。這也是維新派與義和團相對立的根源所在。」(趙春晨：嶺南近代史事與文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521頁)而趙泉民從清末新派知識分子對義和團的四種不同看法出發，認為麥孟華、康有為等維新派知識分子對義和團的否定態度乃是因為「近代愛國主義和古典愛國主義兩種愛國觀的衝突。知識分子從愛國出發，通過學習西方，使中國走向近代化；下層民眾則從愛國出發，藉助『排外』，而回歸傳統。」(趙泉民：試析晚清新知識分子對義和團運動的心理[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3期.2000.5)

由是可知，與義和團的「民粹民族主義」不同，維新派所主張的「精英民族主義」依賴於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為工具，進而為「民族救亡」進行合理探索。從這個角度來看，義和團的「民族主義」不但缺乏對先進科學文化的借鑒，相反，且非常敵視先進科學文化、對舶來的先進的科學文化進行打壓、戕害。

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轉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西方舶來的科學文化，尤其是人類學、醫學、民族學、生理學與地理學等現代科學學科。在這些學科的知識進入到中國之前，以義和團為代表的「民粹民族主義」根本上仍是「天朝話語」系統內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既有悖於當時世界發展主潮，也是對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早期萌芽的倒退；而維新派從現代科學知識出發的現代民族主義，則從積極的一面推動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進展，為孫中山在其後提出「三民主義」奠定了主要的理論依據。

義和團連環畫

二、民粹民族主義如何排斥現代科學

按照現代民族學的觀點，民族是由無數個具備相同「族群屬性」的個人身體所組成的集合。這裡所言的族群屬性，乃是基於作為生物的人類最基本的體質、人種差異。以這樣的差異為基礎，才形成了文化、語言、藝術以及政治制度等意識形態。

正如前文所述，雖然義和團（包括其後台守舊派官員）與維新派屬於同一個「民族-國家」語境下的民族組成，但對於民族救亡的探索卻截然不同，一者訴求於保守、狹隘的民粹民族主義，認為拒外侮、挫強敵、圖自強的前提就是先以紅色恐怖的形式屠殺在華外國人以及一切與外國有關聯的事物，使整個中國回歸到1840年乃至晚明之前的封建、封閉狀態；而另一者則認為，「欲強國勢，必謀富強，欲謀富強，必行新法。欲行新法，必采外長。採行外國之政治、仿效外國之工藝，延請外國之人士、輸入外國之文明。不以外人為仇，反以外人為師。」（麥孟華：論義民與亂民之異[N].清議報·第52冊.1900年7月26日）

此外，前文亦有所提及的是，義和團運動的發生、結束，實際上反映了晚清保守派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的勃興與衰敗。義和團與維新派之間的衝突，在本質上是兩種不同民族主義路徑的探索之爭，但在政治上卻反映了保守派與維新派之間不同政見的黨爭。這反映了一個共同性問題：中國必須需要民族主義來實現民族救亡，但是踐行民族主義卻可以依賴不同的方式。

表面上與現代現代科學對抗的「義和團運動」及其造成的「庚子事變」，在給中國社會帶來深重災難與社會變革的同時，雖在表面上反映了不同政治派系黨爭的現象，但卻從更深層次反映了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中的群體心理、精神傳統與文化選擇等諸多社會本質。筆者認為，從「身體」與「政治」的雙重角度以及民粹民族主義與現代科學的關係來考量，大致反映了如下三個問題。

首先，「義和團運動」在當時能夠佔據上風，一度成為超越維新意識的社會思潮，形成了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的一次倒退，客觀地看，這是由於「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主政者重心偏向保守派所致，但從本質上來說，這與中國民間社會中的崇尚經驗、因循守舊與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化積澱密不可分。

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雖然被捲入全球化的浪潮，開始了漫長的文化現代化之路。但公允地說，這種捲入絕非自發的，而是依靠戰爭、掠奪等武力手段，不斷促使清朝統治階級「睜眼看世界」，其代價之沉重、過程之慘烈，在世界堪稱絕無僅有。

歷史地看，「晚清七十年」是文化現代化發端的七十年，也是中國開始「放眼看世界」的七十年。在這段時間裡，民族工業、金融海關、新聞事業、大學醫院與城市街道等「現代性」社會組成開始逐步確立，（[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葛濤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8頁）並在為全民族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同時為中國現代文化奠定了一個起步的基礎。但作為與之同時代的人而言，則很難有人能認為，「挨打」乃是換取「進步」的代價。

在當時中國城市社會裡，儘管穿洋裝、用洋貨、看洋書蔚然成風，但「談洋色變」者依然不在少數。縱然主張對義和團「宜撫不宜剿」的剛毅、毓賢與徐承煜等保守派大臣亦在日常生活中熱衷於現代用品如眼鏡、懷錶等等，但這些人卻無助於推動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他們的癖好、言論與行為充其量只能反映西方現代科學文化之強大而已。

因此，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仍然有一股強大的勢力，譬如容閎就認為義和團乃「正義之師」，以武力驅逐洋人、進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才是正道。「汝以為義和團為亂民乎？此中國之民氣也。民無氣則死，民有氣則動，動為生氣，從此中國可免瓜分之局」。與此同時，容閎也不迴避義和團是「中國下層愚氓」的本質，但同時也認為「民氣已動，將及於士大夫」。(劉禺生：世載堂雜憶[M].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114-115頁)

一方面，一部分知識分子鄙夷義和團的粗鄙暴力，另一方面，這些知識分子亦對體制內官員以及維新派知識分子的作為深感失望，尤其是甲午一役及其後的「戊戌變法」，幾乎摧毀了自洋務運動以來維新改良派協助清政府建立的民族自信與國家形象，甚至被維新派所稱道的「同治中興」都因甲午戰敗而戛然而止。可以這樣說，在世紀之交，清政府透支了民間與精英階層對於他們最後一點點基本的信任，這就迫使他們重新回到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找尋救亡之路。譬如吳玉章就表示，「我當時已受『新學』的影響，多少有一點科學知識，因此對他們（義和團）那種封建迷信的說法感到可笑，但是，對他們打教堂，反洋人的革命精神，卻又非常欽佩。」(吳玉章：吳玉章回憶錄[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14頁)

當「有一點科學知識」但卻無用武之地時，新式知識分子很容易懷疑「科學知識」的存在意義與合理性，吳玉章只是其中代表之一。可以這樣說，義和團運動之所以能夠爆發，很大一個原因就在於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已經開始懷疑以科學知識為代表的西學究竟是否能起到救國的作用。中法馬江海戰摧毀了洋務運動最重要的成果——馬尾船廠；耗盡民脂民膏與國庫銀兩打造的「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中也一觸即潰，「師夷長技」卻不能制夷，其長技若僅僅只能供新派知識分子與達官貴人在卧榻上消遣，那麼長技又有何用？

但事實上，由大刀、長矛、符咒、神龕等傳統工具為武器的義和團確實比「武裝到牙齒」的水師、新軍、八旗兵更管用，他們與清軍配合，燒教堂、砸商鋪、戰聯軍甚至還殺害德國駐京公使克林德（KlemensFreiherrvonKetteler）與日本使館的外交官杉山彬（TsugiyamaAkira），一路幾乎所向披靡、戰無不勝。這樣的戰績若還能讓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單純只對政府軍隊報以期待，那一定是痴人說夢。於是，這種經由保守派與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巫儺、神鬼之術）所製作出的「身體政治」，很快贏得了中國社會不少階層的響應與支持，甚至認為要想拯救中國於國難，必須擁戴「為中國民氣之代表」的義和團，而他們無疑又是「中國強國固根之本原」。（佚名：民族主義之教育——此篇據日本高林世雄所論而增益之[A].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卷）[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409頁）

其次，義和團運動及其所造成「庚子事變」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歷史性的影響，其直接後果則是《辛丑條約》的簽訂，加重中國社會的負擔，其間接後果就是所帶來反理性、反啟蒙、反科學、反智的暴力主張影響至今，成為文化現代化進程與科學發展的精神桎梏。

義和團運動之後所造成的「庚子事變」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屈辱的一頁。作為城中之盟的《辛丑條約》，幾乎所涉及到的全是關於對義和團的聲討與賠款。在這樣的前提下，清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保守派及其所推崇的暴力民族主義是否真的可以維持朝廷的統治？

要回答這個問題，則勢必從身體政治的角度來分析義和團的政治本質及其歷史屬性。正如前文所言，裝束怪異的義和團形象，本身是中國傳統文化、保守派政治與暴力民族主義所塑造出來的「政治身體」。紅色頭巾與服裝、手持大刀、念咒畫符等等，與話本小說中陳勝吳廣起義、赤眉綠林起義、黃巢起義與李自成起義等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軍的穿著幾乎一致，屬於「來自於歷史的身體」。(Roland Mousnier：Peasant Uprisingsin 17th Century France. Russia. and China[M]. New York：Harper & Row.1970年.88頁)

這種裝束實際上構成了一種策略：他們比船堅炮利、馬壯槍快的政府軍隊容易獲得民眾的認可——尤其政府軍隊在六十年的救亡戰爭中屢戰屢敗，這使得普通民眾日益對他們失去基本信任，而中國又是一個歷史上爆發農民起義次數居於世界第一的國家，幾乎所有依靠神符咒語的農民起義都獲得了成功，或是給當時的封建王朝以致命打擊，包括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具備資產階級改良性質的「太平天國」運動，都以「穿黃衣」、「拜上帝」這一形式發起。（[美]史景遷：洪秀全與太平天國：「天國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朱慶葆、計秋楓等譯[M].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64頁）因此，義和團這樣特殊的裝束與形象，很容易引發下層民眾對於古代農民起義軍形象的聯想，並贏得其信任。

這是由中國歷史中深厚的反科學、反理性、反啟蒙、反智的文化土壤所決定的，雖然自1840年以來，西方世界通過戰爭、掠奪等暴力手段促使中國間接地接受了工業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所帶來的現代文明，但這種接受仍屬皮毛。誠如本文開篇所述，縱然在中國最偏僻地區的居民也可以享受現代科技產品的同時，這種看似現代化的表象並未在本質上對中國文化的現代性產生質的推動，否則義和團運動根本不可能在除了華北地區之外的中國其他地區都獲得響應——如河南的「紅槍會」、四川的「紅燈教」等等。甚至在義和團運動之前，被稱為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上海地區就有劉麗川領導的反對洋人的幫會「小刀會」存在。事實上，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上海地區在地方政府的策應下就一度採取「東南互保」的政策，在態度上倒下了保守派一邊。（傅崇蘭、馮佐哲：關於義和團運動中心轉移問題的考察[J].華南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81年第2期）

西方人繪製的義和團漫畫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義和團留給中國社會的負面影響無疑相當深遠，其主張保守、崇尚形式、發動民粹、熱衷暴力、反對科學的民粹民族主義策略，不但直接影響到其後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時至今日在中國仍有相當大的市場，並形成了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上最大的思想桎梏與精神包袱。甚至每當面臨國際爭端時，國內的義和團思潮就會抬頭。因此我們必須警惕義和團運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根治民間的民粹民族主義土壤，使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得以在正軌中繼續前行。

最後，主張理性、崇尚科學的現代思潮應該是中國社會、文化走向現代性的主旋律，藉此對於民族主義理應有正確的認識，即必須理順「身體政治」與「政治身體」之間的關係。

長期以來，官方的政治美學一直認為義和團是正面、積極、陽剛的，「顯示了中國人民是不可侮的，是不可戰勝的，它的歷史功績是不可沒的。」（侯介夫、黨德信：國恥恨與中華魂：百年來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紀實[M].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125頁）但史實證明了，由晚清保守派勢力所操控的義和團並未將中國從深重的災難中拖出，而是直接造成了《辛丑條約》的簽訂，使得中國社會完全、徹底地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

事實上，在晚清七十年里，中國社會已經基本上進入到了全球化的範疇當中，只是文化、政治與社會觀念等意識形態領域並未完全走向真正意義的現代性。正如麥孟華所說「通者不能復塞，已開者不能復閉」，崇尚科學民主、主張理性文明已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從口岸到邊陲，當時中國社會已經基本上融入到了世界市場的格局裡，頭包紅頭巾、手持大刀長矛、念咒畫符的義和團顯然無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革，在新的社會政治語境下，對於「政治身體」亦有了新的訴求。

因此，義和團所主張的「民族主義」是落後、返祖且不成綱領的民粹民族主義，它與全球化語境下開放、兼容、平等的時代精神背道而馳。我們無法否認，對民族主義的訴求乃是晚清中華民族救亡的唯一工具，但這種民族主義勢必是科學理性、開放包容的，而非封閉、保守的。其「政治身體」的本質實際上暗含了傳統（熱衷迷信而拒絕西方現代科學）、保守（主張閉關鎖國）、野蠻（與人類主張文明的主潮背道而馳）等諸多因素，成為了黨爭中落後一方的代言人。

藉此，此處擬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變遷為例來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在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不久，孫中山對義和團採取支持、同情的態度，甚至他本人曾提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等觀點，主張一切以本民族為依歸，排斥世界上其他民族，但在同盟會成立以後，其民族主義已經開始具有近代民族主義的性質，但卻很長時間未能完全擺脫反滿的狹隘民族主義；在「三民主義時期」，孫中山積極吸納了現代科學知識與政治觀念，主張以建立各民族平等、以世界新秩序為主旨的民族主義，「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之中，我等當共同奮鬥，反抗帝國主義國家之掠奪與壓迫」。（耿雲志：怎樣認識孫中山的民族主義[N].北京日報.2006年11月21日）歷史證明了，「三民主義」作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為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綜上所述，「身體政治」是「政治身體」的產物，孫中山民族主義觀的變化，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社會關於民族主義認識的深化，如果脫離了基本的人類學、地理學等科學知識，還奉行以往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原始的民粹民族主義，勢必會適得其反。而作為集中反映落後、保守思潮「政治身體」的義和團，恰是這種民族主義觀念的始作俑者，進而形成了以此類民族主義觀念為核心的「身體政治」。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政治身體」很容易被遺忘、消除、征服並且會形成多樣化的表現形式，譬如熱衷西方生活方式的徐承煜與「嫉洋如仇」的義和團，他們看似是不同的「政治身體」，但卻擁有相同的反科學、反民主、反理性、崇尚暴力的民粹民族主義思潮這一「身體政治」。它由義和團所創造，影響了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軌跡，束縛了科學文化與現代政治在現代中國的傳播，延緩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無疑值得後世總結與反思。

外國報章刊登聯軍淪陷天津的消息

三、對「義和團運動」的反思

帕金斯將「衣著」（dressing）、「性別」（gender）與「社會階層屬性」（citizenship）作為判斷身體政治的三個關鍵元素，並列舉了不同階層、性別的人群在進行政治訴求（如集會、遊行、示威或行為藝術）時會採取不同的衣著進行觀念表達。（Wendy Parkins：Fashioning the Body Politic：Dress. Gender. Citizenship [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第77頁）而福柯從人類的社會關係出發，認為人類如何通過規章、制度、文化而對他人的身體進行控制與規訓，進而形成一種政治性的身體；（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New York：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2012年.200-203頁）克里斯托娃則以拉康（Lacan Jacaueo，1901-1981）的鏡像理論為依託，站在「父權」的視角推演出女性身體的受壓抑性，並認為可從這受壓抑性中尋找到「父權」的形態與規律。在克里斯托娃看來，特定的人群與既定的社會權力構成了一種類似物體的本體與鏡中影像之間的關係。（Judith Butler：The Body Politics of Julia Kristeva [M]. Hypatia. Vol. 3. no3. Winter. 1989）

上述觀點基本上囊括了西方學界關於「身體政治」的主流觀點，也是前文所採取的主要分析方法。簡而言之，「身體政治」包括如下三點內容：其一，衣著、性別、社會階層與社會政治大環境共同決定了社會成員身體的政治屬性；二，「政治身體」不是天生或自發形成的的，而是通過其他因素（包括政治群體、社會體制、公序良俗等）所施加的「身體政治」（包括規訓、懲罰等等）而逐漸形成的；三，「政治身體」既部分地受到「身體政治」的決定，也反映了「身體政治」的內涵。

「義和團運動」至今已經有一百一十餘年，在百年之後的今日重新反思這場曾一度被主流輿論稱之為「歷史功績是不可沒的」全民浩劫，自然有著較為重要的歷史、學術價值。在本文的最後，筆者意圖重返「身體政治/政治身體」的理論框架，立足現代科學傳播與民族主義嬗變這兩個維度，審思「庚子事變」前後「義和團運動」的歷史地位。

首先，作為被「身體政治」所操控的「政治身體」，「義和團運動」在本質上反映了晚清保守派階層的訴求，是保守派貴族偽裝民意、煽動民憤、蠱惑民心、挑動民粹的結果。使得求真務實的現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受到巨大挫折，並點燃了「民粹民族主義」的烈焰，使其燃燒至今。

正如前文所述，義和團運動的本質是一場保守派主導的民粹民族主義運動。西方對近代中國的侵略是不爭的事實，但義和團運動並未紓解中國被侵略的國難，相反還促使了《辛丑條約》的簽訂，加劇了中國的半殖民、半封建化。義和團運動的失敗與「庚子事變」的發生，實際上預示了保守派及其民粹民族主義主張在抵抗全球化進程中必遭覆滅的歷史結局。

在保守派的積極策動下，義和團運動爆發快、響應多、蔓延廣，很快從河北山東的交界處輻射到大半個華北以及四川、湖北等地，一時間，紅衣、香案、神壇遍布大半個中國，劫運觀與神咒乩語等蒙昧思想在全國盛行，使得剛剛建立起的中國現代科學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中保守、封閉、民粹等因素曾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義和團所到之處甚至連治病救人的醫院都不放過，「囂然不逞之徒，乃舉其男女醫室、藥房、教堂、女學堂及書籍衣物悉毀於火」、（英國耶穌教自立會重建山西省城醫院碑[A].喬志強：義和團在山西地區史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61頁）「燒毀內治門外和東南小河沿地方的英國耶穌教堂醫院」。（王明客、王云：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略（初稿）[M].北方論叢.1980年卷.第5頁）

這種主張保守、反抗理性的民粹民族主義，實際上符合了極權、威權統治的需求，與全球化時代人類對於民主、科學的訴求完全相背離。而這恰恰在亞洲國家中極其容易被點燃，並形成燎原的趨勢。在全球化已經成為主流的當下，這類民粹民族主義早已經沒有了市場，但在中國這個傳統文化相對深厚的國家，民粹民族主義依然很容易作為持保守政見者的武器，將其改造為身體政治的工具，進而在特定的社會階層中形成被利用、操控的「政治身體」，必然會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產生相當負面的影響。

其次，義和團運動帶有鮮明的反科學、反理性的反智主義傾向，它與中國曆朝歷代農民起義主張反智的精神傳統一脈相承。而主張經驗與多神論的反智主義恰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與現代性最為格格不入但又根深蒂固的重要組成。

「科學」與「民主」是「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幟，也是現代中國的主流思潮，但它們在中國的出現卻是不同步的。以工程技術為先驅的「科學」登陸中國的時間要早於「民主」，因此，「民主」可以說是「科學」的衍生物，而代表文化現代化的啟蒙又是「民主」所帶來的。我們無法置喙這種先天不足的「倒置」模式，但從這個角度看，現代科學的成熟程度，直接決定了日後以啟蒙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進程。

從邏輯上來看，「現代科學」應是包括科學文明、科學思想、科學文化、科學方法論等諸多因素的一個意識形態系統。因此，小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大到地理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宏觀框架，皆屬於「現代科學」的範疇，它們雖看似差異較大，但在本質上屬於現代科學的「西學」範疇。正是這樣一個龐大的「現代科學」體系，為日後中國「新文化運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前提。毋庸置疑，在以農耕經濟為主體、以宗族社會為依託、以多神論為全民信仰、以保守、封閉的經驗主義為社會主流思潮的古代中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自發地呈現出以啟蒙主義思想為主題的「新文化運動」，因此，文化現代化進程也就永遠不可能發生。

晚清的「西學東漸」雖然代價慘重，但卻是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的起點，也是中國與世界融合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經歷了自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六十年時間，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逐漸積累了一批敢於放眼看世界的維新之士、頗為前沿的西方科學知識成果與具備代表性的現代民族工商業。但「義和團運動」採取暴力毀滅與保守思想相結合的方式，將這一付出慘重代價換來的現代化進程險些中斷。

事實上，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都有反精英、反理性、反智主義的特徵。黃巢起義、張獻忠起義與洪秀全起義都曾先後有搗毀孔廟、砸爛學堂、焚燒儒家經典甚至殺害儒生的惡舉，構成了中國歷史上連續不斷的文化劫難。而義和團運動雖未有過激的「反孔」行為，但其「反洋」的行為則與先前各種農民起義「反孔」的做派如出一轍。從文化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雖然前後僅歷時數年，但卻給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在華傳播帶來了深重的歷史劫難。

之於中國而言，文化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進程。時至今日，科學精神仍未在中國得以普及，而經驗主義、「天人合一」的多神論、反智主義與民粹民族主義卻在民間始終盛行，成為了中國融入全球化語境的障礙之一，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束縛了文化現代化的發展進程。站在歷史與世界的高度，重新反思義和團運動特別是「庚子事變」帶給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的深遠影響，不但有助於還原歷史真相，而且有助於對當下中國的「重新啟蒙」以及文化現代化進程的延續，依然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與思想價值。

熱文推薦

★她，成就了中國甚至世界，卻也毀了中國！

英國乃至歐洲愛喝茶的好習慣，就這樣被中國人培養起來了。但在幾個世紀中，愛喝茶的歐洲人，卻沒有人見過一棵真正的茶樹。以至於長期以來，他們一直相信：茶樹有綠茶樹和紅茶樹之分。綠茶樹產綠茶，紅茶樹產紅茶。直到多年以後，一個叫福瓊的西方人，告訴了所有的西方人，特別是那些品茗者和植物學家：綠茶和紅茶，其二者的區別，只在於制茶工藝的不同而已。

★這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幾天， 其中一件大事，一個細節， 一段鮮活的歷史， 被屏蔽、被掩埋了！

三支大軍，不多不少，整整百萬，是名副其實的「百萬雄師過大江」。東路軍35萬人，由第三野戰軍代司令員粟裕、參謀長張震指揮，在南京浦口至南通的張黃港渡江。中路軍30萬人，由第三野戰軍副政治委員譚震林指揮，在蕪湖裕溪口至樅陽鎮段渡江。西路軍35萬人，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副政治委員張際春、參謀長李達指揮，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樅陽鎮段渡江。

商務合作、訂購微信號：ZGGJLS-307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