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可以救大清？

1895年秋冬，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剛剛慘敗於日本，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墨跡未乾，廣州民間書局羊城富文齋印行了曾任中國駐日參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

此時此刻，此書甫一出版自然洛陽紙貴，風行天下。人們驚訝地發現，這部中國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統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就已成書，然而一直未能出版。

曾有人指責黃遵憲：如果此書早就出版，國人了解日本，主戰派大臣就不會輕易言戰，於是戰爭賠款「償銀二萬萬可省矣」。

梁啟超也「懣憤」責備黃遵憲說，他「成書十年之後，謙讓不流通」、遲不出版，使中國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為鑒、不以日本為禍患，沒有準備，沒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結果，人們才知道中國成為弱國的原因。

其實，他們真是冤枉了黃遵憲。寫完 《日本國志》後，黃遵憲就一直在想方設法出版此書，但就是無人識得此書價值。

黃遵憲（1848-1905），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 1877年秋，29歲的黃遵憲以參贊身份隨首任出使日本國大臣何如璋前往東京。到日本不久，他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已絕非中國傳統所蔑視的「島夷」「蕞爾小國」，而國人對此卻一無所知。

因此，從1878年開始，公務之餘的時間，他幾乎全都用來搜集資料，廣泛接觸日本社會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會、歷史，特別是明治維新以來的變化。

1882年，黃遵憲完成了《日本國志》初稿，被調美國，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在美期間他仍繼續撰寫《日本國志》。不久，他對官場失望，認為完成《日本國志》更為重要、更有意義，於是告假回鄉，潛心寫作，終於在1887年夏季在家鄉完成書稿。

《日本國志》40卷約50萬字，從各個角度深入系統地研究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對明治維新後所實行的各項制度做了特別介紹。

寫完此書，黃遵憲便想將此書出版。他最先想到的是將此書呈送主管涉外的總理衙門出版，由官方出版影響最大，最有可能影響國家政策。

但他的級別低，無資格向總理衙門呈遞公文，而當年他的上司、曾任駐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戰爭指揮失當而被罷官治罪，黃遵憲便於1888年秋將此稿呈送主管外事的晚清重臣李鴻章，希望他「移送總署，以備查考」，向總理衙門推薦出版。

總理衙門當時有將出使大臣的日記、見聞刊刻出版的慣例，黃遵憲在呈李鴻章稟文開篇就引用了多年前總理衙門奏定出使章程時，要求「東西洋出使大臣，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咨送臣衙門備案查核，以資考證」的規定。何況，1879年年初，黃遵憲還任駐日參贊時將自己的《日本雜事詩》交總理衙門，幾個月後總理衙門就將其刊印；1884年，總理衙門又刊行了曾任出使日本隨員姚文棟的《日本地理兵要》。

顯然，黃遵憲認為由總理衙門來出版《日本國志》很有可能。

李鴻章將書稿連同黃遵憲稟文轉至總理衙門，並做了推薦。他在「稟批」中說自己「詳加披覽」，認為此書「敘述具有條理」，並將此書與備受佳評的明隆慶間赴朝使臣黃洪憲歸國後所作《朝鮮國記》相提並論，稱讚《日本國志》細密完備，「足與前賢頡頏也」。

但總理衙門並未理會李鴻章的推薦。

半年過去，未聞音訊的黃遵憲心有不甘，於是在1889年春夏又將此書稿呈洋務後起重臣、兩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將此稿轉總理衙門時也高度評價說：「詳閱所呈《日本國志》，條例精詳，綱目備舉，寓意深遠，致力甚勤，且於外洋各國風俗、政事，俱能會通參考，具見究深時務。」

然而，此書仍未獲總理衙門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閣。

又等了半年有餘，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鴻章、張之洞兩位如此位高權重的高官推薦也得不到總理衙門的首肯印行，黃遵憲終於對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於是轉而尋求民間出版。此時，他被任命為駐英使館二等參贊，1890年年初出國前他將此書稿交廣州羊城富文齋書局由自己出資出版。但羊城富文齋書局也不甚重視此書，加上黃又不在國內，因此也一直未將書稿付印。1894年年末，甲午戰爭已爆發數月，中國軍隊接連大敗，水陸軍皆已潰不成軍，最終敗局已定，黃遵憲此時卸任回國，此書才安排出版。

近一年後，《日本國志》終於艱難問世。

1895年，中國甲午大敗，《日本國志》面世，黃遵憲的意義才被「發現」，日本成為中國「維新」的榜樣。1896年9月，準備變法的光緒皇帝在北京召見了黃遵憲，向其詢問：「泰西之政何以勝中國？」黃遵憲回答說：「泰西之強，悉由變法。臣在倫敦，聞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華。」光緒皇帝既驚訝又興奮。維新期間，康有為向光緒皇帝進呈《日本變政考》，許多內容就是參考《日本國志》，有些甚至直接抄錄原文。1898年2月，變法前夕的光緒皇帝閱讀《日本國志》心情更切，曾兩次親催親信大臣立刻進呈。

1905年初春，黃遵憲在家鄉鬱郁病逝。後來在黃遵憲的墓志銘中，梁啟超寫道：「而所成之《日本國志》四十卷，當吾國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受其沖者為吾中國。及後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先見。」

清王朝的悲劇在於，統治集團內有「先見」者總是作為異端受到排擠、迫害，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寰志略》、郭嵩燾的《使西紀程》與黃遵憲《日本國志》莫不如此。

以為此書早出版幾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禍，大發「此書可抵銀二萬萬兩」之嘆，還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認識水平、認知能力，甚至高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認識水平、認知能力。

晚清的歷史表明，清王朝不懂得主動變革，有識之士「事前」提出的變革主張不僅不被採納反被打壓；只有在經過深創巨痛之後，清政府才會被動、勉強變革。說到底，黃遵憲與《日本國志》的遭遇，其實隱喻了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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