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好人們都起來，造一個好政府

圖：努力周報

文 | 諶旭彬

1922年5月，以胡適、蔡元培為核心的十幾位學者、教授，在飽受政府欠薪之苦的情形下，拿出自己薪金的5% ，共同創辦了一份《努力周報》，希望能夠在言論上，給沉淪已久的民國帶來一點生氣。

刊物的第2期，刊出一篇由蔡元培領銜、胡適執筆、16名學者、教授聯合署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希望給迷失已久的政治改革，尋一條可執行的路徑。

教授們的主張很簡單——「請好人們都起來，造一個好政府」：

這個國家已經爛透了，要想有所改變，最低限度，這個國家裡的好人們應該積極站出來，做一點自己最低限度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此，即便不能立刻造就一個名副其實的「共和政府」，至少，還有可能造就一個「好人政府」。

倡導「好人主義」

胡適是《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執筆人。

1917年回國時，胡適一度有「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的自我約束。

那時節，正值民國知識分子開始沉痛自我反思。

革命璀璨的光環正在消失。魯迅如此說：「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制度的修修補補也不再有吸引力。梁啟超們想改造先天不足的《臨時約法》，陳獨秀就不買賬：「舊人罵約法，是罵它束縛政府太過；新人罵約法，是罵它束縛人民太過。但照事實上看起來，違法的違法，貪贓的貪贓，做皇帝的做皇帝，復辟的復辟，解散國會的解散國會。約法不曾把它們束縛得住，倒是人民的出版集會自由，都被約法束縛得十分可憐」。

於是有了「新文化運動」。

所謂「沒有新文化就沒有新民國」的新路徑選擇，深刻影響了同時代的青年。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有著這樣的會規：

「凡加入『少中』會友，一律不得參加彼時的污濁的政治社會中，不請謁當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勢力，不寄望過去人物；學有所長時，大家相期努力於社會事業，一步一步來創造『少年中國』。」

然而，「相期努力於社會事業」既無法在短期內生出效果；「文化決定製度」也只是一種簡單的美好期望，沒有嚴謹的邏輯支撐。

現實政治繼續惡化，知識分子也不得不繼續對現實政治的批判。

1920年8月，蔡元培、陶孟和、胡適、蔣夢麟等8名知識分子聯名在《晨報》上發表《爭自由的宣言》，如此說道：

「我們本來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自辛亥革命直到現在，已經有九個年頭。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經驗了種種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變遷，這黨把那黨趕掉，然全國不自由的痛苦仍同從前一樣。政治逼迫我們到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起一種徹底覺悟，認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發動，斷不會有真共和實現。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發動，不得不先有養成國人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空氣。我們相信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來的。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這幾年軍閥政黨膽敢這樣橫行，便是國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表現。」

這份《爭自由的宣言》，與新文化運動的主旨已大不相同，但其姿態——「先養成國人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空氣」——仍然是和平的、啟蒙性質的。

及至1921年，時局敗壞與遍地貪腐，讓一向政見平和的胡適終於轉向了激烈。

這年雙十節是，民國成立整整10周年，當局忙於大慶，胡適卻寫下了一首《雙十節的鬼歌》：

十年了，/他們又來紀念了。/他們借我們，/出一張紅報，/做幾篇文章；/放一天例假，/發表一批勳章：/這就是我們的紀念了！

要臉嗎？/這難道是革命的紀念嗎？/我們那時候，/威權也不怕，/生命也不顧；/監獄作家鄉，/炸彈底下來去：/肯受這種無恥的紀念嗎？

別討厭了！/可以換個法子紀念了。/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

曾一度脫離政治埋頭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們，陸續回到了政治活動中來。

具體對胡適而言，從專談思想文藝轉向政治議論，還有另外一層原因。1922年6月，他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說道：

「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正如我談白話文也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

於是遂有1922年4月13日刊登在《努力周報》第二期上的這份由蔡元培領銜、胡適主稿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其全文如下（【】內的小標題為筆者所加）：

我們的政治主張

我們為供給大家一個討論的底子起見，先提出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張，要求大家的批評、討論或贊助。

【「好政府」是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政治改革的目標

我們以為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全民政治主義也罷，基爾特社會主義也罷，無政府主義也罷。)，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好政府」的標準：必須在憲政框架下，財政人事公開、施政有計劃】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

我們所謂「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

(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們對於今後政治的改革，有三個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為我們深信「公開」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劃的漂泊；因為我們深信計劃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劃勝於無計劃的瞎摸索。

【要想政治改革成功，「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具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我們應該回想，民國初元的新氣象，豈不是因為國中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的效果嗎?當時的舊官僚很多跑到青島、天津、上海去拿出錢來做生意，不想出來做官了。聽說那時的曹汝霖，每天在家關起門來研究憲法。後來好人漸漸的厭倦政治廠，跑的跑了，退隱的退隱了，於是曹汝霖丟下他的憲法書本，開門出來了；於是青島、天津、上海的舊官僚，也就一個一個的跑回來做參政、咨議、總長、次長了。民國五六年以來，好人袖手看著中國分裂，看著討伐西南，看著安福部的成立與猖獗，看著蒙古的失掉，看著山東的賣掉，看著軍閥的橫行，看著國家破產丟臉到這步田地。夠了!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南北必須和平議和、軍閥必須裁兵、國家必須裁官、選舉制度必須改革、財政必須公開】

(五)我們對於現在的政治問題的意見

我們既已表示我們的幾項普通的主張了，現在我們提出我們的具體主張，供大家討論。

第一，我們深信南北問題若不解決，一切裁兵、國會、憲法、財政等等問題，都無從下手，但我們不承認南北的統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們主張，由南北兩方早日開始正式議和，一切暗地的勾結，都不是我們國民應承認的。我們要求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暗中的勾結與排擠是可恥的，對於同胞講和並不是可恥的。

第二，我們深信南北沒有不可和解的問題，但像前三年的分贓和會是我們不能承認的。我們應該預備一種決戰的輿論做這個和會的監督。我們對於議和的條件，也有好幾個要求：

(1)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因為這是解決國會問題的最簡易的方法。

(2)和會應責成國會剋期完成憲法。

(3)和會應協商一個裁兵的辦法，議定後雙方限期實行。

(4)和會一切會議都應該公開。

第三，我們對於裁兵問題，提出下列的主張：

(1)規定分期裁去的兵隊，剋期實行。

(2)裁廢虛額，缺額不準補。

(3)絕對的不準招募新兵。

(4)籌劃裁撤之兵的安置辦法。

第四，我們主張裁兵之計，還應該有一個「裁官」的辦法。我們深信現在官吏實在太多了，國民擔負不起。我們主張：

(1)嚴定中央與各省的官制，嚴定各機關的員數。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農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廢止一切咨議、顧問等等「乾薪」的官吏。各機關、各省的外國顧問，除極少數必需的專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參酌外國的」文官考試法」，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與升級辦法。凡屬於「考試任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

第五，我們主張現在的選舉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們主張：

(1)廢止現行的複選制，採用直接選舉制。

(2)嚴定選舉舞弊的法律，應參考西洋各國的選舉舞弊法，詳定細目，明定科罰，切實執行。

(3)大大的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議員額數。

第六，我們對於財政的問題，先提出兩個簡單的主張：

(1)徹底的會計公開。

(2)根據國家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以上是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幾個主張。我們很誠懇的提出，很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的考慮、批評、或贊助與宣傳。

民國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提議人： 蔡元培(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王寵惠（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羅文干(國立北京大學教員)，湯爾和(醫學博士)，陶知行(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王伯秋(國立東南大學政法經濟科主任)，梁漱溟(國立北京大學教員)，李大釗(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陶孟和(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朱經農(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張慰慈(國立北京大學教員)，高一涵(國立北京大學教員)，徐寶璜(國立北京大學教授)，王征(美國新銀行團秘書)，丁文江(前地質調查所所長)，胡適(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

附白：一切贊成與反對的言論，我們都很歡迎。請寄到努力周報社，或寄給提議人。

（《努力周報》第2期1922年5月14日，《東方雜誌》第19卷第8號1922年4月25日）

來自左、右兩翼的批評

《我們的政治主張》公布之後，引起了很大反響。

青年們寄往《努力周刊》的來信很多，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

既成勢力裡面，立場偏右（按民國時代習慣性的劃分）的梁啟超研究系，立場偏左的孫中山國民黨，包括新成立的共產黨在內，則無一例外，對這一主張取攻擊態度。

聯署文章的諸位學者、教授對這些反響，贊成或者批評，都曾有過回復。這種討論，予人一種強烈的今夕何夕、恍然如昨之感。

限於篇幅，各舉一例：

1、

青年來信：你們追求「好政府」，非常好；但採取的是革命手段呢，還是改良手段？

24歲的青年董秋芳，和他的另外七位青年朋友，王振鈞、鄭振夏、殷鉞、許孝炎、李俊、林之棠、陳凱，給《努力周報》寫信說：

「想先生們是教育界『清高事業』的人，從前或宣言『不作官』的，或信仰社會主義的，現在竟然『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主張『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和我們不約而同，這實在是思想界一大轉機，使我們抱無限的希望。」

當時的社會輿論，流行一種「社會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前提；沒有社會改革，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的觀點；這種觀點，不但在學者、知識分子們當中很流行，在青年們當中也很有市場（「少年中國學會」就以此為宗旨）。這種觀點，很自然地也成了批駁《我們的政治主張》的一種武器。

但董秋芳等8位青年有相反的意見，認為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互為因果，沒辦法分出先後次序，只能是分工並進，殊途同歸：

「有許多言論，對先生們的主張懷疑的，我們都認為理由不充分。有人說「要從社會改革入手，否則政治改革是基礎不穩固的」，我們可以反轉說，「要從政治改革入手，否則社會改革是事倍功半的」。原來好社會和好政治，互為因果，不能絕對劃分。譬如雞與雞蛋一樣，有雞能生雞蛋，有雞蛋也能孵雞。況且在中國現在特別情形之下，政治事業尤其是社會事業的工具。政治好，能夠用政治的機械力，增進社會事業的效率;政治糟，什麼都不好辦，至少要減少兒分可能陝和速率。財政破產對於教育，內爭政變對於民生的影響，就是眼前好例。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

但青年們也有自己的疑問：

「但還有一個問題，你們沒有明白告訴我們的，一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

青年們自己的意見，是「相信政治的徹底改造在平民革命」；「不徹底的和平改良，如今已經山窮水盡。政府的改良政策是門面話；人民的改良要求是紙老虎！現在不好再請願裁兵廢督，希望國是會議，合全國的平民，下犧牲的決心，作最後的決鬥。」具體的手段呢，則是「我們相信平民革命的奮興劑，一面是『到民間去』，一面是手槍炸彈。」

當然，青年們也很清楚這樣做的代價很大：

「我們也承認這種主張是很危險的，代價極大的。但想不出別的方法較安全較和平，而能夠有同樣的效果，可以認作救中國走得通的最後一條路。你們的主張大概傾向和平一方面的。不知道有沒有一定走得通的把握和信心。倘使用最小的代價能夠得最大的效果，誰不樂意？關於此點，你們如能給我滿意的解釋，我們當然極願意犧牲成見，服從你們的主張。」

胡適回復

這封青年們的集體來信，由胡適出面回答。

青年們給教授們出了一道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選擇題，胡適的答案是：「改良」也要，「革命」也要——

「你們提出的重要問題，『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一手段的必要。……燒房子有時要人做，收拾禿椽剩瓦也要人做。」

對青年們「到民間去」的選擇，胡適也有一番告誡：

「再者，我們很誠懇的替你們指出『到民間去』四個字現在又快變成一句好聽的高調了。俄國『到民間去』的運動，乃是到民間去為平民儘力，並不是到民間去運動他們出來給我們搖旗吶喊。『到民間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

2、

來自右翼的責難：今日之事不從根教育入手，皆是廢話

北京的《晨報》，雖然也有魯迅這樣的「左翼」做撰稿人，但基本上可以算作是梁啟超、林長民為核心的「研究系」知識分子的官方報刊。

梁啟超和聚集在他周圍的知識分子們，在屢次與政客合作，深度涉入政治，但毫無結果之後，在1920年代，轉而致力于思想教育的啟蒙工作，用梁啟超的話說——「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為思想界盡些微力」。

《我們的政治主張》面世之後，晨報的社長「止水君」寫了一篇題為《政治主張底根本疑問》的社論來駁斥，文章重申了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先社會改革，後政治改革」：

「政治是為社會而發展的，同時，又要待社會而發展。社會方面底工作，比政治方面更重要些；而且政治方面底工作不能單獨進行，同時還要靠社會方面底工作做基礎。」

有著相似觀點的，還有天津的有教會背景的《益世報》，該報刊登題為《好政治》的社論，批評說：

「以為今日之事而不從根本教育入手，皆是廢話。以吾地大物博，歲入之豐，欲國民免去印度人民之困苦，非實施三五年以上之普及教育。實不足以語政治之事。」

高一涵和胡適的回復

《主張》署名者之一，北大教員高一涵回應了《晨報》和《益世報》的批評：

「我們不是想拋開教育事業不管，一心要想去做政治事業；只想要求一個允許或不妨害我們辦教育事業的政府。我們並不是想從政治方面『單獨進行』，把社會事業一切停止，只想要求政治事業與社會事業攜手同行。」

胡適也表達了相似的意思：

「我們這個報並不是『專』談政治的。政治不過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我們當日不談政治，正是想要從思想文藝的方面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非政治的基礎。現在我們雖然因時勢的需要，不能不談政治，但我們本來的主張是仍舊不當拋棄的，我們仍舊要兼顧到思想與文藝的力一面的。」

3、

來自左翼的責難：好人主義是向惡勢力作戰的障礙

與右翼的研究系有所不同，左翼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不關心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的先後次序，他們關心的，只是從事政治改造的手段，究竟應該是「改良」，還是「革命」。

譬如國民黨人邵力子在《民國日報》上連續發表評論，說：

「蔡、胡諸先生以好人自命清高為中國政局敗壞的重要原因，誠然。但我認為還該說得明白一點。所謂『好人自命清高』，應改為『自命好人者不敢革命』才對。即如蔡、胡諸先生所講民國初元以後的情形，就是好人跑的跑了，退隱的退隱了。但那時候好人為什麼要跑，不（正）是因為討袁軍的失敗，而國民多數都反對革命，竟沒有人繼起嗎？『好人』的界說是最難定的。指有學識的階級嗎？熊希齡、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等，那時正揎拳奮臂，贊助袁世凱副署那破壞國會的命令咧。自命好人者自己既不敢革命，又要罵別人革命者為暴徒，真的『好人』要不跑也不能啊！蔡先生自己不就是跑的一個嗎？跑的是不得已，不肯革命的是真懦怯，這是必須辨別清楚的。往事不說，眼前要實現『好政府』，我以為還非經過革命不可，還非自命好人的都起來革命或贊助革命不可。不破壞，不能建設，本是很淺明的理；蔡、胡諸先生是希望好人共同來建設，我卻希望好人先共同來破壞。蔡、胡諸先生全文不提及「革命」的字樣，也不提及實際上革命的方法，只以有『決戰的輿論』為止，我認為這樣決不能達到『好政府實現』的目的。這是根本上要和諸先生商榷的地方。」

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也在這年的6月15日，借著對《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批判，第一次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好政府主義者諸君呵！你們剛才發出「努力」、「奮鬥」、「向惡勢力作戰」的呼聲，北京城裡僅僅去了一個徐世昌，你們馬上就電阻北伐軍。據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訓，你們這種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正都是『努力』、『奮鬥』、『向惡勢力作戰』的障礙物。軍閥勢力之下能實現你們所謂好政府的涵義嗎？你們觀察現時京、津、保的空氣，能實現你們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和六個具體主張嗎？清室倒了，統一黨章炳麟等便急急主張和袁世凱妥協，反對繼續戰爭；袁世凱死了，進步黨梁啟超等便急急主張和段祺瑞妥協，反對繼續戰爭，結果都造成了反動的變亂。你們(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又那能不蹈此覆轍！（《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

胡適的回復

胡適沒有回應邵力子。只如此回復了來自中共的責難：

「我們並不菲薄你們的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菲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義也決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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