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那個生下日本後人的中國「慰安婦」，然而她說，這世界真好

作者：沈不言（娛有理主筆）

2012年，32歲的導演郭柯無意間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國「慰安婦」生下的日本後人》，郭柯立刻被吸引了，他來到廣西，將這位老人和她的兒子的人生故事，以紀錄片的方式記錄了下來。紀錄片的名字是：《三十二》——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軍在中國強征了20萬「慰安婦」。而到了郭柯完成紀錄片的2013年時，全國公開身份的、倖存的「慰安婦」人數已降至32位。

兩年之後，當郭柯準備把這部短片拍成紀錄長片時，32位老人只剩下了22人。到了今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這部中國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紀錄片」《二十二》得以正式全國上映，倖存「慰安婦」人數，僅8人。

70多年過去了，當年那些受盡非人折磨的人們，並沒有等到應有的道歉，一個個沉默地離開人間。——她們漫長或短暫的人生，在外界的眼中，只是那20萬分之一。

是的，在那樣沉重的陰影下，她們是如何生活在這人間、她們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悲歡離合，我們似乎忽略了。——這是郭柯拍攝「慰安婦」的初衷，他說：國家公祭日，我們讓那些「慰安婦」站出來供國人銘記，那平時呢？除了公祭日知道那些人是「慰安婦」，還有人知道她們住哪兒嗎？還有人知道她們姓什麼嗎？還有人知道她們的家人什麼樣嗎？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我就是想讓大家在非公祭日的時候看看這些老人是什麼樣的生活狀態。

而讓郭柯產生這樣想法的，正是那篇《中國「慰安婦」生下的日本後人》文章的主人公：韋紹蘭。

郭柯第一次去看韋紹蘭的時候，這位92歲的老人和她67歲的「鬼子兒子」生活在一起，家徒四壁。郭柯給了老人五百塊錢，第二天去跟她告別的時候，老人從口袋裡掏出四個紅包，給郭柯他們四個人：說你們四個是一起來的，要過年了，你們拿著回去給家人買點東西吃。郭柯說打開時發現，每一個紅包里都有100塊錢，他說：我當時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

郭柯和韋紹蘭老人

韋紹蘭的人生，又苦又長。

1944年，日本兵對廣西省荔浦縣新坪鎮桂東村小古告屯進行掃蕩時，韋紹蘭才24歲，當時她正背著一歲多的女兒準備逃跑，但沒跑掉，背孩子的背帶被刺刀挑斷了。

日本兵把韋紹蘭和孩子強行拖下了山，裝進了汽車。路上，見到一個女人，就拖走一個。她說，不敢抬頭，不敢數，到底拖走了多少個。日本兵沒有殺她，而是把她帶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關進了一間房子，用另一種方式折磨羞辱她。在此後的三個月里，她每一天都是這麼度過。

那段噩夢一樣的日子裡，韋紹蘭絕望的時候，看著嗷嗷待哺的女兒，又撐了下來。終於有一天，她趁看守的日本士兵打瞌睡，背上仍在襁褓里的女兒，逃出了慰安所。

兩天後，她終於逃回到家。她至今記得回到家的那一幕：丈夫羅巨賢正在吃飯，看見妻子，他愣了一下，對她說，「快吃飯吧。」直到這時候，跑得雙腳血肉模糊的韋紹蘭才哭出聲來，眼淚不停地往下掉。丈夫也哭了，一邊哭一邊對她說，不怪你，你是被抓走的，現在回來了就好。

然而，噩夢並沒有結束。

回到家不久，和她共患難的女兒夭折了，而緊接著，韋紹蘭發現自己懷孕了，算了時間這孩子不是丈夫羅巨賢的，「我當時很害怕，但仔細想一想，孩子是沒有罪的。」

韋紹蘭的婆婆做主留下了孩子。1945年農曆七月十三，這個孩子出生了，取名羅善學。生下孩子的韋紹蘭，彷彿成了家族的罪人。她和兒子不僅得忍受在外受氣的丈夫的謾罵，還要承受村裡人的白眼。

羅善學回憶說，小時候，村裡的小孩總是欺負他，喊他「日本崽」。羅善學問母親，韋紹蘭不答，只是哭。

後來他在聽到父母在爭吵中提到了自己不是父親「田裡的苗」。大概10歲左右，羅善學和大伯一起放牛，大伯告訴他，韋紹蘭被日本鬼子抓去3個月後生下他的經歷，他似懂非懂。後來漸漸長大，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羅善學說，「我恨日本人，這個壞名聲我背得好苦……」因為這個壞名聲，他從小在外遭受排擠，在家不被重視。小學三年級，他就輟學在家務農，幼時患眼疾未得到及時治療變成「鬥雞眼」，右腿被砸傷未得到及時治療變成了「瘸子」。早年，有人給他說過6個對象，但對方一聽說他是「鬼子」後人，全都不願嫁。因為這樣的出身和經歷，羅善學性格孤僻，很少和周圍的人談天說地，就連和同一屋檐下的母親，也是各過各的，鮮少交流。

韋紹蘭和兒子羅善學

這些年，羅善學早已心灰意冷：「我這輩子就是這樣，早完了。」有一次生病了沒錢治，羅善學偷偷喝了農藥，結果被鄰居救了回來。

沒死，就活著。羅善學就這樣在恥辱、孤獨中活到了70多歲。他說，他曾恨過母親，為什麼要把他生下來，讓他受這麼多罪。

直到近幾年，他才放下恨意，因為母親，比他更苦，更可憐。

今年97歲的韋紹蘭老人，骨瘦如柴，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因為患有風濕性心臟病、肝臟腫瘤，每天都得吃三種藥物來維持生命，但一旦病發作起來，她痛得連飯都吃不了。

除了衰老和疾病，韋紹蘭要面對的還有貧窮。她和兒子蝸居在簡陋黑暗的小房子里，兩人的各種補助收入加起來，是700多塊錢。老人說，要買白菜，白菜是所有菜中最便宜的，一次買五塊錢的，可以吃很久。

她恨日本人，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會一直沉默著，兩眼無神地發著愣。良久，才哆哆嗦嗦開了口：「我傷心啊……到現在還經常做噩夢。」偶爾，也會很激動，她說自己還想多活幾十年，等一個公道。日本鬼我就恨他，要他在我面前道歉，他不道歉我不肯死。

然而，除了恨，她的人生更多的是平靜。漫長的七十年，支撐她活下來的，並不是恨。

這位90多歲的老人，至今還記著少女時的往事。她說那時候，有一個十二爹每天都牽牛到她們那裡的嘉揚嶺去放牛，韋紹蘭和一群男孩女孩每次都像迎新娘子一樣把十二爹團團圍住，說：「爹爹，教我們唱歌啦。」 六十多歲的十二爹囁嚅著嘴唇，一句句教給韋紹蘭：「日頭出來點點紅，照進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窮，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乾。」

這首歌，她至今還記得，還哼唱著，這首歌，後來成了電影《二十二》的片尾曲。

她哼著歌，每天6點起床，一大早就把屋子裡里外外打掃一遍，然後洗衣服。吃過早飯後，她會到村子裡溜達一圈。

她佝僂著背，說：「活著好啊，苦是苦，但我沒想過死，要把每天都過好。」

她吃著白菜，說：「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也要留出這條命看。」

這，也許就是郭柯想讓我們看到的，那二十二分之一，那二十萬分之一。「你完全看不到歷史在她們身上留下了什麼痕迹，你提到『慰安婦』時想像到的苦難、淚水似乎都與她們無關，她們的臉上布滿皺紋，你終將被她們在生活中的一舉一動所打動，甚至她蹣跚著腳走一段路，她顫顫巍巍地拿起一個碗，你都會熱淚盈眶，她們是那麼樸素而尋常，『慰安婦』這三個字其實是我們強加給她們的，走不出歷史的是我們。我真的想讓大家看看她們姓什麼、叫什麼、她們住在哪裡，過著怎樣的生活。」

命運曾那麼殘忍地對待這些女性，她們卻仍舊能對生活充滿善良和熱愛，或者，正是她們曾經歷過那麼絕望的黑暗，才更加懂得生命的可貴。——這份感悟，這份善良，是血和恥辱換來的，也是愛換來的。

紀伯倫說，一個偉大的人有兩顆心：一顆心流血，另一顆心寬容。但寬容不意味著遺忘。正是這些老人的寬容，才更顯出某些民族的卑劣。

願我們的同胞，牢記這些老人的笑容，這傷口上綻放出來的美麗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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