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前，中國在全方面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無論科技、經濟、綜合國力方面都如此。

世界最早的紙幣——北宋官交子

中國的四大發明改變了歐洲的戰爭與和平，影響了歐洲發展的進程；

鄭和下西洋是比哥倫布航海早500年的超大規模遠洋航行，最大的鄭和寶船規模甚至不遜於泰坦尼克號；

發端於隋唐時期的科舉制是近代開始於英國的文官選拔制度即現代公務員考試製度的濫觴；

北宋年間，中國就發明了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紙幣—交子；

…

那為什麼中國在古代長期處於領先地位的狀況在近代以後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呢？

英國漢學家李約瑟

英國近代著名的漢學家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機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近代以前，世界範圍都處於農業經濟時代，生產力水平以鐵器生產工具為突出標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的強盛使得我們在很多方面更有機會超越世界其他國家。但，即便如此，中國的思維水平還是不能擺脫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範圍和高度束縛，而同時又以世界中心自居，這其實是挺矛盾的一種心理和狀態。如果沒有外在的推動力，這種怪圈是很難走出來的，這其實就是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非常可怕的瓶頸問題。也使得我們在許多方面的領先有著一定的偶然性，缺少必然性。

所以才會有了我們後來人的扼腕之嘆：為什麼中國在明代就有了如此規模的遠洋航行水平，卻沒有成為首先發展遠洋貿易的國家？為什麼中國首先發明了火藥，卻用來製造煙花，而被後來居上的歐美列強用火炮反噬？為什麼中國很早就有了高度的商品經濟，卻沒有首先成為市場經濟國家和近代化強國？

原因就是：思想上跟不上。

這和說人有時候還沒開竅是一個道理。開竅需要個契機和刺激才行。而這個契機，在近代落到了歐洲人手裡。那就是新航路的開闢。

15世紀末，歐洲礙於東方強大的奧斯曼帝國對其傳統的地中海和西亞商路的控制，不得不另闢蹊徑尋找新的通往亞洲的商路。以迪亞士遠航開始，先後有哥倫布、達伽瑪、麥哲倫等一批亡命之徒循著大西洋的陸地邊緣開始了全球的探險。最終非洲、亞洲、美洲、澳洲和歐洲之間的航路全部被打通。

隨著源源不斷的白銀、廉價勞動力的輸入歐洲，以及全球市場的全面鋪開，歐洲開始了加速度的價格革命資本原始積累，這反過來促使歐洲不斷改進產品、提高技術、發明機器、革新動力、全球殖民，所有這一切徹底改變了歐洲經濟發展和社會更新的局面，和世界未來的走勢。總之，新航路的開闢，推動了歐洲生產力水平的質的改變和飛躍。

反觀中國，還沒有從天朝大國的固有思維中走出瓶頸期，就被迫捲入以歐洲為主的新世界發展進程的洪流，被打的措手不及。

張建華先生在《經濟學——入門與創新中》十分精闢地分析過，傳統的小農經濟在根本上是排斥市場規律的：因為家庭經濟規模太小，沒有技術革新的動力，因為一家幾口人一年也就那麼些口糧，沒必要花心力去革新技術從而提高產量；也不需要看市場的臉色行事，自己生產的東西好壞，不需要經過市場規範化標準的驗收，形不成市場經濟的標準化模式；當然，與市場相關的一系列經濟原理、技術和學科需求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而與小農經濟配套的是幾千年來的儒家思想的控制和教育，凡事按步就班，全乎禮法是最關鍵的。中國人的教育，就是不要越禮，要守規矩，三綱五常，順其自然，天人合一，這無疑都使得在創造力上束縛了國人的智力開發的需求。在日新月異的近代化過程中，幾千年的傳統還在固守著。

大清帝國的裱糊匠李鴻章

在經過了極為痛苦的轉型和嘗試之後，中國近代史就成了一部倒逼史，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然而在這慌亂中，世界已經不可逆轉地換了一幅全新的模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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