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提起準噶爾就頭疼？2萬精兵覆滅 6千萬白銀打水漂

康熙末年，清朝與準噶爾汗國的戰爭進入了第三階段。如果說前2個階段主要是康熙與2任準噶爾大汗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侄子）分別在北線（外蒙古）和南線（藏區）展開較量的話，那麼第三階段則是康熙及其繼承者雍正，在北線（外蒙古西部-阿爾泰山）、西線（河西走廊-青海-新疆東部），對策妄阿拉布坦父子發起了局部反攻。

先說西線。康熙擊潰噶爾丹後，清軍順勢將一線陣地推至新疆東部門戶哈密，後來又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十四皇子胤禵為撫遠大將軍，在反擊策妄阿拉布坦的過程中拿下了東疆重鎮巴里坤、吐魯番，甚至一度攻佔烏魯木齊。康熙六十年（1721年）5月，胤禵移師甘州（今甘肅張掖），打算乘勝直搗伊犁（伊犁為準噶爾各部會盟處，是歷代準噶爾大汗的統治中心）。

從1688年噶爾丹入侵漠北算起，康熙花去自己61載統治期的半數時間，費盡心血氣力，總算將戰線推進到了對手腹地。看起來似乎只要再加把勁，徹底消滅準噶爾汗國、收復包括新疆在內的大西北就指日可待。

然而，古代戰爭中無數次讓遠征軍功虧一簣的致命問題——軍需運輸和後勤補給困難，卻在此時變得愈發嚴重。無奈，康熙六十一年，這位已燈枯油干、身心俱疲的老皇帝決定和平解決準噶爾問題。不久，康熙去世，雍正即位。

雍正掌權後，出於種種考量，先從前線召回一母同胞的弟弟胤禵，又將西征軍主力從已佔領的部分地區撤出。此舉除了防範胤禵功高震主外，主要還是因為雍正接過了康熙晚年留下的「爛攤子」，國力空虛讓他很難再把西北戰事打下去。

據學者研究，康雍乾盛世的「家底」並沒有後世想像中那麼充裕。康熙末期因皇族內鬥、吏治混亂，再加上官場貪污腐敗嚴重，去世時國庫存銀僅800萬兩。而這之前康熙3次平定噶爾丹之亂，就耗銀超過1000萬兩。

康熙花錢還算少的，隨著戰線西移，各項支出日漸增大，到雍正朝用兵西北時，持續5載的戰爭耗銀達5000萬至6000萬兩之多，歷年收支相抵後，到雍正末年戶部存銀已從6200萬兩降為2400萬兩。史載，雍正後期，清廷每年收支3600萬兩白銀左右，僅能勉強維持不虧損而已。

清代用兵西北除花錢似流水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補給太艱難，清准戰爭同樣如此。清廷能否打贏這場曠日持久的惡仗，很大程度上就要看部隊後勤供應是否能及時保障。而雍正即位之初下令西征軍回撤，主要也因為後勤難題暫時無力破解。

其實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與噶爾丹作戰時，清軍後勤運輸艱難的問題就已凸顯。當時為保障昭莫多大戰前線10萬大軍的物資供應，清廷從3000里外的京師用駝馬運送糧米，每石（約合120斤）軍糧官運成本竟高達120兩白銀，商運也要費銀40兩。

假如按昭莫多前線清軍每人日均額定1斤口糧（其實偏少）計算，每天光是這個軍糧運輸支出（商運）最少也得3萬多兩白銀，而這場大戰持續近4個月，清廷為此「放血」恐怕高達數百萬銀兩。

等到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攻佔並戍守吐魯番的清軍不過6000多人，居然也天天餓肚皮。原來，當地由於連年戰亂，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加上前線清軍糧食要從內地長途運來，往返距離長達數千甚至上萬里，而且道路交通和運輸條件極差。

在那個西北陸地物資運輸主要靠牲畜馱載的年代，即便從最近的甘肅出發，順利走完單程也得1個月左右，如果半道遭遇其他不測，花費時間還會拖延。更何況，這還沒考慮途中產生的各種糧食損耗（包括民夫、護送兵丁往返口糧），等運到前線能剩下一半就燒高香了。

政局不穩、國庫虛耗，再加上後勤保障不力，到雍正三年（1725年），經過數年軍事對抗，清廷已感到無力再戰，遂與同樣疲憊的准部休兵言和。雙方經過談判，在南北疆大致劃分出各自勢力範圍——北部以阿爾泰山為界，以東為清朝控制區，以西歸准部。南部以哈密為界，哈密及其以東為清朝管轄，以西歸准部。

按照協議，駐吐魯番的清軍應撤到哈密以東，但經過認真考慮，清廷還是在吐魯番留守了部分駐屯軍（雍正違約在先惹出不少麻煩，後文會提及）。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他的長子噶爾丹策零繼位掌管准部，後者上台伊始，也向清廷朝貢，雙方維持了一段短暫和平局面。

噶爾丹策零執政時，準噶爾汗國更加強盛，向西勢力深入中亞腹地，并吞哈薩克大片牧場，控制了塔什干、撒馬爾乾等名城，向南勢力滲透到青海、藏區，甚至策動青海蒙古貴族叛亂，攪得雍正手忙腳亂（雍正「好基友」年羹堯的興衰榮辱皆因指揮這次青海平叛），一時間其鋒銳不可當。但是，由於清軍已將戰線推至北疆，這一階段的清准戰爭再未重演當年噶爾丹長驅直入、進逼京師的景象。

與前輩一樣，準噶爾汗國統治者的東進戰略從未有過絲毫改變。沒過多久，雍正七年（1729年）清准戰火又一次燃起。這回開戰的導火索源於噶爾丹策零派人到西藏禮佛熬茶的要求被清廷拒絕（主要擔心准部故伎重演，再次插手藏區事務），再加上噶爾丹策零始終不交出窩藏的青海蒙古叛軍頭目羅卜藏丹津，最終惹得清廷大為光火，出兵「興師問罪」。實際上，由於雍正沒有遵守放棄吐魯番的和議規定，噶爾丹策零對前者也是窩著一肚子火，正好藉機報復。

雍正九年（1731年）3月至次年5年，准部接連4次派兵（每次2000人左右）襲擾吐魯番，但都被請軍挫敗。其中一次，准部製作雲梯300多副，圍攻清軍堡寨40餘天后鎩羽而歸，僅善使火槍的當地民眾就斃敵300餘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准第3次達成和平協議，這回雍正學乖了，按規定，清廷在新疆只保留巴里坤一處要點（駐軍5000人），而將哈密、吐魯番等地放棄。

或許有人會問，雍正中前期財政狀況已經大為好轉，為何還要主動撤兵呢？答案就在於和通泊之戰的慘敗。原來，雍正即位後，承襲康熙留下的「築城進逼」方略，在西路、北路2條戰線上不斷向前延伸修建軍事要塞，以此抵消准部火槍優勢，同時壓縮準噶爾騎兵迴旋空間。

按照雍正的設想，如果這套「碉堡戰術」得以順利實施的話，不出幾年就能將兩路堡壘線一直修到準噶爾腹地，以此將對手分割包圍、各個殲滅。但是，雍正九年（1731年）和通泊之戰中，2.4萬清軍在阿爾泰山與6萬準噶爾軍隊交手，被後者揍得幾乎全軍覆沒，僅剩2000餘人逃回，此役被美國中亞史學家斯塔爾稱作「19世紀以前清軍最大敗績」。

兵敗和通泊，讓雍正苦心制定的2路圍殲準噶爾計劃徹底破滅，元氣大傷的清軍只好收縮戰線（也是為了減輕後勤壓力），再次轉入防禦，於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第3次清准議和。總體來講，雖然取得一些戰果，但雍正在位13年，沒能從根本上改變清准戰局的膠著狀態，最終平滅准部的任務，還要靠他的兒子乾隆來完成，而這也預示著綿亘近70載的清准戰爭即將進入最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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