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戰狼2》破50億更令人欣慰和感動的是，這部紀錄片6天破億

前幾天娛姬看了《二十二》。

這是一部很安靜的紀錄片，安靜到你坐在座位上甚至能聽到隔壁廳《戰狼2》的音響聲。

我能想像到隔壁正在上演什麼：

冷鋒在非洲平民窟的街頭驚心動魄地飆車。

一人一車，只身前往交戰地營救華僑。

和歐洲最強僱傭兵的貼身肉搏，扯下脖子上掛著的彈殼，生生地扎死了僱傭兵。

而我面前的銀幕上，一個細腳伶仃的老奶奶蹣跚而過，偶爾停下來，沒了牙的嘴裡囁喏著七零八碎的難懂的方言。

娛姬和許多人一樣，聽到這是一部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第一反應是「太沉重，不敢看」，「買張票支持下票房吧，就不去看了。」

我們想像中的《二十二》，穿插著黑白壓抑的歷史資料片，充斥著老人們聲聲啼血的哭訴，把那段歷史最殘暴最不堪的一麵攤開給我們看。

比起同期正上演我們喊著「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在非洲土地上伸張正義，秀肌肉的好萊塢式動作大片帶來的振奮，它的題材難免會讓人心情抑鬱。

而事實上，《二十二》對大部分人而言，的確也不是一部適合去電影院看的片子。

它沒有故事片那樣完整的情節，甚至作為一部紀錄片，它也沒有忠實於類型片的義務，挖掘某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它更像是導演隨手放了一台攝影機在角落，所有人都忘了它正在運轉，它就這麼瑣碎地，平淡地一格一格記錄著前面的影像。

沒有想像中的慘烈畫面，有的只是那段歷史的受害者們平靜到有些無聊的晚年生活。

老奶奶們想說的時候說上兩句，想唱的時候唱上幾聲，不想說了，攝影機就拍拍室外；觀眾像是坐在她們身邊，因為這一秒不忍看老人落淚，就轉過身看看天，看看地，看看雲。

如果硬要說看《二十二》的理由，那麼可能就只有一個——

如果說以前「慰安婦」只是一個模糊的帶著敏感和恥辱的歷史名詞，那麼從你看《二十二》的那一刻開始，她們就不再只是歷史櫥窗里的陳列品。

海南的李美金老人有一張圓圓的臉，愛好是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樹下抹麻將，打橋牌，笑起來可愛又慈祥。

住在海南養老院的林愛蘭奶奶年輕時就是位彪悍的「紅色娘子軍」，敢從日本鬼子眼皮底下偷子彈運出來給八路軍，到了現在她依然眼神犀利，房間里掛滿了刀，「因為小偷很多，他們如果來偷東西，我就拿刀砍他們。」

山西太行山的農村住著李愛連老人，她愛熱鬧，和攝製組的年輕人討論衣服的款式，每天要喂一大群流浪貓，倚在炕頭看《西遊記》，被銀角大王逗得哈哈大笑。

背井離鄉的韓國人毛銀梅住在湖北孝感，原姓朴，因為崇拜毛主席給自己改姓了毛，她喜歡背著手到處遛彎，摘來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還會挨個分給攝製組成員，連扛攝影機的壯漢口袋上都別了一朵。

大部分鏡頭裡，她們看起來和我們身邊的老人並沒有什麼區別。

而事實上，林愛蘭17歲被抓進日本慰安所，終生無法生育，雙腿癱瘓；李愛連兩次被抓進慰安所；毛銀梅幼時逃難被母親拋棄，後來被日本人騙進慰安所……

林愛蘭講到自己母親被日本人扔到河裡時會緊緊抓住身下的塑料椅子；毛銀梅記不得很多事，卻能脫口而出日文的「你好」、「請坐」；李愛連在日軍據點被關押了27天，「那個男人要和我結婚，我已經結婚了，不同意。他餓我，關了三天，逼我空腹吃十幾根蔥。」

導演郭柯始終用著一種克制又溫柔的方法記錄著她們的隻言片語，不窺探、不追問，鏡頭更多的是一種陪伴，他說：你把她們當親人，就有了底線。

但這種底線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

對於這批特殊的受害者，媒體用慣了聳動的、仇恨的、甚至於情色的字眼。

（by VISTA看天下）

就連郭柯本人也不是一開始就懂得剋制的。

他2012年拍攝的前作《三十二》，主角是韋紹蘭老人和她被日本人強姦後生下的兒子羅善學，一開始也用了很「技術」的方式去挖掘老人的痛苦過往。

讓老人擺拍挑水、買菜、領低保、給丈夫上墳。

故意提和日本人相關的問題，想從答案中找到爆點，而韋紹蘭奶奶出乎意料地平和，她甚至會笑笑，然後給大家唱歌。

從「日頭出來點點紅」唱到「自己憂愁自己解」，短片最後，韋紹蘭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吃野東西也要留著這條命來看。」

攝製組給生活困難的老人包了五百塊紅包，後來她又包成五個一百的紅包送了回來，叮囑道：「過年了，給你媽媽買吃的。」

就故事性來講，《三十二》比《二十二》更完整，細節更豐富，但郭柯知道，即使韋紹蘭老人善良地對採訪者的要求來者不拒，甚至願意自揭瘡疤，這對她依然是一種二次傷害。

（by 觀察者網）

有更多的老人，把苦難都內化，甚至連子女都不願意提起。

到了拍《二十二》的時候，郭柯改變了方式，要求攝製組一天只拍2個小時，其餘時間就是陪老人玩。

（by 觀察者網）

鏡頭中老人們述說的過往，就是在這種陪伴中，偶爾敞開心扉流露出的隻言片語。

70年代女權主義的中心人物凱瑟琳·麥金農曾質問：「女人什麼時候才能變成人？什麼時候？」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忘了她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歷史」。

今天，《二十二》弱化了加諸在老人們身上的標籤，還她們以名字。

即使這種溫柔遲到了很多年。

當年拍完韋紹蘭之後，2013年底，郭柯就計劃為所有「慰安婦」老人拍攝一部紀錄片。而當他作出這個決定時，老人數量卻已經從32人變成了22人。

開機時，《二十二》甚至沒來得及申請拍攝許可證，也沒有投資方願意支持這樣一部看不到商業前景的影片，燃眉之際，演員張歆藝借給郭柯一百萬：「趕緊拍吧。」

電影2015年拍攝完成，2017年才獲批上映，上映時，22位倖存者已經變成了8位。

上映後圈粉無數的林愛蘭奶奶早就長眠地下，一首《阿里郎》唱哭所有人的毛銀梅奶奶也在年初離開人世。

雖然她們沒能親眼看到《二十二》的上映，但在多個商業大片的夾縫中，這部紀錄片的排片從首映當日的1.5%，升至4.9%，再升到10%，並且用六天時間破億，並且締造了全新紀錄——

這也許就是人們對於那段歷史中的她們送上的最大敬意了，不少網友都感嘆：「這比戰狼破50億都令人開心」。

站在電影角度，不被資本看好的題材依然可以被觀眾尊重與支持，獲得由正義和良知造就的票房奇蹟，《二十二》真正給資本上了一課。

15年《二十二》曾獲韓國釜山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韓國人看完後問：「中國人如何看待、對待這些老人」，以及「這些老人現在怎麼樣了」，出於民族自尊心，郭柯給出了正面回答，心裡卻在唏噓。

影片上映前兩天去世的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黃有良老人，曾經在抗戰勝利後回到村裡，遭受村民非議，丈夫打罵，連孩子有時也罵她。

韋紹蘭生下的混血兒子羅善學，被同母異父的弟弟威脅要殺死他這個日本人。

許多老人領著微薄的補貼，住著仄逼髒亂的房子，孤獨無依。

廣西的何玉珍老人在拍攝期間一言不發，劇組陪了她一個星期，臨走時老人卻突然拉著郭柯的手：「你們走了，又剩下我一個人。」

這世界對她們有太多不公，但看過《二十二》 的我們知道，這些九十多歲的奶奶們，並沒有活在仇恨怨憤里——

過去不是生活的主旋律，「活著」才是當下的命題。

她們會笑，會唱歌，會看著日本老兵的照片說：「日本人也老了，連鬍子都沒了。」

她們會認真地說，希望中國和日本不要再打仗了，因為打仗會死很多人。

電影里有個畫面， 毛銀梅奶奶坐在大門旁側著頭默默看著另一邊, 幾個小孩捧著手機玩遊戲，時光彷彿在這裡分岔，一頭還在流向未來，一頭已經停滯在不知名的過去。

突然小孫子從左邊蹦跳著跑到毛奶奶面前，往她手心裡放了個小玩具，靜止的畫面突然鮮活，奶奶捧著玩具，一剎那笑得像個孩子。

老人們早就與這世界和解，因為讓她們快樂的東西，如此簡單。

《二十二》最動人的劇照，莫過於這張王志鳳，符美菊，李美金三位老人笑容滿面地對鏡頭比「22」的照片。

娛姬覺得，她們身體里有種比《戰狼2》里怎麼也打不死的吳京 ，更強大的東西。

所以，不要害怕《二十二》，那裡面有一群善良的老人們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禮物。

【娛姬·心經】

過去不是生活的主旋律，「活著」才是當下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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