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號稱千古仁君 卻為這事不惜動用凌遲之刑

我時常掩飾不住自己對罪惡的憎恨，看到人販子光天化日之下強搶小孩的報道，總是恨不得將人販子暴打到殘廢；看到兇徒在6年時間內姦殺了一名少女與兩名幼女、殺害了一名幼兒的新聞，也忍不住評論：對這種人渣，應該凌遲處死，槍斃太便宜他了。

我發現，假如有人在微博上隨意發布一條支持凌遲等酷刑的言論，肯定會被無數網友大罵「腦殘」；但如果我們是在轉發相關新聞報道的同時喊出「凌遲」的呼聲，則會得到許多網友的附和。不奇怪，因為我們的情緒都被惡貫滿盈的犯罪行為調動起來了，我們共同感受到了自己內心對於罪惡的憎恨。

也是在這個時候，我突然理解了為什麼宅心仁厚的宋仁宗居然會啟用凌遲之刑。

凌遲在宋代並非法定之刑，但偶爾會被用來對付窮凶極惡之輩。不過，宋朝凌遲的行刑方式，倒不是明清凌遲那種「寸而磔之，必至體無餘臠」，而是「先斷斫其支體，次絕其吭」，但這也已經非常殘忍了。宋真宗時，曾有一位叫做錢易的士大夫，上書請求廢除凌遲等法外之刑：「竊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時，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至於今日乃或行之。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走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臠割，斷截手足。……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

錢易看來並不知道凌遲之刑建於何時、本於何法。後世學者的研究表明：凌遲作為一種法定刑名，最早見於遼朝。大遼立國後，「定製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意思是說，對契丹人及其他部落適用契丹習慣法；對遼地漢人則沿用唐朝律令。而凌遲之刑只用於契丹人。由此可見，凌遲應該來自契丹部族的習慣法。

宋人對凌遲的稱呼，有時也記作「陵遲」，有時又記作「凌持」，這是音譯外來詞的常見語象，看來「凌遲」應該是對契丹語的音譯（參見孔學《論凌遲之刑的起源及在宋代的發展》）。

據此，我們認為，凌遲之刑起源於遼國，並於五代時傳入了中原，但畢竟不是中原王朝的法定刑。宋末馬端臨編撰《文獻通考》，稱「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凶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昭陵」即永昭陵，指宋仁宗。馬氏言外之意，可能是暗示宋仁宗「輕用」凌遲之刑。

宋仁宗確實曾經下詔啟用凌遲。那是天聖九年（1031），仁宗皇帝頒下一道詔書：「如聞荊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遲、斬；募告者，悉畀犯人家資；捕殺者，重其賞。」首次以敕令的形式提出在特定範圍內適用凌遲之刑。如果是其他君主動用凌遲，我們不會覺得意外；但宋仁宗下詔啟用凌遲，真的有點讓人意想不到。

在我們的印象中，宋仁宗顯然是一位仁厚之君。宋人筆記《北窗炙輠錄》記錄了宋仁宗的一樁軼事：一日早晨，仁宗視朝，面色很差，大臣問：「陛下今日面帶倦容，為何？」仁宗說：「昨晚睡得不好。」大臣疑之，以為皇帝昨夜「操勞」過度，於是進言：陛下請保養聖躬，不可沉溺於美色云云。仁宗大笑說：「卿想到哪裡去了？只是因為肚餓，才失眠了。」大臣皆大驚，問：「怎麼回事？」

仁宗說：「昨晚睡覺時，覺得有些餓了，想吃烤羊排，但寢宮裡又沒有羊排，因此餓了一宿。」大臣說：「何不令御廚供應？」仁宗說：「我也想過，可是祖宗法中並無夜供燒羊的先例，如果由我破了例，後世子孫自此仿效，不知每夜會殺幾頭羊，還是忍點餓算了。」

《北窗炙輠錄》的作者感嘆說，「嗚呼，仁矣哉！思一燒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慮子孫之多殺，故寧廢食。嗚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間，深仁厚澤，橫被四海也。」

另一本宋人筆記《東軒筆錄》也說：「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惟恐不及。」曾有一名叫做韓中正的官員，在擔任司法官任上，犯了「失入人罪」的錯誤，被停職。多年後刑部又舉薦他當「詳覆官」（負責複核刑案的法官），宋仁宗仍記得他的名字，說道：此人以前不是失入人罪嗎？「既嘗用法不當，乃可以為法官乎？」詔令台諫彈劾舉薦者之罪。

元人編撰《宋史》，讚頌宋仁宗：「《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但就是這位廟號「仁宗」的君主，卻特別下詔宣布對荊湖地區的「殺人祭鬼」犯罪分子動用凌遲之刑。這又是為何？有些網友看了一點簡單的介紹，大罵宋仁宗是「殘暴而偽善的典型」。但我敢說，這些網友對歷史認知十分淺薄的可能性，遠遠大於宋仁宗偽善的可能性。

要理解宋仁宗為什麼會啟用凌遲之刑，應當回到歷史現場，設身處地感受一個正常人面對「殺人祭鬼」行為時的愛憎。今天的人可能不知道：宋朝之時，巴峽、荊湖一帶，民未開化，一直保留著諸多原始而野蠻的部落習俗，其中最為違背華夏文明的惡俗，便是「殺人祭鬼」。讓我引述幾名宋朝人的記述吧——

北宋淳化元年（990），一位叫羅處約的官員出使峽州，向朝廷報告說：「巴峽之俗，殺人為犧牲以祀鬼，以錢募人求之，謂之『采牲』。」當地土著向祚、向收兄弟，收受富人十貫錢，替其「采牲」，誘殺縣民李祈之女，「割截耳、鼻，斷支節，以與富人」。這個案子震動朝廷，宋太宗遂下詔「劍南東西川、峽路、荊湖、嶺南等處管內州縣，戒吏謹捕之，犯者論死」。

然而，儘管官方嚴令禁止，但巴峽、荊湖一帶的「殺人祭鬼」之俗，卻未能禁絕。到了宋仁時朝，還有官員記述：「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為上，祀僧為次，餘人為下。」

從史料的記載來看，荊湖地區「殺人祭鬼」的惡俗非常頑固，南宋淳熙年間，還有地方官員向朝廷報告說：「湖外風俗，用人祭鬼，每以小兒婦女，生剔眼目，截取耳鼻，埋之陷穽，沃以沸湯，糜爛肌膚，無所不至。」直至南宋後期，還有荊湖地區的地方官發布了「殺人祭鬼禁約」：「訪聞本路所在鄉村，多有殺人祭鬼之家，平時分遣徒黨，販賣生口，誘掠平民，或無所得。則用奴僕，或不得已，則用親生男女充代，臠割烹炮，備極慘酷，湘陰尤甚。……如有違犯，不分首從，並行凌遲處斬，家屬斷配，家業抄籍充賞。」

請想像一下：當這些報告「殺人祭鬼」惡俗的奏疏送達御前，如果你是宋仁宗，你會不會感到憤慨？內心有沒有生出一種試圖以重典懲治之的衝動？我相信，宋仁宗應該是深深震驚於「殺人祭鬼」的野蠻行徑，才憤然下詔：「如聞荊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遲、斬！」

但是，今人對這種基於激憤的重典主義提出抨擊，也是對的，因為凌遲一旦成為刑名，便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被濫用的危險，儘管宋仁宗本人已注意到凌遲之刑被濫用的情況：明道元年（1032），他又下詔限制凌遲的適用：凡「獲劫盜而情涉巨害者，毋得擅行凌遲，須奏聽裁」。然而，凌遲之刑畢竟還是出現了濫用之勢：宋神宗時，「詔獄繁興，口語狂悖者，皆遭此刑」。

南宋時，凌遲之刑的施行，已經引起了一部分士大夫的不安，陸遊向皇帝上了一道札子說：凌遲之刑，「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習熟見聞，以為當然，乃謂如支解人者，非陵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陵遲，則盜賊蓋有滅人之族者矣，蓋有發人之丘墓者矣，則亦將滅其族、發其丘墓以報之乎？國家之法，奈何必欲稱盜賊之殘忍哉」？

到了元明清時期，凌遲更是被列為法定刑，執行方式也向「千刀萬剮」的極端化演化。北宋初錢易對凌遲之刑的憂慮——「臣恐近代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終於成了殘酷的現實。

所幸，在今日的文明社會，已完全不存在凌遲之刑死灰復燃的可能性。所以，當我們對某個惡貫滿盈的罪人發出「凌遲處死」的呼聲時，只不過是強烈表達我們的羞惡之心而已，並不具有任何現實的危害性。

原標題：寬仁的宋仁宗為什麼要動用殘忍的凌遲之刑？本文來源於微信公眾號：我們都愛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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