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兩用：版圖中國論的解決之道

「跨國民族」與「一史兩用」

近一個時期以來，在中國學界流行著一種「跨國民族」說與「一史兩用」說。

「高句麗從公元4世紀攻取樂浪郡後，又成為朝鮮半島上的一世紀個國家，橫跨了中朝兩國國土。高句麗亡後，在中國境內的遺民參加到漢、滿、蒙各族中，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在朝鮮境內的和百濟一起為新羅所統一，參加到朝鮮族中。」「中國可以把公元5前的高句麗及公元4世紀後鴨綠江以北的高句麗寫入自己的歷史，朝鮮可以把公元4世紀後鴨綠江以南的高句麗寫入自己的歷史。在相當時期間中國東北的許多史學工作者都遵循這一處理方法。」

「對高句麗民族則可以承認屬兩國共有。」「對漢唐及高句麗進入半島的史實可用中性詞句、客觀敘述、暫迴避定性。即不用『收復』、『統一』，也不用『侵略』。」「唐對遼東本中國領土，決意收復，是正義的，至於唐軍最後過鴨綠江，攻平壤，滅高麗，可以說成是對外侵略戰爭。實際上，高句麗本是從大陸侵入朝鮮半島的異族，唐滅高麗，只不過是以新的侵佔代替舊的侵佔，如果從唐恢復漢晉樂浪郡土地而言，不僅不是侵佔，而且是收復。」又是對外侵略，又是侵佔，又是收復，可見這位論者觀點之混亂。在渤海的歸屬上，這位論者認為渤海「應該說上，??但渤海族有既是中國的，也是韓國的。渤海族主要居住在古代中國領土10餘萬以後遷居新羅，最後融入今天的韓朝民族之中，怎麼能說渤海族與韓國、朝鮮國無關？渤海族的分別屬於中國及韓國、朝鮮國這一客觀事實，只能證明中韓及中朝人民血肉不可分的關係。我們之間親如兄弟的關係，沒有理由為了渤海族究竟歸於中國，還是歸於韓國、朝鮮國爭得面紅耳赤」。

「對渤海國應肯定是中國的地方民族政權，但也可承認渤海國有部分州縣建於今朝鮮、俄羅斯地區。對渤海民族可以承認是幾國共有的，是跨國民族，後分別加入各國民族中，不絕對強調是中國的。渤海民族主源是高句麗還是粟末靺鞨人可作為學術問題處理，沒有必要在宣傳中和朝鮮硬爭，更不應再說因為渤海不是高句麗後裔所以是中國的。」這位論者所以判定高句麗（政權與民族）、渤海政權與民族是屬於所謂跨界政權、跨界民族，實是根源於他所界定的疆域與民族歸屬的理論。請看：

「確定歷史上一些國家的歸屬，主要依據兩點：一是看它主要分布在哪一個國家的傳統疆域之內；一是看它主要隸屬於哪一國家的中央政權。

「判定這個民族主要歸屬的標準也應該是兩條：一個是這個民族主要居住在哪個國家的傳統疆界內；一個是這個民族以後主要加入哪個國家的民族之中。」

他所謂的傳統疆域是這位論者的理論核心是他所謂的「傳統疆界」，對此，他有這樣的解釋：「歷史上各國的疆域無論如何變化，它終究大體上維持一個傳統的疆界，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都遵循著這一疆界。??至於歷史上有些國家，橫跨以後或今天幾個國家的領土，這就要看它大部分土地在今天及歷史上哪一個國家的傳統疆域內。其中央政權的所在往往是決定國家歸屬的關鍵。」

「今天及歷史上哪一個國家的傳統疆域」，這是既把「1840年以前即所謂民族流向，不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範圍」當成傳統疆界，也把「以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為貫穿古今的疆界」當成傳統疆界。這位論者試圖中和二說以「傳統疆界」概括，其實質仍是把變動不居的中國歷史疆界靜態化，並用以衡量歷史上的政權與民族，就出現了他所謂的「跨國政權」與「跨國民族」。至於他所謂的「一個民族以後主要加入哪個國家民族之中」能成為判斷民族歸屬的標準。所謂民族流向即指這個民族政權滅亡之後民族流徙問題。我們認為不論這個民族流向何地何國，它已不再以故國政權的形式保存在它所流徙的地方或國家，並逐漸融入其所流徙的國家或民族之中，並不因流徙就改變了它所流徙的國家或民族的性質。「朝鮮王准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准後滅絕。」（《後漢書，東夷傳》）這是記箕子朝鮮破滅之後，其餘眾流入馬韓，但馬韓並未因其流入而改變民族性質與歸屬。渤海滅亡之後，其餘眾一部流入新羅，為新羅所融合，新羅並未因此改變政權與民族性質。這種民族流徙與融合是一世界性現象，不應因此作為判斷民族歸屬的條件。我們也不應該因為有中華民族流徙與融入他國，與他國有「血肉不可分的關係」，就放棄疆域的界定與民族歸屬的研究和爭論，或者如這位論者所說「我們之間親如兄弟的關係，沒有理由為了渤海族究竟歸於中國還是歸於韓國、朝鮮國爭得面紅耳赤」。如果是這樣，我們的研究與討論豈不是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當國際學界某些人在一種錯誤思潮指導下，把學術政治化，把對鄰國的古族古國的研究納入宣洩領土野心的氛圍中。判明歷史的是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是擺在中國學界面前的十分緊迫、十分嚴肅的事情。在這一學術研究態勢下，這位論者的觀點顯然是不正確的、有害的。

在中國疆域史上是有跨國民族的，這是由於近代帝國列強侵略與霸佔了原屬於我邊疆的領土，造成了一些跨國民族。我國東北邊疆與西北邊疆有，世界一些國家（多為前殖民地國家）也有；但箕子朝鮮、衛氏朝鮮、高句麗、渤海是中國地方政權，屬中華古族古國，不是跨國民族或政權。

與「跨國民族」觀同時產生了「一史兩用」史觀。

請看「一史兩用」史觀：「總之，高句麗首先是中國史，其次是朝鮮史，所以，高句麗史應『一史兩用』，『一史兩用』並非筆者的觀點，我國史學界早已以這一原則撰寫歷史。」「我國史學界不少學者早已把高句麗歸屬於我國東北地方史，又歸屬於朝鮮史，即『一史兩用』。這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翻開世界史和中國史，就可發現不少『一史兩用』的史例，如元朝史。元朝是在我國歷史上的主要朝代之一，是中國史的主要組成部分。但蒙古人民共和國把元朝史作為自己的國家史寫進本國的歷史之中，這是歷史事實。所以和高句麗史一樣，元朝史也只能『一史兩用』了。

我們認為這是我國史學界的誤區，其根源在於確定民族歸屬與疆域的界定上的錯誤觀念與認識。他們首先把中華疆域固定在「以1840年以前」的疆域或者「以現今國界為標準」，把複雜的疆域問題一刀切，以今例古，把高句麗劃歸「鄰國」，但又沒能徹底解決高句麗的歸屬問題，就出現了「高句麗首先是中國史，其次是朝鮮史」、「公元427年為界，中國地方史以前期史為主，朝鮮史以年高句麗雖遷都平壤，但我國東北地區的廣大領土仍是高句麗的主要活動地區，所以，整個高句麗史全部寫進中國東北史」，「把高句麗史寫在朝鮮史，不能寫無根無源的歷史，也不能把一國史一刀切，所以，在朝鮮史中也應寫高句麗前期史」、「當然??如以公元427，後期為主的「一史兩用」史觀。

「跨國民族」論者與「一史兩用」論者都強調政治中心轉移或「中央政權所在」，即遷都問題是判斷政權性質的「關鍵」，他們恰恰不研究遷都所在的疆域歸於哪個國家所屬，以他們劃定的歷史上中國的疆界劃線，把遷都後的高句麗划到鄰國去了。

「一史兩用」觀的論者，囿於自己所劃定的「以現今國界為準」，既要堅持「這一原則因為有240多年「高句麗中心在朝鮮半島，這在全部高句麗中佔三分之一的時間」，又要考慮「公元427年高句麗雖遷都平壤，但我國東北地區的廣大領土仍是高句麗的主要活動地區」的歷史實際，才有「首先是中國史，其次是朝鮮史」的「一史兩用」史觀。這位論者又以元朝史作為例證，認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把元朝史作為自己的國家史寫進本國的歷史之中」，「和高句麗史一樣，元朝史也只能『一史兩用』了」。

元朝史由於「蒙古人民共和國作為自己國家史」問題，它與高句麗史是否都是「一史兩用」的正確史例，我看這倒未必。

關於外蒙獨立問題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上「，美英蘇達成秘密協定，關於蘇聯在我國東北權益有所諒解及中國於戰後承認外蒙獨立」。在外國勢力策划下，是年8月，蒙古（外蒙）對日宣戰，10月舉行獨立投票，11月中國正式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

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發生的，外蒙雖然獨立了，從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獨立出去，但其民族屬性未變，仍是蒙古族，仍在蒙古族史中，只是蒙古族的一部分獨立出來。，另建國家政權。其獨立國史是從1945年月11開始，1945年11月以前他仍屬於中華民族，仍在中華疆域之內。元朝史是中華史的一個階段、一個部分。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寫其本國本民族的歷史時，溯根求源，必然要參照元史以及明清史，因為這在他們獨立之前是中華史的重要部分。與這種情況相近似的有大月氏及其貴霜王國。大月氏本中華民族多元統一體中的一員，當其西遷域外，另建國家，當他們撰寫本國本族史時，一定會上溯到他們在河西走廊時期的歷史，方可把其民族史的源頭來龍去脈梳理清楚。這裡沒有什麼「一史兩用」問題，而外蒙之獨立與高句麗之遷都又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綜上可見，由於這些論者堅持他們所劃定的歷史上中國的疆界，並把它靜態化，對複雜的歷史上的中國疆界不能做動態考察，「跨國民族」、「一史兩須知」史觀就這樣產生了。中華疆域學東北疆域學是一門發展中的邊緣學科（馬大正等《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副標題），隨著學術的發展，這門學科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論說蜂起，參與者日多，這是令人興奮的現象。學術要創新，學術要爭鳴，在不斷的創新與爭鳴中，使我們的觀點更為符合歷史實際，並使我們的學術研究日漸深入。這又正是本文的寫作意圖，期望得到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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