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入生活的信仰—佛教（中）

早期的唐代，雖然本土追隨李姓帝王以道教為主流，但國力顯赫，文化寬容度和大國開放的心態決定了當時的大多帝王秉持「三教共俸」的做法。隋文帝在「復行佛道二教」後，至唐代唐武宗前，佛教又重新登上了歷史的舞台，一度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發展黃金時期。

而在瓷器史上，唐代也是一個很重要時期，以燒造白瓷的邢窯和燒造青瓷的越窯為主，還兼顧其他諸如長沙窯、靈武窯、耀州窯等眾多小窯口，瓷器燒造技術和溫度控制上都日漸成熟，真正的跨入瓷器時代。此時佛教文化在瓷器上融入也更為多樣和突出。

長沙窯褐彩雙系背壺，直繪七重檐寶塔，塔基呈須彌座。寶塔為佛教標誌性建築，重檐七層，俗稱七級浮屠，又有「七寶莊嚴」一詞形容佛教建築富麗堂皇，氣象尊嚴，又稱「寶剎」。

唐代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塔紋背壺

湖南省博物館藏

北方銅川耀州窯遺址出土過一件唐黑釉塔式蓋罐，底座貼塑力士，其上飾蓮花，蓋為七級寶塔狀，釉色漆黑莊重，器身圓滿，是將佛文化元素集於一體的表現手法。

唐代 黑釉塔式蓋罐

陝西省耀州窯博物館藏

另有一些民間常用器物，也頗有宗教意味，如國博藏的唐白釉燈盞，釉色造型樸素簡約，獨基座用肥滿蓮瓣裝飾。可見佛教深入人心

唐代 白瓷燈盞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隋唐之前兩次滅佛主要由於:寺廟和僧人豁免租稅、徭役，不僅使朝廷稅前減少，徵兵和勞役也因出家人數大太多而極大缺乏，這從經濟和政治上都影響了國家的發展。矛盾突出，不利於統治者。

而接下來唐武宗時期發生了最嚴重的滅佛事件則參雜了其他因素，安史之亂過後，國力衰退，如人一樣，此時國家自信相對減弱，保守的一面顯露出來，武宗時以宰相李德裕為代表的士大夫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情緒日益增加，加之武宗本人對道教十分推崇，會昌四年七八月開始，武宗發動集中滅佛，有史料記載「會昌法難」總計毀寺四千六百餘所，佛堂等建築四萬餘所，僧尼被迫還俗二十六萬餘人，寺院和私人家中的佛像，鐘磬、法器被改鑄錢幣、農具等物不計其數。好在武宗第二年過世，宣宗又復興了佛教。但此次重創過後，除禪宗和凈土宗選擇了自力更生和深入民間以外，其餘諸宗由極盛走向衰落。

百年過後，五代十國，由於經濟原因，後周世宗以國家財政短缺為由，再次滅佛。為了籌錢，他還用過一個視為黑色幽默的理論：既然佛可以捨生救人，為何不能舍銅像救天下。

此間中原政權更迭，百姓受苦，為求慰藉，此時雖佛教遭受打擊，但依舊存在，在有限的佛教瓷器中，大多以小件存在。

觀復博物館藏五代邢窯白釉凈瓶，為佛家比丘十八物之一，多為菩薩手持，也用做佛家剃度時凈手所用，一般為寺院信徒們定燒。燒造工藝複雜，需手工拉坯，分段成型。

五代 邢窯白釉凈瓶

觀復博物館藏

蘇州博物院藏五代越窯蓮花盞及盞托出自虎丘塔第三層，為明顯佛家器物。

五代 越窯蓮花盞及盞托

蘇州博物館藏

宋代君王推崇「程朱理學」，信奉道教，雖然佛教禪宗在當時借儒學和理學開始中國化，但已經不再有唐時的熱度，瓷器造型紋飾上更傾向世俗化。

故宮博物院藏宋定窯外蓮瓣內雙魚碗，此碗碩大呈缽型，三層蓮瓣環繞一圈在外，內刻花雙魚悠遊於碗心，魚在佛教中表示魚行水中，暢通無礙。佛教以其喻示超越世間、自由豁達得解脫的修行者。藏傳佛教中，又象徵著復甦、永生、再生之意。

宋代 定窯外蓮瓣內雙魚紋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與宋並存對峙的少數民族政權遼、金在宗教前也有著與漢民族共同的交集，北京密雲療冶仙塔基出土的遼綠釉「杜家」凈瓶，造型與宋塔基出土的一致，只是不同與蓮花而是用了其慣用的瓔珞紋飾。

遼代 綠釉「杜家」凈瓶

首都博物館藏

佛教在金則是被謹慎對待，它們採取了收放並行的保護政策，整頓宗教團體，但嚴禁民間建寺。

元朝元世祖對佛教的態度又有區別，他熱衷於藏傳佛教，因為他的宗教情結，元代藏傳佛教在內地開始強大，當時的瓷器也有部分呈現明顯的佛教特徵。

有造型罕見的元青花釉里紅四靈塔式蓋罐現藏於江西省博物館，下層繪蓮瓣，器身塑四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蓋頂裝飾喇嘛塔一座，內設佛龕佛像，將佛道基於一身。

元代 青花釉里紅四靈塔式蓋罐

江西省博物館藏

九江市博物館也藏有一件元代塔式蓋罐，主體繪纏枝牡丹，上有七層寶塔，下繪有變形蓮瓣之意的八大碼紋飾。

元代 釉下褐彩塔式蓋罐

九江市博物館藏

觀復博物館也藏有一件元代青花魚藻紋梅瓶，主體畫面分四層上層有佛家器物，底層為八大碼紋，二三兩層則分為纏枝花卉和海藻魚紋。佛教寓意顯然可見。

元代 青花魚藻紋梅瓶

觀復博物館藏

中國悠久的歷史跨度中，元代帝國短暫卻巨大的影響著後面兩朝封建社會的發展。佛教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又會有怎樣不同的呈現，請關注下期推出的植入生活的信仰—佛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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