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惹的禍：一幅五代古畫引發的國際論戰

在中國繪畫史上，有關古代山水繪畫作品真偽問題的爭論很有一些，但較大的爭論只有兩次。一次是關於傳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圖》。爭論主要發生在中國大陸，從元代至今，曠日持久，不同意見的發表比較分散，爭論也顯得平和；再一次是關於傳為五代董源的《溪岸圖》軸。爭論主要發生在美國紐約，波及歐亞大陸，從20世紀最後幾年至今，持不同意見者會上會下都在發表意見，相對而言，爭論較為集中和激烈。但因為事情發生在海外，大陸除書畫界外大約知之者不多。

關於這後一次大爭論，或所謂「國際大爭論」，筆者陸續看到一些各方面的文章，現試作一簡要綜述。

《溪岸圖》軸，絹本設色，縱：221.5厘米，橫：110厘米。原是故宮舊藏, 後輾轉為私藏，現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此畫以立幅構圖，表現山野水濱隱逸文人的山居田園生活：高山溪谷里有一庭院，在一傍岸浴水的庭榭中，有主人夫婦和他們的稚子，庭院中還有一女僕捧盤送果食，山扉外有肩負犁杖而歸的男僕，山徑上有行人。左下署款「後苑副使臣董源畫」；右下鈐明內府「典禮紀察司」半印。還鈐有鑒藏人「天水趙氏」與「柯九思印」，以及近人張大千、張善孖印。

此畫原為徐悲鴻於抗戰時期的1937年在桂林發現並收藏。翌年被張大千帶回四川，後張大千以金農《風雨歸舟圖》軸交換並攜帶出國，於上個世紀50年代賣給美籍華人收藏家王己千(季遷)。謝稚柳於1957年編輯出版的《唐五代宋元名跡》一書中，首次刊發了此畫的照片，標題明確做為「董源」的畫，但是在說明文字中，則沒有採用「真跡」或類似的提法。此後，《溪岸圖》軸卻多次被以董源「真跡」，或者傳為董源作品出版……1997年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董事奧斯卡·唐出資500萬美元從王手中購得包括《溪岸圖》軸在內的12件(一說11件)藝術作品, 珍藏後贈予大都會博物館並進行展示。大風即起於萍末……

《溪岸圖》局部

對此畫首先提出質疑的是美國中國畫研究的主要學者、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退休教授詹姆士·凱希文。他早在1991年就發表了一篇有關張大千仿作的文章，說：「我不能確定這是張大千本人所仿,」 「但此畫肯定是近代的偽作,很可能是作於20世紀40年代的。40年代以前, 該畫從未有記載。」他進而認為：《溪岸圖》軸是20世紀的仿作, 是20 世紀最出名的中國畫家張大千所策劃製作的。

大都會博物館中國畫部主任曼克斯威爾·赫恩則認為：沒有進入皇家收藏的藝術作品, 通常都沒有文件記載。張大千對董源風格的模仿並不出色, 而且張的模仿風格和《溪岸圖》的風格也不一致。

《溪岸圖》局部

早在1970年, 海外藝術史家班宗華先生曾就《溪岸圖》是否董源真跡問題兩次發表文章。1997年8月11日，很有影響的《紐約客》雜誌發表了專欄作家卡爾·尼根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加州伯克利大學藝術史教授高居翰關於《溪岸圖》是張大千所製造的贗品的說法。此論一出，頓起軒然大波，美、歐、亞大陸都有人附議，也有人起而反駁，弄得沸沸揚揚。

因此，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於1999年12月11日，在紐約舉行了一次「中國畫鑒定問題國際討論會」，中心議題即是《溪岸圖》軸是否是張大千的偽作問題。應約與會和自動與會者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中國內地的與會人員有啟功、傅熹年、楊新。會場暴滿，座無虛席。

《溪岸圖》局部

與會者對《溪岸圖》軸從物質狀況到歷史風格，以及有關證據材料，進行了詳盡研討，並對《溪岸圖》與張大千的畫作進行了對比分析。

以高居翰教授為代表的一方，對《溪岸圖》提出了種種質疑，諸如「皴法模糊不清」，「遠景的彎曲河流忽變為人行其間的小徑」，從而認為這是作偽者不顧古畫「再現性」內容的一個漏洞。他們不僅堅持認為是張大千的偽作，還強調說，「這一偽作之所以跟張大千的一般偽作不同，是因為這「是張大千最成功的偽作。」

《溪岸圖》局部

以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顧問、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方聞和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主任何慕文為代表的一方，則認為：「這種從現代視覺看來交代不明之處，正是早期山水畫平面正視表達方法中以『上方』為『後方』重疊組合的標準手法。」也就是說，這種早期繪畫構圖法正屬於中國繪畫史第一期之平面景物重疊遞進狀的手法。他們認為：「正因為高居翰不能掌握中國繪畫中視覺結構上的演變，所以他難以分辨出《溪岸圖》這張10世紀的作品跟張大千20 世紀的偽作在視覺結構上的絕對區別。他還列舉了遼墓出土的《山弈候約圖》軸、董源《瀟湘圖》卷、《寒林重汀圖》、倪瓚《松林亭子圖》軸、王蒙《夏山隱居圖》、張大千《茂林疊嶂圖》軸，加以論證和說明：「摹仿和作偽者在臨或摹仿造古代繪畫時，所能效仿的僅是一些基本題材, 形式和構圖格局，但在視覺結構上自不能做假」的道理。會上，何慕文先生也做了論證充分的長篇發言。

在鑒定的方法上，方與高有相似之處，即將作品的章法構圖作為重要突破口，而大都會博物館何慕文在向該研討會提交的論文中，以現代高科枝手段輔助鑒定古畫的方法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謝柏軻曾經在《西方中國繪畫史研究專論》一文中提到，「絕大多數宋代和許多宋以後的研究，中心議題一直是繪畫作品的鑒定。」由此可見，鑒定對研究藝術史的意義多麼重要。兩派學者以《溪岸圖》為個案，對繪畫鑒賞的兩種基本態度與評價，引發了人們對現代鑒賞方法和傳統鑒賞方法的新思考，也牽繫著對藝術史研究的探討。討論會上，兩種截然相反的論點居然都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溪岸圖》局部

先前，方聞教授曾認為《溪岸圖》是南唐宮廷中一屏風畫的左邊一聯。會後，他發表文章則表示，認同班宗華先生1983年文章的結論，即「《溪岸圖》是一張董源早期的作品，可定為10世紀30年代末。」

紐約會後還有波瀾。高居翰將其致日本古原宏教授的公開信之副本給了方聞教授。高、古雙方認為：徐悲鴻於1939年初由新加坡寄出，敘述前一年張大千以《風雨歸舟圖》易《溪岸圖》的信，1991年廖靜文在其著作中確認的事實，以及1950年徐悲鴻在《風雨歸舟圖》上所寫的有關易畫的題跋, 均是為掩蓋張大千偽作《溪岸圖》的「陰謀」! 原因是徐悲鴻為報答當年徐與前妻蔣碧薇離婚時張對其經濟上的暗助。

張大千固然曾偽作過明代徐渭《萱花圖》軸,並於上個世紀20年代為賣一批石濤的贗品畫,曾偽造過一封石濤致八大山人的信。因此方文教授慨嘆：「不幸的是30年後, 張大千作偽的陰影還在使一些美術史研究者感到困惑、緊張和缺乏自信，以致影響他們對一些藝術品做出正確的判斷。」

張大千仿石濤山水

事實上, 對《溪岸圖》的意見分歧遠不只此。中國大陸專家學者對《溪岸圖》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中華收藏大辭典》則介紹說：「古絹本。南唐畫家董源繪。有『後苑副使臣董源畫』屬款。所畫高山峻岭、雲霧顯晦、水波風動，叢樹亦帶風勢，重筆墨而不重線條，但畫樹較挺勁，情調溫潤靜穆。現為王季迂所藏。」

關於王季遷就有王季千、王己遷、王季迂之文字的不同。不知何者為是？不過，明顯的是：「迂」，可能是「遷」之誤！

《溪岸圖》局部

現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宮廷部主任、研究員單國強先生持肯定態度，說：「較可信的真跡有……《溪岸圖》……」 、 「《溪岸圖》軸（藏美國王季遷處）。本幅左下角屬款『後苑副使臣董源畫』，右下鈐明內府『典禮紀察司』半印，均真。……可能是其較早期作品。」 參加過紐約討論會的原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新,在會後纂《〈溪岸圖〉之我見》一文說：「 《溪岸圖》是否張大千偽作，這在許多參加會議的中國學者看來是容易判斷的。張大千離我們很遠，如果此畫系他複製作偽，可至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它的第二本，這就排除了張大千直接臨摹複製的可能性。如果張大千的獨撰，那他是否能夠做到處處地方與一千年前的古人相合？」他以為《溪岸圖》難於鑒定之處在於，董源處於中國山水畫較早期發展變化最劇烈的時代，而這一時期的資料短缺，使得人們對這種發展變化的具體細節認識還不甚清晰。以他的觀點：「《溪岸圖》是一幅較早期的中國山水畫應毫無疑問，而且它還是早期山水畫家中屬保守的一派。」 他推斷：「關於《溪岸圖》的命名，在徐悲鴻致『祖韓、秋君』信中，正文只說『董源巨幅』，旁註加『水村圖』三字可能是徐根據畫意而起的。之所以有今名，那是張大千的伎倆。」甚至根據自己對畫面內容的認識，他還認為：「可以大膽一點叫它『陶潛歸去來圖』，寄名孫可元下。」

由於《溪岸圖》的爭論，2001年又在國內引發了另一輪關於董源作品斷代問題的討論。陳佩秋在將《溪岸圖》與趙斡《江行初雪圖》、衛賢《高士圖》比較後提出，《溪岸圖》為傳世可靠的五代畫，屬董源真跡，而長期以來作為董源真跡的《瀟湘》三卷等作品當非董氏的畫筆。顯然，問題又擴大了。

一幅古畫，世界各地的許多專家學者的鑒定各執一說，這真是治絲益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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