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歷史上的《燕然山銘》拓本、仿刻和贗品

文 |辛德勇

近日傳出消息，東漢時期著名學者班固在隨從車騎將軍竇憲與北匈奴軍隊征戰時撰寫的《燕然山銘》刻石，被蒙古和中國內蒙古大學的學者發現，並得到確認。比較正式的報道，見於2017年8月14日《澎湃新聞》的《私家歷史》，由該報記者於淑娟撰稿，題目是《中蒙考察隊中方專家齊木德道爾吉：發現〈封燕然山銘〉》（案所謂「封燕然山銘」，即敝人所說「燕然山銘」。關於這一刻石的篇名問題，我將另文做出說明）。

這篇《燕然山銘》，在南朝劉宋范曄撰著的《後漢書》和梁昭明太子蕭統編纂的《文選》中都收錄有全文，從總體上來說，並沒有給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新資料，因而不宜過分誇大此次發現的學術價值，也不宜做太多非專業的渲染。

日本汲古書院影印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刻本《後漢書·竇憲傳》中的《燕然山銘》

儘管如此，發現這篇《燕然山銘》在當時的刻石，還是可以給相關研究提供很多不同於以往的文獻信息，足以清楚證明、補充、修正既有的認識，或是啟發和幫助我們重新思考一些相關的問題。其刻石所在的位置，更為研究許多古代地理問題，確立了一個十分明確的坐標原點。以此為基準，足以釐清和落實諸多古代地名和部族所在的位置，這就像1980年在大興安嶺上的嘎仙洞中發現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一樣，一地底定而四方序次分明。這些都與直接、迅捷的「爆料」式新聞報道不同，需要進行長期、潛心和具體的研究。

不過，這一報道已經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特別是也吸引了眾多文史領域從業人員的矚目。其中大多數人，並不了解相關的情況；即使是那些文史學科的從業人員，大多也並不從事、或是無暇致力於與此相關的研究。因而，人們迫切希望更多地知悉一些《燕然山銘》的背景資料，以及它究竟具體在哪些方面，能夠帶給我們一些新的認識。簡單地說，就是更清楚一些了解這篇銘文的價值和意義。

這種性質的需求，長期以來是一直存在的，只不過近年因網路社交形式的普及和電子媒體的崛起而將其彰顯出來。事實上，滿足這樣的心理需求，努力揭示那些未知的真相，正是包括文史研究在內所有學術探索的根本動力。專業的研究人員寫出有一定深度而又能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的文稿，首先是滿足自己問學求知的好奇心，其次才能談到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

前此，在考古工作者公布南昌海昏侯墓發掘成果之後，社會上也出現過這樣的需求。由於以前做過一些相關的研究，具備一定基礎，我便就自己所知所思，寫過一些文章，並出版了《海昏侯劉賀》一書，及時提供給社會公眾用作參考，發揮了一些積極的作用。

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激勵，同時也很切實地體會到，社會公眾需要嚴謹而又具體的歷史論述，既不是肆意而行的戲說，也不是空泛無邊的大話。基於這一情況，現在騰訊《大家》囑咐我來寫一下自己對相關問題的認識，自然樂於應從。只是我對相關史事確實相當生疏，只能勉力查閱相關史料，陸續料理成文，給大家提供很初步的一般性參考。

今天，在這裡，我想先籠統地談一談有關《燕然山銘》的一般歷史背景，釐清相關情況，會對我們合理地認識、研究和利用這篇銘文起到積極和重要的作用。其他問題，接下來我再另行撰文，做出說明。

▍一

竇憲這次率軍出擊北匈奴，是在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4年）夏六七月間。當時，在漢軍的打擊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一句話，竇憲兵獲全勝。於是，指令從軍出征的班固，為他撰寫了這篇銘文，並將其刊刻在燕然山上，用以銘記此番出兵所獲得的戰果，並「紀漢威德」（《後漢書》之《和帝紀》與《竇憲傳》）。

事實上，自嬴秦以來一直雄踞北方草原與中原王朝相向對抗的匈奴，在遭受此番打擊之後未久，即遠徙西方，中原王朝同草原帝國的對峙與衝突，由此轉入新的歷史階段。若是不通盤考慮東漢王朝實際面臨的「邊患」，僅僅從形式和名義上看，對於中原王朝一方，這確實可以說得上是一項值得大書特書的「功業」。

由於這一地點距離東漢的北部邊塞已達「三千餘里」（《後漢書·竇憲傳》），也就是超出於華夏之國疆界之外相當遙遠，在漢軍退兵回朝之後，國內也就鮮少有人再能身歷其地，矚望觀瞻。這樣，天長日久之後，這一石刻所在的具體地點，也就不被世間知曉。

在另一方面，對於後世人來說，對這類古代的碑刻文字，也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懷有濃烈的興趣。這篇《燕然山銘》既然已經見諸《後漢書》和《文選》這兩部普遍通行的著述，內容開卷即得，人們也就更不會特別著意於原始的石刻了。

▍二

直到北宋中期，自仁宗慶曆年間以來，以劉敞、歐陽脩、曾鞏、呂大臨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始基於其打破註疏束縛以獨立探求經義的學術取向，為通過考據史事以求真求實，漸次形成了搜集並考究、利用古器物銘文和石刻碑版文字的文化風尚。

在這一風潮當中，歐陽脩纂有《集古錄》一千卷，另附《跋尾》十卷（今僅存《跋尾》）；曾鞏著有《金石錄》五十卷（宋韓維《南陽集》卷二九《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曾公神道碑》。其原書已佚，僅有石刻跋尾十四篇，存曾鞏文集之中，另外南宋陳思纂錄的《寶刻叢編》對曾氏此書亦頗有徵引。又曾書卷次一說為「五百卷」）；趙明誠著《金石錄》三十卷。另外，還有佚名撰《京兆金石錄》六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這些書籍的內容，雖然並不都是石刻文字，其中還有一部分是鐫刻或鑄造於銅器之上的金文，但其中都包含大量碑刻的內容，甚至可以說是以碑版銘文為主。

《古逸叢書三編》珂羅版影印宋刻本《金石錄》

在上面羅列的這幾部金石學著述當中，早已失傳的《京兆金石錄》一書，值得特別關注。原因，是它的地域性。儘管所謂「地域性」特色並不能簡單等同於具體事項的空間特性，或者說是地理屬性，像《京兆金石錄》這樣名目的書籍，往往只是把紀事或敘事的對象由全國收縮到某一特定的區域而已。但是，此書把金、石文字比較豐富的「京兆」亦即關中地區單獨列為著筆的對象，顯示出北宋中期以來對銅器銘文和石刻碑版所投入的關注和研究，已經日漸深入，日漸細緻，從而析分出具體的地理單元。地域性金石著述的出現，至少意味著人們看待金石文字的眼光，與具體的地域已經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聯。

其實歐陽脩的《集古錄》，還另附有二十卷《錄目》，系由其子歐陽棐編著。這篇《錄目》就主要是「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集古錄》卷首編者識語），特別注重刻石的位置。大致在北宋後期，又陸續出現一些專門著錄石刻文字的著述，也都一一記明這些石刻所在的地點，從而更加明確地體現出其空間特性或地理屬性。

遺憾的是，北宋後期出現的這些石刻目錄，不僅早已失傳，其作者姓名也都失於記載，撰著年代亦模糊不清。不過書中都普遍著錄了北方黃河流域的碑石，這不是宋室南遷之後所能做到，所以應成書於北宋後期。其中如：《天下碑錄》，南宋洪适的《隸釋》在卷二七摘錄有其中的東漢曹魏諸碑；《諸道石刻錄》，南宋陳思的《寶刻叢編》多引述其說；《訪碑錄》，陳思的《寶刻叢編》對此書亦頗多徵引。

至南宋時期，出現了更多專門著錄或是彙集碑刻的文獻。其中如洪适撰著《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專門集錄並考訂漢魏碑刻文字，而這一時期出現的兩部規模較大的碑刻目錄，即杭州書肆主人陳思編纂的《寶刻叢編》和不著撰人的《寶刻類編》，也都沿承前述《天下碑錄》等書的做法，逐一著錄了各個碑石所在的地點。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一時期又出現了一部很重要的全國地理總志，在各府州之下，列有「碑記」這一類目，其中的「碑」，就是著錄當地的碑刻，專門反映碑刻的地理屬性。這部地理總志，就是王象之的《輿地紀勝》。

地理著作，重視古碑的石刻銘文，在這之前，就有一個長久的傳統，從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到北宋初年樂史撰著的《太平寰宇記》，都載錄了一部分重要的古代碑刻。《輿地紀勝》專門開列「碑記」這一類目，不僅載錄碑刻更為普遍，更為系統全面，在繼承上述傳統的同時，還體現出更多新的時代特徵，這就是把碑刻作為一個地方與「景物」、「古迹」等事項並列的文化景觀。值得注意的是，通觀上述各項相關因素，不難看出，這應該是一個時代的普遍意識，一種社會通行的習尚，而不僅僅是王象之個人別出心裁的意向。

包括摩崖題刻在內的各種「漢碑」，本來就是石刻銘文中最重的重頭，《燕然山銘》在所有漢代碑刻中年代又是很早，還具有特別重大的政治象徵意義，同時，兩宋時期這些著錄、研究碑刻的書籍又是如此注重石刻銘文實在的地理位置，故宋人理應予以高度關注，並著意加以搜羅。可是，我們卻未能在在上面舉述的這些著述中看到《燕然山銘》的蹤影。這主要是由於天水一朝的疆域，較諸東漢，已大為狹促，燕然山上的石刻，根本就無從採錄；加之歲月滄桑，控制燕然山地區的族屬又迭經變遷，即使有人刻意尋求，恐怕也不會輕而易舉地覓得刻石的山崖了。

無法著錄或是無從尋覓《燕然山銘》摩崖石刻，並不等於它就會被人們淡忘。相反，由於兩宋王朝在北方飽受外敵攻擊而又無力克敵制勝，始終被動挨打，無可奈何之中，當年竇憲大敗匈奴這一「豐功偉績」，便成為一班文人士大夫聊以自慰的「歷史記憶」，念茲在茲。范仲淹的名句「燕然未勒歸無計」，就很典型地體現出這一點。

前述曾撰著五十卷《金石錄》的曾鞏，有人藉用他的名義編寫過一部載錄趙宋太祖以至英宗五朝史事的書籍，名曰《隆平集》。據《隆平集》以及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真宗時有焦守節者，身為衣庫副使兼通事舍人，在景德二年十月，作為祝賀「契丹國母正旦」的副使，隨同正使韓國華出使契丹。

陪同他們北行的契丹「館伴」丁求說沒太把焦守節等人放在眼裡，旅途中，手指遠方山嶺對他說：「此黃龍塘也。」這個黃龍塘，是遼太宗耶律德光安置後晉末代君主少帝石重貴的地方（應與通常所說黃龍府同在一地）。或許這只是一種好心，幫助介紹一下沿途的地理狀況，可焦守節的玻璃心明顯受到了強烈刺激，把這句話看成了是刻意侮辱中原王朝，當即應聲反詰曰：「問燕然山距此幾許？」所謂「燕然山」當然是竇憲在燕然山上「刻石勒功」的往事（《後漢書·竇憲傳》語），亦即以東漢時期竇氏統軍北征的煌煌戰績來自我誇耀。

反正都是「漢人」，把先人過往的所謂功業看作是自己血液里滿堂堂的遺傳基因，以示「威武不能屈」也。宋朝人打不過契丹，常常在外交場合耍弄這樣一些小把戲，自娛自樂，同時也在小民中維持一下我「大宋」堂堂正正的形象。當然，按照《隆平集》作者的講法，是說焦守節這句話神力大發，弄得丁氏慚愧不已，轉而對其加以禮敬（《隆平集》卷一九《武臣傳·焦守節》。又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一）。

這個故事，很具體、也很生動地反映了《燕然山銘》在宋朝士人心底里的地位和分量。故北宋著名書法家米芾曾模仿褚遂良書寫彼朝太宗文皇帝哀冊的筆法，鄭重寫錄此文，似乎這同樣可以令其發揮出世所矚望的「正能量」。米芾寫本《燕然山銘》並非完全依照原文鈔錄，而是有所壓縮調整，這還牽涉到對班固這篇銘文文章寫法的評價問題，姑待另文略加評說。

因頗獲時人珍愛，此米書《燕然山銘》得以流傳於後世（不過也有人疑屬後世偽充）。明清時期一些法帖，模刻有米氏書寫的這篇銘文，以供臨池習字者臨摹。這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碑刻，卻也略似於重刻的碑石。如馮銓在明清之際鐫刻的《快雪堂法帖》，即為其中之一。

《快雪堂法帖》中的米芾書《燕然山銘》

儘管大多數宋代的金石學家都沒有能夠看到班固《燕然山銘》的真實面目，但至少在南宋時期，曾有一個人目睹過它的容顏。這個人名叫劉球，他在孝宗淳熙二年纂成《隸韻》十卷，按韻目輯錄各種漢代碑刻中的隸書字形。依樣畫葫蘆，必須依據原石的拓本或是摹本。

《隸韻》一書當時曾有石刻拓本流傳（清人楊守敬以為木刻拓本，說見上海圖書館藏殘宋拓本卷首），今雖無全書傳世，但尚存大部分卷次，分別藏弆於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均有影印，而全書完本則有清嘉慶十五年秦恩復所刻者廣泛通行，今中華書局復影印行世，學者取閱更為便捷。在《隸韻》篇首開具的取材「碑目」當中，乃赫然列有「燕然銘」，並且注云「永元元年」，這當然只能是指班固的《燕然山銘》。清嘉道間人錢泳嘗通檢全書，指出劉球《隸韻》對《燕然山銘》乃「引模數十字」（錢泳《履園叢話》卷九《碑帖》之「漢燕然山銘」條）。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殘宋石刻拓本《隸韻》

劉球撰著此書而且能夠引及班固的《燕然山銘》，並非出自偶然，這同樣是宋代金石學勃興的產物。洪适在撰著《隸釋》的同時，本來還纂集有與此書同名的《隸韻》，乃有感於「隸刻世所艱得，後學提筆輙書，增點減畫，變易偏旁，漫不求是」（洪适《盤洲集》卷三四《隸韻序》），故匯聚漢隸字形於一編，「法其字為之韻」（洪适《隸釋》卷首自序），以供研習者參考。這種漢隸文字彙編，猶如近代以來古文字學者編纂的《金文編》、《金文續編》之類書籍一樣，是判讀、研究和利用古昔文字的重要參據。遺憾的是，洪氏此書未能完稿，這一工作，只能待諸他人。

劉球集錄《隸韻》，即與洪适出自同一旨趣，而其羅列所采碑目之眾，嘗令洪氏頗感詫異，「及觀其書，乃是借標題以張虛數，其間數十碑，韻中初無一字」（洪适《盤洲集》卷六三《書劉氏子隸韻》），亦即劉球《隸韻》卷首的「碑目」頗有虛張聲勢的成分。

不過，如上所述，劉氏《隸韻》確實輯入不少《燕然山銘》的文字，在這一點上並沒有大言欺世。依據新聞報道中能夠看到的模糊不清的照片，核對很少一小部分文字，我並沒有發現《隸韻》採錄的文字字形與原石有明顯區別，其中個別文字，如「師」字，字形比較特殊，與《隸韻》中輯錄的其他大多數字形有比較明顯的區別，這似乎更有助於證明《隸韻》中標記曰出於「燕然銘」的這些字確實是出於原石的拓本或是摹本（等將來公布清晰、完整的原石拓本照片後，人們就容易核對認證了，不過我已輯錄這些文字，將另文做出說明）。

需要說明的是，《隸韻》在《燕然山銘》中採錄的文字，數量並不是很多，有些字形很有獨自的特色，卻並沒有被採用。這或許與劉球得到的拓本或是摹本文字不夠完整有關，也很有可能是劉氏工作粗疏所致。如洪适當年所說「古碑率多模糊，辨之誠為甚難」，而劉球此書「編次又甚疏略」（洪适《盤洲集》卷六三《書劉氏子隸韻》），出現這樣的情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

宋代以後，在明末人於奕正的《天下金石志》和孫克弘的《金石志》中，都著錄《燕然山銘》的原石是在宣化，清人倪濤的《六藝之一錄》還清楚載錄此石的字體是「漢隸」（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一一一《北直隸碑》）。

然而清代專長於漢碑的學人錢泳，卻謂此石乃「絕無傳搨之本」，亦即世間愛好搜羅漢碑拓片的文人雅士，並不之重。探尋其間緣由，錢氏推測「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錢泳《履園叢話》卷九《碑帖》之「漢燕然山銘」條。案：前述於奕正《天下金石志》與孫克弘《金石志》余均未見，依據的是錢泳此處的說法，而檢核徐乃昌舊藏鈔本，則未見相關紀事，此事尚待進一步查核），自屬合情合理的推斷。蓋燕然山的具體位置，以前雖然不是十分清楚，但無論如何，也不會近在宣化這一地帶，而摩崖石刻，也無法搬動，所以其原石絕不可能在這裡存在。宣化的所謂《燕然山銘》，只能是一方以漢隸筆法另行刊刻的碑石。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已無人知曉燕然山上原有刻石的基本形態，更無原石拓本流傳，故宣化這一石刻既不會像《桐柏淮源廟碑》等碑刻那樣是依其舊式重書新刻，也與後世單純為重現名碑字跡而儘力依據原刻拓本重摩上石以複製碑刻者不同，僅僅是以東漢通行的隸書鐫製成碑而已。

明末人之所以會如此好事另刻此石，從其時代背景中也大致可以做出揣測。蓋當時東北邊外的滿人已迅速崛起，不斷向南侵擾，明朝被動挨打，無法有效應對。其情形，正與宋朝不斷遭受契丹、党項和女真諸族的攻掠一樣。故當時在北部邊防重鎮宣府（亦即宣化）另行刻制《燕然山銘》，就像北宋時的焦守節故意大著嗓子嚷嚷此事來給自己壯膽一樣，無非是為了激勵士氣，堅定抗敵制勝的信心。

至於明朝人這種做法有沒有效果，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腐敗徹髓的朱明王朝，根本無力抵禦滿人的強悍進攻，八旗鐵蹄，輕而易舉地就跨過長城，入主京師，使明宮變成了清宮。但願宣化這塊碑石還在，可以幫助人們思索：究竟依賴什麼，才能切實保障一個國家的強盛，保障它不受外敵的侵害。若是僅僅拿陳年舊事兒當雞血打，即使天天打，日日打，到頭來也不會有絲毫效果。

▍四

到了清朝中期，伴隨著乾嘉考據學的興盛，金石之學的發展也進入了宋代以來的又一個高潮時期。在這一時期，學者們更進一步爭相尋覓各種金石銘文，從而有了更多新的發現。道咸以後，所謂「西北輿地」，成為一時的顯學，人們尤為注重搜羅這方面的史料。例如。著名的劉平國摩崖石刻，就是在這一風氣下發現的石刻銘文。

在這樣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清末忽有所謂原石拓本傳出，並於宣統元年，以剪裱本的形式，由「浙江官紙局」石印行世。書商石印時附有名殷松年者所撰題識，文曰：「光緒初張勤果駐軍伊犁時，命部下以雲梯登高搨數十紙，始傳於世。吳江徐藻涵廣文，囊游勤果幕中，得此本。越歲癸卯（德勇案：是年為光緒二十九年），於雲陽講舍，持以見贈。希世之珍，未敢久秘，爰付石印，以公同好。」西極邊地的伊犁，絕非當年竇憲北征所能經行的地方，故《燕然山銘》亦絕無刊刻於此地山崖之理，此必屬賈人偽造，用以牟利。故事講的越生動，越離奇，作偽的跡象也就暴露得越明顯。

國家圖書館藏清末出現的所謂《燕然山銘》拓片

所謂《燕然山銘》石印本題識

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這部碑刻巨著中，我們也看到了這張所謂《燕然山銘》的拓片，其所附說明云：「有謂翻刻者。」古代碑刻之所謂「翻刻」，通常是指依據原石拓本或是摹本重新刻制，以再現原石的面貌，然而當時根本沒有這樣的拓本或摹本存世，因而也就絕不存在「翻刻」舊銘的可能。其最實在的情況，也只能像前面提到的明代後期在宣化刻制的《燕然山銘》一樣，亦即出自另行雕造。至於「刻石」的地點，也絕不可能是在伊犁河邊高聳的山崖之上，只能是在內地某處的作案「窩點」；甚至使用的材料，也未必是堅硬難弄的石頭。

儘管這一所謂原石拓本，字跡至為拙劣，稍習漢碑者當不難辨識其偽，但僅僅靠字體風格來區分真贗，畢竟具有很大相對性，往往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在沒有原石拓本以供比勘的情況下，像《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這樣的大型數據彙刊，編者如此處理，固屬慎重其事，無可非議。現在，《燕然山銘》的原石，既然已經重新面世，僅僅利用新聞報道中提供的模糊不清的局部圖片，稍一比對，就可以清楚判明，號稱在伊犁發現的這種所謂「雲梯」拓本，完全出自無良碑賈的贗造臆造，毫無史料價值。這也是此番發現《燕然山銘》真石最直接的價值之一，亦即正本清源，徹底掃除此等贗品以假亂真對相關學術研究所造成的嚴重干擾。

在回顧班固《燕然山銘》原石文字在歷史上的流傳狀況及其重行另刻和偽造贗品等事之後，我再來簡單談一兩句這次重新發現《燕然山銘》原石對核定其文本的重要價值。這件事，道理十分簡單，不管是《後漢書·竇憲傳》載述的文本，還是《文選》收錄的文本，既經後人轉寫刻印，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現文字的變異，而訂正這種文字變異的最好途徑，就是找到當時原刻的銘文以加核校。至於具體的文本核定和現存《燕然山銘》原石的局限及其彌補辦法，接下來，我將在下一篇文稿中予以敘說，對這一學術新發現的研究，僅僅是剛開始。

本文原標題：《班固

【作者簡介】

辛德勇|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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