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國轟然倒塌之謎，始於海瑞的一篇「國罵」

一群以「君子」自居的衛道士，罵得皇帝不願上朝，罵得同僚水火不容，最後大明帝國也在義正詞嚴的罵聲中轟然倒塌。

大明帝國的開創者明太祖朱元璋決心「以德治國」，便建立了一支「道德警察」部隊——言官。這是一群專門負責建議政事，規諫皇帝，彈劾官吏不法行為的士大夫。他們活躍於朝廷內外，尤其重視道德規範。

有了這種言官制度，明朝成了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王朝。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而不會因此害怕得罪皇帝。因為在明朝，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狠狠地打一頓屁股而已。

大臣們指摘皇帝的錯誤，聽起來是一件有利於國家政治的事情，甚至讓人產生「民主」的錯覺。然而這種以道德高標批判一切的「民主」到了明朝中後期卻慢慢變了味。

公元1565年，憂國憂民、疾惡如仇的海瑞寫了份長長的奏摺，羅列嘉靖皇帝的種種罪行，還很不客氣地說：「皇上你昏聵多疑、剛愎殘忍、自私虛榮。既是昏君，又是暴君。既不是一個好皇帝，也不是一個好男人。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對你有意見了。希望你改掉這些壞毛病！」

其實嘉靖即位之後曾經推行全面革新，清理官僚隊伍，遏制土地兼并，推行一條鞭法，減輕民眾負擔，最大限度地掃除明代百餘年來的積弊，只是晚年嗜好修道煉丹而已，但遠夠不上「昏君」的格。

那海瑞為什麼要如此責備他呢？因為明朝的士大夫們全都是按照「衛道士」的標準訓練出來的，別的專業知識非常蒼白，想讓他們從經濟、政治角度提出點有建設性的意見是不可能的，只能按照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堯舜禹湯的高標準，拿著放大鏡給皇帝挑錯，嘉靖自然就成了一個不合格的君主。

嘉靖皇帝看到海瑞寫的這篇「國罵」，大為惱怒，想要予以嚴懲，又害怕落下殺言官的罵名。結果這位大明朝最偏激的官員，竟然活了下來，並且因為罵皇帝而揚名天下，成為「忠臣」的榜樣。

此後，其他文臣們發現，罵皇帝原來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既沒有性命之憂，又可以博得美名，被朝野傳頌。於是，大明朝的官員們紛紛效仿，一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以罵皇帝為風尚，到萬曆年間，發展到極盛。

他們言論誇張，往往憑藉著小道消息，空穴來風，就以大不敬的言辭對皇帝質疑。許多指責都是無中生有、惡毒攻擊。萬曆患有嚴重關節炎，行走不便，沒有祭祀天地宗廟，被說成故意裝病，欺騙天下；頭暈目眩，不能上早朝，被猜測為沉溺女色、飲酒作樂；發生自然災異，被說成是因為萬曆皇帝自私貪財，導致了上天發怒，妖氣橫生。

萬曆皇帝執政的前10年，是明朝一段輝煌的時光，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可是在無窮無盡的謾罵中，萬曆開始裝聾作啞，每次看到言官們上書陳諫，就會說這又是個圈套。於是皇帝再不看諫書和奏摺，他開始冷漠手下的官員，不願與他們交流，以一種消極逃避的方式對抗，越到後期，他越深居後宮，閉門不出，連朝也懶得上，罷工20年。皇帝20年不理政事，那還得了？行政癱瘓，朝綱腐化，大明帝國從此由盛轉衰。

明朝末帝崇禎一心想做中興之主，急需有真才實學、能安邦定國之才。言官在這緊要關頭，其才疏學淺、怯懦無能暴露無遺。當崇禎要求廷臣拿出可行方案解決經濟危機時，有人竟上疏建議讓全國的和尚尼姑婚配，以增加數10萬納稅戶口，嚇得京城的尼姑紛紛易裝逃匿。

尤為扼腕的是，一些言官囿於迂闊的道德說教，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使明朝錯過了幾個延緩滅亡的時機。

崇禎十四年，明軍主力困守松山，形勢危急，而清軍也因補給斷絕，有後顧之憂，提出議和。經過權衡，崇禎授權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清軍議和。在當時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此舉不失為一時權宜之計，對內對外都是利大於弊的。但注重夷夏之辨的言官們強烈反對，認為「主和辱國」。崇禎被迫改變初衷，放棄議和，被困明軍也失去了一個緩衝的機會，在與清軍的死戰中被殺戮過半。清軍奪取了整個遼東，為進入中原打通了道路。

後來皇太極利用反間計，騙崇禎將督師遼東的袁崇煥下獄。起初崇禎仍想讓袁崇煥去邊塞立功贖罪。但朝廷中一些文臣為了攻擊內閣輔臣錢龍錫，誣衊袁崇煥殺死平遼將軍毛文龍是受其指使，誣陷錢龍錫接受袁崇煥賄賂數萬兩銀子，故意聳人聽聞。結果崇禎怒不可遏，處決袁崇煥。從此遼東再無人能夠抵禦滿清的進攻了。

崇禎十七年，面對李自成起義軍勢如破竹的攻勢，崇禎和一部分大臣有意南遷，這在當時是暫時避免明朝滅亡的行之有效的惟一選擇。但是另一些言官卻「大義凜然」地把南遷之議斥為「邪說」，是丟棄宗廟社稷的大罪，甚至有人直接建議崇禎「殉國」。最終崇禎沒有走，在煤山上吊自盡。明朝就這樣滅亡了。

崇禎皇帝臨終前已經明白了這一點：他的帝國是被罵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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