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為什麼「縱橫家」、「術士」、「謀士」、「軍師」職業這麼火？

實用實用還是實用

《人文社科項目申報300問》

轉自：社科智訊（ID：nssd_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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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園鳴謝

作者：翟學偉，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心理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摘自：《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1期

原題為「關係與謀略：中國人的日常計謀」。

中國人的謀略不但異常發達而且被隨處運用。中國人喜歡在各個方面講究智謀、謀略、計謀、計策或策略在思維方式上顯示出兩個特點：一是中國人喜歡用隱喻來貫通天地萬物並加以運用，借用《易繫辭》的說法：「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隱喻的實踐表明中國人將自己放入宇宙之中來實現將一種現象通過啟發性的和貫通性的思維以理解其他的活動的傾向比如，雖然謀略產自軍事，但藉助隱喻，中國人認為官場、商場、情場、競技場等統統都可以當作戰場做一較量和搏殺。由此，謀略及其運用也就不只限於戰場，可以推廣和比附到其他各種場合中去。這就大大擴張了謀略的使用範圍。二是同這種隱喻思維相關的關聯思維特徵，比較西方人的理性思維而言，中國人更加重視體悟、體會、聯想、經驗等個人的默會知識。當然也由於對這種思考的總結更多地來自於個體的智力和悟性，因此中國文化也無力將其轉化為客觀化的原則和原理，其表述方式基本上體現出經驗的或感悟的特徵或者說中國人對於這方面的陳述更多地是案例性的、歷史性的敘事風格。

在討論中國人的日常計謀之前我想先探討一下謀略在什麼樣的文明生態中容易滋生？就目前許多關於謀略的研究文獻來看似乎比較統一的認識是謀略的產生主要在於「爭利」。換句話說，如果利益是人的根本訴求，那麼「謀」就是一種很有效的爭利手段，即所謂「謀利」。

眾所周知，爭奪利益的方式有很多種：征服、鎮壓、豪奪、竊取、威脅、談判等。但以中國智慧來看這其中有高下和層次之分。如果一個人為了爭奪利益而最終讓自己付出沉重代價，那這樣的利益就不一定值得去爭奪這是代價論的問題。代價論本來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但在中國卻體現在軍事和政治學方面，比如《戰國策》上說：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繆文遠等譯註）

這段話充分體現了在利益問題上，中國人認為政治謀略遠勝於經濟謀略。又由於政治與倫理本身不做區分，也不設邊界，因此所有社會生活領域都可以作如是觀。可是，如何算計才是划算的呢？《孫子兵法謀攻》可以稱為劃分謀利高下的經典：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駢宇騫等譯註）

這一段所透露出來的代價高低標準首先在於動武還是不動武。不動武是高明的動武是低劣的（理由是後者總要付出巨大成本和代價）。次要原則是不動武本身也分高下，所謂「交」就是外交，比如脅迫、協商、說服、收買等都可以實現獲利的目的，即蘇秦所謂「雖有百萬之兵，比之堂上；雖有闔聞、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沖折之衽席之上」（《戰國策齊策五》）。但以外交和計謀相比，最高明的手段還是謀略，因為它是成本最低的全勝之法。

可是，如果說謀略的運用只在於爭奪利益，那麼哪一個社會都有爭奪利益的問題，為什麼只有中國人才偏向選擇謀略呢？其實中國人樂於謀略，其原因是複雜多變的也是多元化的。有關這一思考，需要把謀略放人「脈絡觀」中來考察。也就是說，謀略在中國如此發達是由人所賴以生存的文化脈絡與社會結構所導致的。

謀略的文化脈絡來自於思想與社會兩個方面。先從思想方面而論，可以說它源於「道」層面上的陰陽家與「術」層面上的兵法。在中國歷史上陰陽觀念自成一家要比儒道形成略晚。老子的《道德經》中關於陰陽的論述只有一句：「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但至戰國末年，此方面的討論開始充斥各家言論，也就是說從戰國後期到漢代，陰陽和五行開始融合，逐漸成為中國人看世界的根本。陰陽五行本屬於對自然變動直觀總結而來的規則性思考，但既然人也融會於自然那麼也一樣遵循著相同的規則運行變化著。有關這一變化，展示最為充分的是《周易》。《周易》重點討論陰陽是如何依照規則來變化的。它起源於「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傳繫辭上》），最終通過六十四卦來測算事物的變化或者叫事物的盛衰規律。可見陰陽之間的對立統一就是象、數、理的相互依存之辯證思想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在中國人看來，一個人如果能熟練地掌握這一套規則，就可以對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人的關係，即一個人、一事件或一現象的天命、天運、時運、運氣、機遇、機會等進行預測，或者說，謀不僅在於個人的聰明、有智慧而且是有一套成就的方法。這套方法既非客觀也非主觀，而是藉助於易，通過對天象、風水、面相（手相）和占卜等的觀察、關聯和推算最終找到對付自然與人事的策略。可見謀略不是西方式的計劃是人算與天算、人謀與天成的結合。其特點是個人一方面針對著一個特定的人事，另一方面又掌握了高度抽象性與綜合性地推測方法，最終獲得對在發生的或尚未發生的事件之瞭然於心的估計。當然，由於個體的悟性差異，此方面的個人能力也有高低之分這點又將回到鬥智上來。

依照陰陽觀，中國人的智謀相應地分為陽謀（法術）和陰謀（心計）。但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文化中對萬物的陰陽劃分不是均等性的。所謂陰陽構成是指陰在前陽在後，即表明陰性比陽性重要，又因為它們可以相互轉換而表示為陽在陰中或陰在陽中。比如在隱喻的意義上，水是陰性的。馮夢龍《智囊》開篇就把謀略比喻成水運行於土地之上，也象徵中國人把陰性當作哲學思想的根本。又比如君子歸陽，小人歸陰。但這不意味著君子坦蕩蕩就可以戰勝小人。單看數量小人已遠比君子多，勢力也強大，所以小人更容易打敗君子；再加上君子懷德，小人玩術。玩術人在暗處，守德人在明處結果君子常被小人暗算。當然小人的伎倆一旦成功也就到了明處，轉換成陽又有陰險之人來回擊。即所謂中國計謀中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由此，陽謀和陰謀相比較，往往總是陰謀更勝一籌。可見中國人所謂的謀略在總體上是偏陰性的，它使蒙蔽、使詐、設陷阱、玩弄權術等方法受到強調，也對老謀深算之人表示敬佩。

但無論哪種謀略其前提都在於試圖通過既質樸又繁雜的方法，先搞清楚他人在想什麼然後再尋求對付的方法。所謂「質樸」就是這其中沒有科學延伸出來的實驗設備、工具量表、測試方法；所謂「繁雜」，就是要綜合運用多種術數手段，將天地人（運氣、時機、人事）做綜合的測算考察，然後據此進行策劃。由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以主客觀相容的方法面對萬物變動出來的惟一性來發生認識，其驗證不可能是實證式的而是實踐式的；不是程序化的而是事件化的。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說：「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常勢無常形……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計謀之所以成功實現在於不可重複，不可重複竟然可以成為知識不在於知識本身，而在於捕捉現象的方式方法，最終可以「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己知彼是說如何能看透了他人的心思百戰不殆是說看透後能否掌控他人從而構成社會學意義上的支配性關係。至於知人的目的或動機為何，反倒是因人而異的。

討論至此以上有關謀略的討論涉及到中國文化心理學上的一個假定。梁漱溟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認為：談倫理，談學派，其背後有一個心理基礎。儒家背後的心理基礎不搞清楚，儒家思想便會淪為空談。那麼，特別偏重於討論人與人關係的儒家文化是如何假定人的心理的呢？它傾向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一假定同西方文化傳統所假定的神人關係大相徑庭更同今日西方心理學把心理物理化沒有相同之處。對於前者，西方宗教沒有假定神造人要造出彼此心理相通，否則亞當、夏娃也不會受到撒旦的誘惑偷吃禁果，更不會有原罪意識。或者說，如果人類的心靈是通上帝的，人類就不會做違背上帝意志的事情。至於後者人心的物理化會導致主客觀的分離，或者把一個人主觀上面對的另一個人的主觀客觀化。由於這一思維取向，要想知曉一客觀化的主觀，研究者只有藉助於實驗、測量和儀器來認識這個客觀。

可回到中國文化的人心假定來看，中國人假定人心設立於天人之際，所謂「天命之謂性，又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可見人性來自於天性，天性即為天地賦予萬物的一種相似的德性，最終也就是孔子所謂「天生德於予」。這一德性對於自然與人是一致的統一的，是通的。正如二程在討論格物致知時說的那樣：「天下萬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雖前聖后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即天道也」。（程顥、程頤）因為天誠，所以造就的人心就有德有惻隱之心，有同情心。縱觀儒家思想史，我們可以發現，儒家在討論人的時候，傾向把人道同天道緊密關聯，其目的在於「以天徵人」，後又強調「天人感應」，以達到隱惡揚善之作用。這樣一種天人聯繫，無法不假定人心為善。假如要想論證人心險惡，那麼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天人相分，把人性同天症隔離開來，比如荀子在假定人性本惡時，就說天同人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儒家假設人心本善，那麼它所面臨的問題是，社會上這麼多心術不正之人如何解釋？儒家躲躲閃閃地迴避了這個問題，或者把此種現象歸結為環境造成的結果。由此儒家只偏執於對人之陽面的倡導即匡扶正義，隱惡揚善做個正人君子。

由此一點來解讀中國文化讀經典，內聖外王；讀歷史，爾虞我詐——構成了中國文化自身的陰陽特質。既然人性既有陰面又有陽面，那麼中國人的心理學在方法論上也無需藉助於一種外在的測驗工具來認識他人，只需要藉助「推己及人」，包括自我內省心理上的陰陽兩性，就可以推出他人的心理或者陰險所在。從陽的方面來看，儒家總是強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皆有惻隱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能近取譬或忠恕之法；而從陰的方面來看，同樣的方法也可以導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先小人後君子等。總之正因為中國文化對心理的認識是建立在人之心理的相似而相通的基礎上的，那麼「天地良心」、「將心比心」、「心心相印」，抑或「設身處地」、「揣摩」、「付度」、「琢磨」、「算計」或「玩他人於股掌之間」等，則都被假定皆為可能了。

以上這些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準備，最終附著與嵌入在了中國文化所構建的社會結構之中，從而實現了謀略的廣泛實用性、實踐性和操作性甚至產生了一定的職業，比如縱橫家、術士、謀士、軍師、師爺等。而這裡所謂中國社會結構之主幹則是由帝王之學而構成的君臣結構，也就是一大批自認為掌握了五花八門的謀略之法的知識者，將為帝王或者地方之統治獻計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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