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數學教師的胡話文學的哲學意義

文史 08-22

永恆輪迴是數學的確證

和邏輯的必然

非意義的意義

秦蘭珺

作者簡介：秦蘭珺，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871

人大複印：《外國文學研究》2014 年 02 期

原發期刊：《外國文學》2013 年第 5 期第 120-130 頁

關鍵詞：劉易斯·卡羅爾/ 吉爾·德勒茲/ 非意義/ 意義/ 悖論/ 非存在/

摘要：劉易斯·卡羅爾在《獵捕蛇鯊》中創造了「snark」，本文探討了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對「snark」的闡釋以及這一闡釋所體現的德勒茲對「非意義」的思考。通過討論「德勒茲為什麼要思考非意義」，「什麼是德勒茲的非意義」和「非意義的意義」三個問題，本文試圖闡明「非意義」體現了自我相關的邏輯悖論，表達了存在和非存在的內在聯繫。非意義不僅是德勒茲意義創造機制的重要功能性組成部分，也是構成現代文學的一種重要方法。

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原名查爾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作為數學教師的他雖然拙於言辭，卻創作了一系列寫給孩子的故事，他的作品被稱作19世紀英國「胡話文學」(nonsense literature)的代表，不僅被兒童喜愛，也深受哲學家、經濟學家乃至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的青睞。除了廣為人知的愛麗絲系列，被稱作「胡話史詩」的《獵捕蛇鯊》(The Hunting of the Snark)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研究者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Snark」是什麼。這個由卡羅爾創造的「Snark」，如今已經進入英語和漢語辭彙，英漢直譯結合了「蛇」(snake)和「鯊」(shark)的「蛇鯊」來翻譯snark。但是，就像卡夫卡的「城堡」和貝克特的「戈多」一樣，「Snark」是什麼依舊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其實，卡羅爾本人對此有過五次回答：分別是「我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它是啥」、「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沒想用它來表達什麼，我就是在胡說」(I don t mean anything but nonsense)，以及「Snark是Boojum」。(Carrol:32)前三次卡羅爾不回答，第四次他以「胡說」來回答，最後他乾脆以「Boojum」對答。但是「Boojum」和「Snark」同樣都需要解釋，「什麼是Boojum」，這個問題在卡羅爾提供的文本線索中只能用「Boojum is Snark」來闡釋。於是「Boojum is Snark」和「Snark is Boojum」構成一組循環論證。

對此，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論述道：我是我所是，「一個名字只能表達自己的意義，那麼這個名字只能是非意義」。(Deleuze,1990:67)因此，「蛇鯊不是包含意義的某個詞，它屬於另外的秩序，它是一種非意義」(non-sens)。(Deleuze,2002:262)換言之，卡羅爾說自己在胡說，德勒茲說卡羅爾就是在胡說。但是德勒茲並非要貶低卡羅爾，相反，非意義是德勒茲意義理論乃至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德勒茲為何要關注「非意義」，德勒茲如何思考「非意義」，「非意義」又有什麼意義，本文將在接下來的三部分探討這三個問題。

一、為什麼要思考非意義

對「非」的迷戀和思考，是每一個嚴肅且勇敢的思想者必須面對和處理的問題。由於氣性和機緣的不同，巴門尼德以一道禁令來停止我們對「不存在」的思考，柏拉圖則用與「原相」相對的「幻相」概念來思考「異於存在」的「非存在」。而海德格爾和薩特則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嘗試在「存在」和「虛無」間建立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聯繫。那麼，德勒茲為什麼要思考「非」，思考非意義呢？

歷史的語境：尋找出口

《意義的邏輯》(Logique du sens)出版於1969年，正是在這部著作中，德勒茲首次系統提出了「非意義」的問題。哲學家屬於他的時代，那個時代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呢？對此，與德勒茲合作著書長達20年的菲利克斯·迦塔利有一段精闢的論述：「我們屬於我們那一代人，我們的政治意識來自於對自由的狂熱和無知，它伴隨著法西斯主義的陰謀神話學。還有一些問題也縈繞著我們，把這些問題留給我們的是1968年5月，另一個失敗的革命」。(Bourg:169)換言之，德勒茲的時代面對著兩個歷史事件：法西斯主義和1968年革命。他試圖思考的是兩個問題：法西斯為什麼發生了，革命為什麼沒發生。這兩個問題又可以綜合為一個問題，即如何找到一個強大系統的出口。對於德勒茲，這樣一個命題同時體現在三個層面，在行動中如何革命，在認識中如何克服康德留下的人類有限性，在語言中則直接體現為如何生產出新的意義。

對於這第三個層面，德勒茲認為，圍繞「自我」、「世界」和「上帝」，我們分別建立了語言的三個維度，圍繞自我有「展現」(manifestation)，圍繞世界有「指稱」(dénotation)，圍繞上帝則有「意指」(signification)。這樣理解的語言，是由展現、指稱和意指構成的封閉系統，自我、世界和上帝在這樣的系統中相互映射，因此，意義在這裡不是複製就是延宕，不是早已有之就是從未到來，換言之，意義的生產是不可能的。就如，今日我們會探索讓空間流動變化起來的第四維，德勒茲探索的則是「語言的第四維」，前三個維度有了這第四個維度才能從靜止的坐標中解放出來，才可能去流動和生產。而這第四個維度，德勒茲稱作「意義」(sens)，「與展現、指稱、意指相比，意義完全不同：它自非意義產生，就好像從總是在移位的悖論，從永遠在解中心而外於中心的中心發射出來……這是世界的大峽谷，是自我的裂縫，是上帝的肢解。」(Deleuze,1990:176)後文我們將論述到，引文中那個「總是在移位的悖論」就是德勒茲的非意義；意義的生產來自非意義，而非意義就是封閉語言系統的差異。

哲學的任務：重建形而上學

上文德勒茲的矛頭指向康德。「世界」、「自我」和「上帝」是康德哲學體系中理性的先驗理念，它們整理概念，並賦予概念以最大程度的統一性。但是它們自身又不可知，因此也構成了人類認知的界限。(康德：506—23)如果說康德屬於經典力學的時代，他要做的是為牛頓的世界提供堅實的認識論基礎，因此也必然像牛頓為「上帝」留出位置那樣，為人類知識划出界線；那麼德勒茲認為今日哲學家面臨的任務是在愛因斯坦的時代重新思考形而上學，為現代科學提供「它所缺乏的形而上學」。(Deleuze,1988:114—115)但是，一方面以卡爾納普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形而上學命題既無法證明又無法證偽，因此只能是偽命題，對於形而上學的討論只能是胡說八道；另一方面，科學的發展帶來了諸如「」這樣的虛數和其他無法找到經驗和邏輯對應物的理論假設，因此，它們似乎只能是「無意義」的符號。(Throesch:37—50)

德勒茲的野心，正是要嘗試「重構」形而上學，使得在新的思維範式中，重新審視「變化」的現代科學，也能擁有以「變化」為根的形而上學。對於這樣的定位，在「形而上學家」幾乎要與「集權」和「過時」等同的「後現代」，德勒茲並不試圖隱藏：「我覺得我是一個純粹的形而上學家」，「一個非常古典的哲學家」，(Villani:130)「我相信哲學是一個系統，我不喜歡的是人們把系統和同一的坐標和類比的坐標聯繫起來……系統必須永遠在差異性中，它必須是一種差異的生成(heterogenesis)，這樣的系統觀念仍有待探索」。(Martin:7)不難看出，德勒茲並非全盤否定系統，他批判的是同一靜止的笛卡爾式坐標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形而上學。他要探索的是另一種可以自我創造的坐標系，一種建立在差異之上的形而上學。一種建立在生命模式而非幾何學模式上的形而上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說這是一種「顛倒了的柏拉圖主義」。

二、什麼是德勒茲的非意義

德勒茲曾經對哲學家做過三種區分，一種是阿波羅式的，以柏拉圖為代表，他們嚮往高空的永恆和統一；一種是狄奧尼索斯式的，以恩培多克勒為代表，它們紮根深淵的混沌和無序。但是，哲學家要思考，徹底的無序是無法思考的。因此，德勒茲推崇的是第三種思想家，以赫拉克利特為代表，他們思考表面的變化。(Deleuze,1990:127—34)原來，非意義之「非」強調的不是「無」和「混沌」，而是「變化」。換言之，不是非無即有，而是無中生有，也因此「意義和非意義的關係，不能複製真和假的關係，不是非此即彼。意義的邏輯就是要在意義和非意義之間建立一種最初的內在關係，一種共存的模式」。(Deleuze,1990:68)那麼，什麼是德勒茲的非意義呢？如何藉助「非」來思考變化呢？這種變化與悖論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有」和「非」的內在關係與存在主義又有什麼不同呢？雖然，德勒茲從來沒有以定義的方式回答什麼是非意義。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非意義和其他兩個思想公案的關係中見其一斑：悖論和非存在。

悖論和非意義

讓我們從德勒茲對拉康闡釋的《被竊的信》的發揮開始。

拉康在他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了埃德加·愛倫·坡的《被竊的信》……沒看到信的國王—為自己把信隱藏在最明顯的地方而慶幸的皇后—拿走信的知情者大臣(第一個序列)。在大臣的房間什麼都沒找到的警察—為自己把信同樣隱藏在最明顯的地方而慶幸的大臣—把信又拿回來的知情者杜邦(第二個序列)。信件出現在愛倫·坡的兩條序列中……結構的兩條序列(由於分化的法則)總是發散的，但正是那個獨特的客體，構成了如此這般發散的序列的收斂點……如果不是「未知物(objèt＝X)」，我們如何稱呼這個謎語的客體，這個偉大動者(grand Mobile)的對象……如果未知物遍歷的那個序列，必須要表現出一個項和另一項的相對移位，這是因為，在一個結構中序列各項的相對位置，首先取決於每時每刻它相對於未知物的絕對位置，這個總是在循環，總是在與自己的關係中錯位的未知物……是它讓結構在關係的變化中，作為一種位置的秩序被規定出來。整個結構因為這個起源性的「第三者」改變。(Deleuze,2002:256—58)

這個「起源性的第三者」就是德勒茲的「非意義」。它有兩種功能，首先，故事中的角色在各自的序列中，都要相對於信件才能被規定出來，例如在第一條序列中是沒看到信的國王、藏信的皇后、拿走信的大臣；在第二條序列中是沒看到信的警察、藏信的大臣、拿走信的杜邦。其次，信件不是不變的原點，它自己的位置一直在變化。而它的「自動」和它所規定的個體的變化同時發生。例如，信件從王后轉移到大臣手中，又從大臣轉移到偵探杜邦手中，故事情節就隨著信件位置的變化而轉折。因此，大臣攜信離開皇宮這個轉變，就不能被簡單看做個體在舊有權力結構下的移動，相反，大臣的移動和信件的移動同時進行，大臣的變化表達了權力結構自身的變化。這個時候我們發現，個體的變化和結構的變化同時發生，是結構的變化內在於個體的變化，而非超驗的結構讓個體去變化。

通過以上具體的文學案例，我們看到了德勒茲式差異系統的隱喻和形象化展開。在這裡，如果我們把「信」看做坐標原點，把「大臣」看做由原點規定的個體，那麼此處的做法不是借不變的坐標原點來表現個體的變化，不是用同一的規律去解釋現象的變化，不是用超驗的法則去統領經驗的生滅。而是看到原點的自動，看到結構本身的改變，看到結構的改變在個體中的表達。或者更確切地說，正確的方嚮應該反過來。由於信總是不在場，我們在經驗中無法找到這個原點，那麼唯一的方式，就是在特定個體的變化中看到結構自身的變化。而正是這一變化，同時連接著個體和結構，而它們也通過如此變化來實現聯結。

但是這樣的聯結意味著什麼呢？一般我們會認為，個體和它所在結構屬於不同的邏輯層級。簡單來說，「人」這個集合包含「蘇格拉底」這個元素，集合和元素要各歸各位，不可亂竄，「人」不能和「蘇格拉底」並置在一起，人既然已經是集合，就不能再把自己當自己的元素去包含。如此常識性的分層觀念，到了形式邏輯學家那裡就獲得了這樣一種表述「任何涉及一個集合的全體的東西，一定不能是這個集合的元素之一」；同理，「只要一個特定的集合有一個全體，假如它可以擁有隻能通過那個全體加以定義的元素，那麼這個被提及的集合就沒有全體」。(Russell,1963:16)其實，羅素之所以要制定這一似乎晦澀而冗餘的人為禁令，為的是避免從「說謊者悖論」到「理髮師悖論」這一類源遠流長又懸而未決的思維困境。

我們知道，「理髮師悖論」作為羅素悖論的通俗表達，它曾經撼動整個數學大廈的基礎。因此，羅素才要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而他的做法是，在類似於「這句話是謊話」這樣的自我相關的陳述中，區分出兩種邏輯類型，類似於我們常說的對象語言和元語言。他認為，悖論的產生是由於對象語言和元語言的混淆，例如，「我只為不給自己理髮的人理髮」，其中的「我」作為「不給自己理髮的人」這一集合的規定者，本應屬於元語言的層面。這樣一來，「我」就不再能屬於這個集合，換言之，「我」就不能夠被「為不給自己理髮的人理髮」這一限定發生關係。因此，如果有人想問理髮師是否要給自己理髮，那麼這個發問本身由於把更高層級的「理髮師」和具體的「不給自己理髮的人」纏繞在了一起，所以悖論並不來自非真非假的回答，而來自不合法、無意義的發問本身。(Russell,1997:171)

「一致性」和「全面性」，「包羅萬象」和「一以貫之」，這曾經是數學家的夢想，是形式邏輯系統的野心。但是哥德爾卻告訴我們，魚和熊掌不能兼得，如果要求「一致性」，就不得不放棄「全面性」；同理，如果要求「全面性」，就不得不犧牲「一致性」。簡言之，這樣的系統雖然可以實現對其他元素的規定，但是唯獨完成不了對自己的規定，它唯獨容納不了自身。聯繫上文，理髮師的陳述之所以會成為悖論，就在於它試圖規定自己。

對此德勒茲又有何高見呢？

對於卡羅爾有益的那些東西，對於邏輯也是有益的。我們說理髮師的王國不存在，某個不正常的集合不存在，但是我們不可能藉此擺脫悖論。相反，悖論內在於語言，我們的整個問題應該是考察語言若是沒了悖論，是否還能正常運行下去。(Deleuze,1990:74)

不得不承認，形式邏輯系統有其自身的界限，這個界限就是它自身。德勒茲偏偏逆其道而行之，從悖論入手，從被宣判為「無意義」的反身入手，並非因為他依舊篤信形式邏輯的能力，相反，他之所以要擁抱形式系統的「阿基琉斯之踵」，是因為他在這裡看到了我們上文提到的另一種系統的可能，一種能夠容納「差異的生成」的系統的可能。簡言之，如果一個封閉的系統很難去兼容「一致性」和「全面性」，那麼或許一個有自我創造力的系統，就能夠用秩序的內在創造，去化解由自相關帶來的不一致。

在上文中，大臣和象徵著坐標原點的信件同時移動，正是因為這樣一種元素對結構自身的作用，坐標原點才會變化，秩序自身也才會變化。雖然這樣的作用意味著對分層機制的不遵守。同樣，語言中也存在著各種越軌和越界事實，但在德勒茲看來，這同樣來自於語言創造自身秩序的需求。「意義」，正來自如此「活」著的語言的生產和創造中。正是由於這樣的創造與悖論如影相隨，因此，那些試圖排除、迴避或限制悖論的系統，無論是試圖模仿日常語言的機器語言，還是試圖消除語言模糊性的形式語言，總免不了成為一種雖然規範精確，卻死氣沉沉的人工語言——從日常語言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語言當然很難「正常運行下去」。因此，在德勒茲看來，建立在分層之上的形式邏輯，必須要通過對悖論的擁抱，轉化為有自我創造力的「意義的邏輯」。不難看出，在如此「意義的邏輯」中，正是悖論充當了「意義」生產機制的樞紐，換言之，正是這些被打入「無意義」的纏繞機制，打開了封閉語言系統的出口，使意義的內在生產繼續下去。

現在讓我們來看德勒茲如何論述這些悖論。

在卡羅爾的世界中，愛麗絲總是在問「你是誰」和「怎麼走」，德勒茲認為這代表了兩種情況，丟失名字和丟失方向。(Deleuze,1990:74—81)對於第一種情況，一般我們會認為，一個名字的意義一般要由其他名字來闡明，所以僅當名字能夠與其他名字建立聯繫時，它才能獲得意義。當被既有和先在意義系統解釋時，它似乎才能夠有意義。不難理解，「你是誰」的發問，意味著和「既有」和「先在」網路的關聯機制出了故障，然而德勒茲的提案卻不是強行修復故障，而是另求其他機制：既然上下求索也無處可得，那麼何不返觀自照自我命名呢？於是，非意義，是「只能表達自己意義的名字」。(Deleuze,1990:67)

名字的意義在這裡反指向自身，這就構成了以上提及的自我指涉。我們知道，命名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認知和創造，如果我們姑且認為西方文化中最著名的自我命名行為就是神的「我是我所是」，那麼自我命名不啻為一種最高的創造權能，一種非限定性的創造。「Snark」就是這樣反指向自身的名字，是那個無窮的意義自其中創造出來的「非意義」。

在第二種情況下，愛麗絲總是處在岔路口：「向左還是向右」。在德勒茲看來，這不意味著「左」或「右」的排他選項，而是「左」和「右」的重疊狀態。這是從這樣不可思議的模稜兩可中才「生產出了矛盾律和排中律」。如何理解德勒茲的這般奇思妙想呢？上文我們提到，悖論是一種集合和元素相互纏繞的狀態，當這樣的狀態發生時就會出現一種叫做「雙重困境」(double bind)的局面，例如悖論中的理髮師如果不給自己理髮，那麼就該給自己理髮；可是如果給自己理髮，那麼他似乎又不該給自己理髮。最終，理髮師該給自己理髮又不該給自己理髮。這樣一種狀態，為真假所不及，為矛盾律所難容。那麼，矛盾又是如何誕生自其中的呢？

這種「非真非假，亦真亦假」的狀態在德勒茲的系統中叫做「分離綜合」(synthèse disjunctif)，如果在我們慣常理解的辯證運動中，差異被綜合克服；那麼在如此「分離綜合」中，恰恰是綜合本身帶來了差異。例如，從「左和右」的模稜兩可中，創造出了左和右的秩序，左和右的矛盾這才隨之而來。也因此，「原罪者亞當和非原罪者亞當的矛盾，來自於亞當作為原罪者的世界和作為非原罪者的世界不能並行不悖」。(Deleuz,1990:111)因此，此處的關鍵不是亞當的矛盾而是世界的差異，更重要的，是那些平行世界在被分化出來前的一種悖論狀態，在這樣一種悖論狀態中，亞當是「空亞當」(Adam vide)，「是一名流浪者，游牧民，他是為幾個世界所共有的未知亞當」(Adam＝X)。(Deleuz,1990:115)不得不承認，雖然德勒茲在這裡呼應的似乎是現代科學有關量子態和平行宇宙的理論，可是無論是《聖經》里的「地是空虛混沌」，還是《山海經》中的「天地混沌如雞子」，從「混沌中創造秩序」不過是各種創世神話中不斷重複的主題。

綜上所述，德勒茲的「非意義」有兩種表現形式，「反身自指」的名字和「亦此亦彼」的狀態。反身自指是悖論的結構，亦此亦彼是悖論的狀態。但與其說德勒茲關心的是悖論，不如說是悖論對形式邏輯系統的突破，是悖論狀態所體現的生成和創造。

但是，系統有其惰性，創造並非總受歡迎，無法被消化的差異好似卡在喉嚨里的魚刺，而「統一」對於理性如果不是認知的預設，也至少是本能的訴求。因此，對於這些差異，將其打入「無意義」是一種直截了當的策略，把其轉化為既有意義系統中的意義是另一種迂迴曲折的策略。對於被放逐者，系統從來就不值得思考；對於被招安者，系統只需轉換因此依舊不需要改變自身。這第一種策略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及，現在讓我們來看德勒茲所說的第二種策略。

讓我們回到開頭的問題：「什麼是snark」。有的說Snark表達了卡羅爾對社會的不滿，有的說Snark代表了存在本身的處境，有的說獵捕Snark是對快樂的追尋，還有的說Snark是卡羅爾以倫敦動物園新住進的大象Jumbo為原型虛構出來的龐然大物……正如卡夫卡的「城堡」和貝克特的「戈多」，為了弄清楚什麼是卡羅爾的snark，從歷史背景到傳記研究，從批判現實到嘲諷政治，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各種手段一擁而上。(Carroll:27)

除了以上應對策略，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對語詞本身的分析和拆解。它不僅集中體現了我們對「非意義」的兩種處理策略，也牽涉到我們對「非存在」本身的思考。

非存在和非意義

Snark如果有漢譯，通常我們譯作「蛇鯊」。不難看出，「蛇鯊」是把snark拆分成兩個我們熟悉的東西「snake＋shark」的產物。這樣一來，「蛇鯊」雖說奇怪，但一頭鯊頭蛇尾或者蛇頭鯊鰭的怪物，總不至於不可想像。可問題也就因此而起，一方面，除了「蛇鯊」，為什麼不能是「蝸鯊」(snail＋shark)；除了動物，為什麼不能是聲音「嘯吠」(snarl＋bark)；除了名詞，為什麼不能是一串動詞詞根組成的獵捕套路「綁-擰-下圈套」(sna-＋snar-＋snark)；最終，說不定snark本身不過是「假冒的標註」(snide＋remark)？(Carroll:15)雖然從snark中辨認出熟悉的兩種事物幾乎是一種本能傾向，但卻牽涉一個重大的哲學公案。為此我們還得從《對話錄》說起。

在《政治家篇》中，客人曾經提醒小蘇格拉底，要特別小心智者這個群體，他們就像「人頭馬」、「羊人」和「變形獸」，為了把這些怪物逮住，就一定要認清楚他們的本質。(柏拉圖：291B-C)後來在《智者篇》中，被比作「人頭馬」的智者被指認為一種裝作哲學家的「非哲學家」，一種異於原相的「幻相」，一種「異於存在」的「非存在」。(247E-256E)到19世紀的枚農(Alexium Meinong)，哲學才把對「非存在」的思考又一次推上了高峰。枚農這樣寫道：

作為知識的對象的全體，比存在物的全體(包括已經存在的和將要存在的東西)要多得多。很少有人注意這個事實，或許這是因為我們對現實的濃烈興趣——而這是我們本性的一部分——讓我們傾向於去支持這樣一種過了頭兒的想法：不真實的東西啥都不是，不值一提。(76—117)

為了弄明白「永動機不存在」、「圓的方是圓的」這些針對不存在者的陳述究竟在說什麼，枚農大膽地提出了這樣一種設想：按照這種設想，不管是「金山」還是「圓的方」，即使它們在事實上不存在，甚至在邏輯上不存在，但我們依舊可以談論它們「『是』用金子做的」或者「『是』圓的」。這就意味著並非性質要建立在實存之上，換言之，謂詞意義上的「是」獨立於實存意義上的「是」。(86)這就像卡羅爾筆下的那隻總是突然間就不見了的柴郡貓，當它全部消失的時候，還能留下奇異的微笑賴著不走——雖然臉不在了，但「臉是笑的」；但這樣一鬆口，那就不僅是方的圓、金的山，就連飛馬、獨角獸、美國的國王這些奇葩異獸都會一併鑽出來。存在的世界就這樣擠滿了各種怪物，如果不是柏拉圖筆下智者橫行的腐敗城邦，那也至少得是卡羅爾筆下怪物百出的奇幻王國。

不難理解，這將怎樣招致實證主義者的不滿。在這裡我們同樣舉出羅素的摹狀詞理論，這個幾乎可以作為他思想標籤的理論，正是在枚農奇思妙想的刺激下發生的：

眾人皆知，「金山不存在」是真命題。其主語顯然是「金山」，如果「金山」不能指稱什麼對象，這似乎就是個無意義的命題。但枚農說可以有這樣一座金山，它是金的，它也是山，它不過不實存而已。這個說法我不滿意。正是為了避免枚農過分擁擠的存在領域，我走向了摹狀詞理論。(Russell,1995:12—13)

這個著名的摹狀詞理論如果應用到「圓的方」上，枚農的語言怪物就由一個專名，改寫成了一組複雜的符號，於是乎「圓的方不存在」就被改造成：不存在如此X，X是圓的且X是方的。

羅素髮明的改寫雖然是分析哲學家的創建，但它的根源來自於我們最初的分類與歸類衝動——「獵捕Snark」，獵捕未知物，「獵捕X，X是蛇且X是鯊」。就這樣，要麼「Snark」和「方的圓」一樣，被扔到我們的語詞、概念和分類網路之外，因而無意義，從來就不值得思考，或者不可說，壓根就不能言說；要麼，「蛇鯊」和「X是方的且X是圓的」一樣，被一竿子打撈到我們的分類網路中來，於是，分類本身沒有問題，無需思考，相反是這些怪物需要學習正常的分類系統，學會在網路的交點找到並擺正自己的位置。換言之，一句話，snark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招安」，不是被妖魔化就是被規範化。

可是，以上各種選項雖然為我們解釋了Snark，但正是在這個過程中，Snark的模稜兩可變成了各種清晰的釋義。不難看出，正是在如此操作中，Snark被我們的概念網路重新捕獲，無論是「蛇鯊」、「嘯吠」還是「綁-擰-下圈套」，無論怎麼個分類法，這些語詞就這樣捕獲了Snark。此時，雖說Snark在人類熟悉的地盤上的確有一定自由活動的空間，但這個靜態概念網路的邊界，就是Snark的活動邊界，或者說Snark的活動邊界，就是人類知識與實踐自身的分類邊界。

但是或許有人會說，是的，我們是「以其所知求其所不知」，這樣難免「以其所知掩其所不知」，可是你如何能夠不通過所知去理解未知？之所以陷入這樣的困境，在於我們的思路一致局限在認知，如果換一個思路——例如德勒茲一直強調的意義的創造——或許一切就清楚了。

三、非意義的意義

讓我們圍繞Snark，從一些事實開始。在事實的基礎上，我們將嘗試探討非意義、意義、創造以及與文學的關係。

Snark事實上帶來些什麼？

「Snark」自從被卡羅爾創造出來之後，獲得了非凡的生產力。首先「snark」出現在各種各樣的虛構作品中：它最初是《獵捕蛇鯊》的獵捕對象snark，後來出現在傑克·倫敦的小說《Snark號遊艇》(The Cruise of Snark)成為遊艇Snark，約瑟夫·海勒的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中成為中士Corporeal Snark；它是小說《夜的洋》(The Ocean of Night)中造訪地球的外星機器Snark，是電腦遊戲《半條命》中被用作武器的貌似肉蟲的外星生物Snark。其次「snark」也可以是現實存在物：SM-62 Snark是美國洲際核巡航導彈，USS Snark是美國的海軍巡邏艦，Sopwith Snark是英國的實驗戰鬥機，The Second Snark是蘇格蘭的一艘渡船，Snark sailboat是一種輕便而經濟的小型帆船，Snark moped是一種機動腳踏兩用車。同時，「snark」還可以是一種處理知識的方式：有一種作圖理論叫做snark，有一款用來證明一階邏輯定理的計算機程序叫做SNARK，有一個表示反諷的標點符號叫做snark，還有一個用於網路資源共享BitTorrent客戶端叫做snark。

同時，在《獵捕蛇鯊》的故事情節中，獵手最終遇上了snark，但就在相遇的那個時刻，獵手消失了，按照故事中提供的傳說，有些snark是boojum，「如果你遇上的snark是boojum，你將瞬間悄然消失」，所以獵手消失了，是因為他遇上的「Snark是Boojum」。因此，不僅「什麼是boojum」同樣成為卡羅爾闡釋者的一個重要議題，「boojum」本身和「Snark」一樣也獲得了非凡的生產力。在這裡僅舉出兩例：1922年，英國生態學家塞克斯(Godfrey Sykes)在美國下加利福尼亞的沙漠中發現了一種樹，這種樹的形狀讓人無法相信「它是地球上的物種」，醜陋到「或許只有植物學家才會喜歡它」。據說，塞克斯望著這令他難以置信的樹，突然間說道：「啊哈，這是boojum，這就是boojum」，從此，boojum成為一種樹。(Humphrey)1981年4月和6月，物理學家大衛·梅爾曼(David Mermin)在《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上發表文章「E.Pluribus Boojum」，他發現超流體H[,3]的一個奇點，當出現在流體的表面，它可以使超流體瞬間悄然消失。兩個月後，研究「複雜性」的著名科學家沃爾德洛普(Michel Waldrop)在《科學》(Science)上發表文章「讓我們感謝著名的boojum」回應梅爾曼，從此「boojum」成為了物理學術語，用來描述一種此前從未進入人類視野的物理學性質。

意義創造的必然前提——非意義

「獵捕Snark」的活動由19世紀卡羅爾的詩歌中發起，這個神奇的Snark就這樣開始周遊列國。在這個旅途中，Snark是人是獸是武器，是物理現象，是電腦程序，是標點符號，是沙漠物種，是美國人的艦艇和蘇格蘭的渡船。如果此時為了爭奪「Snark」的名號，把英國人的虛構怪物和美國人的堅船利炮拉出來一決雌雄，這種做法反倒顯得可笑。因為「Snark是什麼」明顯是不屬於這裡的問題，或者說，這裡Snark是一切但又不是——它生成了這些「是」，它要繼續生成所以它又「不是」。終於我們的注意力從「Snark」轉移到了「獵捕Snark」，正是在這個獵捕的過程中，獵捕的對象和主體都獲得了再造；但在元素的如此再造中，物和詞的分類系統也相應得到了更新。就這樣系統就「活」了起來，而意義也伴隨著如此「活」著的「系統」表達了出來。因此，與其說「Snark」是一個實體，不如說是一個功能性的「空格」，它的存在和變化，是為了讓我們的分類系統也能夠變化起來。讓我們回到文章開始的《被竊的信》。我們一再強調，德勒茲思考的出發點不是那個永遠不在場的信件，那個理論假設中的功能性空白位置，而是大臣由持信者到藏信者的變化，是故事情節的推進，是實際發生在經驗中的變化。

對於「思考經驗中的變化」這樣一個古老的命題，德勒茲堪稱一個「非常古典的哲學家」。但是他認為古典的各種各樣的機械論和目的論都犯了共同的錯誤，「機械論假定，給定一個初始狀態，萬物是可以計算的；目的論猜測，按照一個計劃，萬物是已經被決定的」，(Deleuze,1988:104)兩者都預設一個統一完整的「一」，在這樣「一」的統攝下，一切都已經安排好，變化是法則允許的變化，創造是計劃內部的創造，意義一開始就被寫進聖典。因此，沒有真正的變化，只有循環、複製和實現；同時，變化總有停止的時刻，不管那個時刻被稱作「死寂」、「末日」還是「終結」。

或許，德勒茲的創建就在於，以邏輯的方式去思考那個變動的「原點」，或許我們可以更大膽地說，它為「大道流行」的「生生不息」提供一種自西方思維內部突圍出來的表達和呼應。因此，這樣的「非意義不是意義的反面或意義的謬誤，相反，是它給意義價值，是它生產出意義。影響結構主義的不是阿爾貝·加繆，而是劉易斯·卡羅爾」。(Deleuze,2002:245)因此，「非意義不是意義的缺失，它是意義的過剩」，因為它是與創造必然相伴的「非」，甚至，它就是創造的必要前提之一。

最終，我們會發現，在以上事實中，Snark同時出現在語言、現實和獵捕行動中。因此，「Snark」是未知的名字，但也是不可見的怪物，它還指一個可怕的行動：獵捕。(Deleuze,1990:66)在這裡我們必須要指出，其實德勒茲的「意義」雖然首先體現在語言中，但「意義」從一開始就並非僅僅局限於語言。法語「sens」來自拉丁語sensus，sensus又由表示「感知」的動詞sentire變化而成。在現代法語辭彙中，sens可以表示(1)感覺；(2)直接的知識；(3)意見；(4)存在的理由(raison d être)；(5)意思；(6)方向；(7)物體的邊、角、面等多種意思。可以說這是一個涵蓋了物、意、言、認知和存在、感覺和秩序等多個主題的極具包容性的詞語。因此，處理「意義」就意味著同時處理秩序、感知、思維、語言等不同領域的問題，去建立這不同領域的聯繫。這也就是為什麼同一個「Snark」，能夠創造出體現在不同層面、不同領域中的豐富意義。

最後，讓我們回歸文學，看一看snark代表的非意義，在德勒茲的闡釋中對於文學和語言具體意味著什麼？

菲利浦·索萊爾斯和讓·皮埃爾·法耶喜歡提的是盲點，他們指的是一個總是在動的點，一個舉止盲目的點，但正是從這個點出發，寫作才成為可能，因為序列作為真正的文學素(littérèmes)，在這裡自組織。J.A.米勒(J.A.Miller)為了說清楚結構性或者換喻性因果關係這個概念，從弗雷澤(Frege)那裡借來了零位(la position d un zéro)，零位被界定為自我身份的缺失，它同時是構成數列的前提。甚至就連列維·斯特勞斯，這個在某種意義上最實證最乏浪漫、最不願意接受某種流動性元素的結構主義者，在「馬納」或「馬納」的對等物中，也認出了「浮動的能指」，認出了在結構中循環的那個象徵性零價(valeru symbolique zéro)。在這裡，零價和雅各布森的零音位聯繫起來，它是這樣一種位置，它自己沒有任何區別特徵或語音價值，但正是相對於它，其他所有的音位才在它們各自的微分關係中有了自己的位置……劉易斯·卡羅爾和喬伊斯發明了「混合」詞(mots-valise)，或者廣義的秘傳辭彙，從而確保辭彙音響序列的同時發生，與辭彙相連的故事序列的同步進行。在《芬尼根的守靈》中，我們再次看到一封充當宇宙的信，它聯合了世界上所有的序列……當然，混合詞只是確保循環能夠進行下去的手段之一。在福柯的研究中，雷蒙德·魯塞爾(Raymond Roussel)用的是另一種技巧，它建立在語音的微分關係之上，或者建立在更加複雜的關係之上。而馬拉美的作品又是另一種類型，我們在其中發現的是序列間由關係構成的系統，發現的是激活序列的動者。我們的無意義調動整個地形測量學(topographie)，整個「未來之書」(livre venir)的地形測量學，以便研究那些構成現代文學或者還在構成現代文學的方法的集合，我們的目標不過是在所有的個案中，指出這個有著兩張面孔的空格的效應，它是詞也是客體。(Deleuze,2002:261—62)

德勒茲在這裡從作家的創作論談到了作品本身，從小說談到了詩歌，從文學批評談到了語言學，無論是「盲點」、「零位」、「馬納」、「零價」還是「宇宙之書」，共同的出發點是找到它們中的「非意義」。從神話中的「飛馬」到卡羅爾的「Snark」，再到貝克特的「戈多」，或許，文學不羈的想像力並非到了現代文學才繁榮昌盛；或許，也並非只有到了現代文學，我們才開始關注那個作為本源的「非」。但是，在德勒茲看來，將這個「虛構之點」放到創造的核心位置，讓這個使創造可能的「非」流動起來，並且如此大規模地流動起來以至於幾乎要成為一種文學的建構方法，這還得等到現代文學。

正是在如此意義的內在創造中，如此把文學自身當做生命的內在創造中，在文學對「我是我所是」的創造權能的分享中，文學「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超越任何我們信以為可能的世界」。(Deleuze,1990:161)

最終我們發現，德勒茲闡釋的「Snark」不僅僅是「Snark」的某種特定闡釋，這種特定的闡釋構成了所有闡釋的闡釋。最終，在德勒茲的闡釋個案和如此個案對全體闡釋的糾纏中，在悖論式的自我回歸中，德勒茲創造了他自己的「Snark」。

注釋：

羅素認為「金山不存在」，這個句子的深層結構可以改寫成以下邏輯上的句法：「沒有一個X，這個X既是用金子做的，又是山」，或者這樣表達為：((x是金子做的)∧(x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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