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員有沒有受過專業的法律訓練？

著名的德國學者韋伯不相信傳統中國有接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法官。他認為，「中華帝國的官吏是非專業性的，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過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們接受俸祿，但沒有任何行政與法律的知識，只能舞文弄墨，詮釋經典；他們不親自治事，行政工作是掌握在幕僚（師爺、胥吏）之手。」 我曾將這句話放上微博，詢問網友：你認為韋伯說得對嗎？果然不出所料：多數網友都認為韋伯說得太對了。不奇怪，在大學裡，法制史老師就是這麼告訴他們的。

知名法學學者賀衛方先生也堅持認為，傳統中國不存在專業的法官，因為，「官員所受到的訓練，或者說，他們的知識背景太獨特。他們的背景是四書五經、經史子集，要訓練寫詩。訓練寫詩幾乎跟行使嚴格意義上的統治權是對立的，因為大家知道，詩人的思維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情懷。我現在越來越強烈的感覺到，這樣一種長久的詩人的思維訓練，還有八股文的思維訓練，……不消說，它加劇了決策中的任意性，它和我們現代法律決策中追求的確定性是不相符的。」

儘管他們言之鑿鑿，卻無法令我信服，因為我們從宋人記錄看到的情況，恰恰與他們的說法相反，比如北宋的秦觀說：「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 這裡的「近世」，顯然指宋朝。秦觀的老師蘇軾寫過一首詩，裡面也戲謔地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蘇軾之弟蘇轍也說：「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益。」 即便是保守的司馬光，主張廢罷「新明法科」考試，但他也並非認為官員不需要接受法律訓練，而是覺得「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 ，一般官員都已熟讀律法，因而，用不著多此一舉再設置明法科。

我相信，宋朝人的親身觀察遠比今人的想像更合乎歷史的真實。

那麼，為什麼宋朝的官吏會「爭誦律令」呢？首先，這是皇帝的要求，比如雍熙三年（986）九月，宋太宗下詔，要求「朝臣、京官及幕職、州縣官等，今後並須習讀法書，庶資從政之方，以副恤刑之意」；端拱二年（989）十月，又再下詔：「中外臣僚，宜令公事之外，常讀律書，務在研精，究其條約，施之則足以斷事，守之則可以檢身。」 按法學家徐道鄰先生的觀點，「宋朝的皇帝，懂法律的和尊重法律的，比中國任何朝代都多。……有這麼多的皇帝不斷地在上面督促，所以中國的法治，在過去許多朝代中，要推宋朝首屈一指。」

其次，宋朝形成了一系列多層次的法律考試製度，官員在獲得任職之前，需要先經過法律考試，取得合格成績。一名完全未經法律訓練的士大夫，很難想像他能夠通過法律考試。而且，宋朝法律考試之繁多，簡直可以用「五花八門」來形容，有律學考試、明法科、書判拔萃科、關試、銓試、試法官，等等。可以說，其他朝代的法律考試加起來，規模都不如宋代法律考試。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宋朝的官員是接受過專業的法律訓練的，韋伯等人對於中國司法傳統的判斷是不符合史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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