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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信仰:頭上三尺有神明,最終還是聽我的

無論肉體還是靈魂,人生除了絕望,一無所有。信仰才是逃離絕望的惟一道路。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看待人生。馮友蘭說,「在傳統中國,一個人子孫滿堂,他可以把子孫視作他自己的生命擴展,然後平靜地死去,不去操心他的靈魂是否在死後繼續存在。」但問題是,子孫是子孫,我是我,生命怎麼可以被別人替代呢?邏輯上講,如果一個人死去之後靈魂可以被人替代,那麼他在活著的時候,其精神甚至是肉體也可以被他人替代。這太可怕了,怪不得很多儒生反覆強調,儒學是一種文教,以文化之,那些自以為是的君子,是可以用文化來替代別人,奴役別人的。

不要過度強調所謂感性,很多時候,感性通常都是未曾沉思的膚淺生活,那些總是處在感性狀態的人們,某種意義上或許是行屍走肉,享樂是他們的目標。而理性的人們則深知世界由苦難構成,人性充滿了無力感和無知感。經由理性主義的建構,一個人獲得信仰的跳躍,終於超越感性和理性的絕望水平線。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克爾凱戈爾認為,一個從未深度展開理性主義思考的人,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仰。所以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一個徹底的理性主義的懷疑主義者。只是基於我們堅定的信仰,我們前所未有的知曉,當我們討論懷疑主義,我們懷疑的對象是人,而且不是懷疑他人,是懷疑我們自己,而且永遠是我們自己。

克爾凱戈爾說,人不能透過客觀性獲得真理,真理只能透過主觀性得以呈現。這是一個非常難以理解的秩序命題,我們約定俗成的觀念習慣,是理所當然地把真理界定為客觀性,真理怎麼可能是主管的呈現呢?但一個熟悉聖經秩序的基督徒,對此卻通過簡單相信的方式,完成了這樣的觀念範式的轉換。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相信,我們的上帝是啟示的上帝,從一般啟示到特別啟示,上帝一直與我們同在,和我們說話。所以,由那些知識人所構建起來的所謂傳統哲學,總是將真理當成客觀知識,並由此展開一系列哲學的思辨與追求,這是最大的錯誤。《哥林多前書》1.20說,「智慧之人在哪裡呢?學者在哪裡呢?這個時代的哲學家在哪裡呢?上帝不是已經讓這個世界上的智者變成愚昧之人了嗎?」是的,多年以來,唯物主義、主客觀關係,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已經將我們可憐的大腦變成垃圾桶,以至於我們根本不能理解真理的主觀啟示和方法論主觀主義。

這樣的世界,每件事物都值得我們訝異,並且沉思。比如當我想起空氣的時候,我抒情地訴說,如果沒有空氣,我立即會死去。面對這樣一句關於空氣的表達,由此產生一系列的觀念的反映,構成一個思想的線性過程:

一,有人可能認為這是一句廢話,毫無意義的一句廢話;

二,有人驚訝樹葉其實和人一樣,沒有空氣就會死;

三,有人發現,原來有空氣動力學,空氣是一個科學的秩序;

四,有人根據空氣的原理,找到了人類飛翔的方法;

五,有人驚訝地發現,到目前為止,似乎只有地球上才有空氣,這是一個多麼小概率的事件啊,為什麼只有在地球上才發現空氣呢;

六,空氣是特別禮物嗎;有人說空氣是上帝賜給人類的禮物;

七,有人相信空氣就是上帝給予我們的禮物,因此滿心感恩,開口讚美;而有的人則認為這樣的沉思毫無意義,因此回到第一步,認為思考空氣的存在,真的是一句毫無意義的廢話。

當我們說無條件的愛,理所當然是指耶穌基督對人類的愛。這是愛的基本定義和一般秩序。人類對愛的認識,必須立足於這個絕對前提和絕對基準,才能發現人類愛的變數與愛的藝術。也就是說,我必須以耶穌之愛作為愛的坐標系,我才能展開我的愛的思想與愛的行為。這是與愛有關的認識論。如果你不這麼做,你會試圖把人與人之間的愛當成你的愛的價值觀與愛的方法論,從而造成你的愛的不均衡。當你愛別人更多,你會抱怨你付出太多,抱怨別人對你回饋太少;當別人愛你太多,你會不滿足,你甚至會發現別人更多的缺點,從而導致你苛求人性,失去憐憫。總之,在你的命題上,你會發現你竟然是一個完全不滿足的人。

這個像清晨一樣明亮,像月亮一樣美麗,像太陽一樣耀眼,像眾星列陣一樣威武的人,是誰呢?我下到種滿堅果樹的園子,去看山谷中新鮮的植物,去看葡萄樹是否結了蓓蕾,或者去看石榴樹的花朵是否正在怒放。(雅歌六.10)

新儒家立足於儒家原典追問道德命題,在深層的問題意識無法繼續展開之後,都或多或少地把問題意識導向了佛學精神,儒家的「修身」之學與佛教的「修行」秘訣在這裡相得益彰,再一次彰顯出中國傳統學人對人性幽暗性的依依不捨,和無法釋懷的理性自負。關於這一點,唐君毅和湯一介尤其明顯。這個現象再一次印證了康德所描述的「觀念在前,對象在後」的認識論秩序。因為對於新儒家而言,佛學的觀念已經成為他們的觀念習慣,因此他們必然引用這套觀念系統去辨析作為對象的儒學。假如這些新儒生事前接受了基督信仰的觀念秩序,他們應該就會像康德一樣,立足於基督信仰的觀念秩序去思考作為對象的儒學了。所以,中國傳統儒學的形而上思考,取決於儒生對信仰命題的對接。只有在這裡,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幾乎所有的試圖借鑒康德哲學的中國知識人,無一例外都沒有真正理解康德,因為在觀念在前的命題上,中國知識人對康德所依賴的基督信仰秩序實在是太陌生了。

這真是一個認識論意義上的巨大問題,從孔子到湯一介,中國人都沒有選擇形而上學的方法論,像亞里斯多德和康德一樣去思考。康德思考的是真善美的原因,湯一介思考的是真善美的效用。前者承載的是哲學精神,後者承載的是學習精神。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經驗主義學習,而不是對形而上真理的無窮追問。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看上去孔子什麼都敬畏,但其實是什麼都不敬畏,因為按照人性的一般秩序,當一個人不是敬畏惟一的真神,那麼這個人必然選擇放棄對真理的思考,轉而抬高自身的存在。這就是這種寬泛的敬畏方法所帶來的惡果,一方面是對惟一上帝的不敬畏,另一方面則是對一般人性秩序的虛以委蛇和例行自負。在有生之年,孔子沒有猶太先知為真理赴死的氣度,變得八面玲瓏、明哲保身。他琢磨春秋筆法,不直接說出真相,選擇與皇權合作。這構成了儒家思想史糟糕的傳統,「頭上三尺有神明,最終還是聽我的」,缺乏惟一敬畏秩序的人生,的確就是自我為義,自我為真理的人生。

人不可能靠自己認識自己,即使人類使用所有的哲學工具和科學工具,依然不能回答,人是什麼。人類必須相信或者假定一個終極參照系,必須構建一座理所當然的坐標,否則人的意義不會成為可能,思想與知識也不會成為可能。這是一般意義上的認識論,是常識中的常識。但在中國人卻幾千年不理解。有趣的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中國人卻能夠接受牛頓的第一推動力假設,數學的坐標系假設,也基本接受了經濟學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但論到社會科學,論到人的權利與自由,卻死活不能接受上帝先驗給予的人的前提。這是關於人的認識論錯誤,這個問題不解決,會導致中國人繼續野蠻下去。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這句話大抵是合宜的,認識論的秩序就是這樣,必須首先相信其高於人類意念和道路的形而上的真理秩序,一個人對真理的認識才可能構成展開的過程理性。所以,當我們討論華夏文明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承認,華夏文明之上,有人類文明,人類文明之上,有星空與道德律,星空與道德律之上,有全能的上帝創造。如果一個中國人僅僅是高喊華夏文明的重要性,缺乏開闊的比較能力和高邁的想像力,其實是貶低和扼殺華夏文明。這是一個形而上的認識論的能力問題,牟宗三懂,他苦讀康德。但他沒有康德的先驗信仰,導致他讀不懂。我有信仰,我能大概讀懂一些,這就是我批評儒家的勇氣與方法所在。

儒家傳統思想資源,必須要有一次現代性解釋,這是新儒家的努力。熊十力藉助佛教思想資源解釋儒家,他的兩名學生唐君毅藉助黑格爾思想、牟宗三藉助康德思想。湯一介試圖藉助雅斯貝爾斯理論。余英時則讓儒家對接整全普世價值。反觀國內儒生,滿口仁義道德,骨子裡卻是殭屍文盲。惟一本事是巴結權力。方法論的錯謬,緣於視野的錯謬;視野的錯謬,緣於信心的錯謬;信心的錯謬,緣於我們不認識上帝啊。所以我們只好磕頭搗蒜,去努力相信這個世界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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