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我現在才知道我多麼愚蠢

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包括李澤厚，都試圖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解釋儒學，但他們缺乏基督信仰的傳統體驗，完全讀不懂康德，因此只能走向儒家式的顧影自憐。余英時和湯一介深知儒家的第一價值觀是開放式學習，因此走出了儒家陷阱。但他們到目前為止，依然只能在結果導向的層面學習，比如余先生倡導儒家與普世價值的完全對接，而湯先生則試圖用一種結果層面的真善美來拓寬儒學的疆域，但無論是普世價值，還是真善美的陳述，都是思想史意義上的結果陳述，而不是形而上的原因陳述，也就是說，即使是余先生這樣最優秀的漢語思想家，至今也缺乏動去思考，普世價值為什麼成為可能，真善美為什麼成為可能。至於目前混跡於國內的一批儒生，都屬於又懶又蠢又壞的食腐一族。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儒家把天命理解小了，天命成了儒家隨便解釋的天命，沒有給天命留足信仰空間。同時儒家又把他們對天命的理解力放大了，以為儒家擁有對天命的全部解釋能力。所謂天人合一，在這裡，張力消失，二律背反消失，問題意識消失，儒家走向完全的懶惰和無知，只剩下道德訓斥與君子式的偽善。從認識論的意義上，我們必須要清晰地守住一個底線秩序，所謂天命（誡命），一定是高於人類的上帝主動啟示給人類，而不是人類對天命（誡命）的烏有的想像。「啟示」這個概念，在認識論的場域里極為重要。

要警惕所有的未來學陷阱。很多所謂的讀書人，文獻掌握不夠，知識缺乏專業路徑，但是又熱愛思考問題，這樣的讀書人必然走向未來學，其著述必然以預測未來為主。典型人物如德魯克、托夫勒、錢德勒。這樣的知識狀態很有優勢，能迎合很多不喜歡閱讀經典的讀者。這是大眾閱讀的主流人群。失去這樣一群讀者，你要麼走進象牙塔，要麼走向地攤讀物。

康德意識到人類的理性企圖達到一個整全的、最高的統一體，即靈魂、世界、上帝。這構成了理性的最高理念，並無限超越了人類的理性能力，但人類卻試圖用理性概念和範疇去認識他。這構成了一種「二律背反」的方法論衝突。所以，人類的理性非常有限，必須給信仰留足空間，否則人類會變得非常愚蠢。思想史流變上，每一次知識的拓展，思想範式的改變，都是信仰的力量所推動。在每一次的更新之中，已有的知識通常都變成了人類的羈絆。在這一點上，信仰的領域也不能倖免，有人以信心為理由，事實上卻封鎖了信仰，進而也封鎖了知識的湧現。

霍布斯看到希臘式民主存在「多數人暴政」陷阱，主張建立一個強力意志的「利維坦國家」，防範多數人的愚蠢。但問題是，上帝在《約伯記》第41章明確說明，人類不可能控制利維坦。這意味著霍布斯構建的由人組成的利維坦國家，忽略了來自於人的彼此制衡。正是制衡的缺失，導致國家變成暴政和災難。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對政府永遠保持足夠的懷疑與監督，就是文明社會的一個最基本的秩序。缺少這一點，任何政府都是魔鬼。

《聖經》是一種整全主義的寫作方法，格言警句隱藏在故事裡面，故事隱藏在秩序裡面，秩序隱藏在上帝的無限裡面。相比《回憶蘇格拉底》或者《論語》等格言式的寫作，《聖經》是一個絕對意義上的寫作神跡，若非上帝親自啟示，人類的心智不可能寫出如此深刻、如此全面的語言文本。中國基督徒如果採用經史子集尋章摘句的方法閱讀《聖經》，將會無一例外地誤讀，甚至異化。

面對每個日常事物，根據自己的主觀偏好，沿著形而上的方向連續追問7個問題，就能看見人類的無知之所。沿著形而下的方向連續追問7個問題，就能找到某種解決方案。形而下解決方案依靠形而上問題推動，形而上問題通過形而下解決方案證明。中間的過程理性，分工越是細密，就越是迂迴，人類的知識越豐富、越深刻。

有些人的腦袋因為被管制了，導致在基本問題上不會追問。比如偏激這個詞，稍微有點腦子的人就會追問，我是立足於什麼基準維度來判斷是否偏激。比如中庸這個詞，儒家到底基於什麼坐標系來界定中庸的尺度，我想他們是從來不會深思的。比如復興這個詞，到底基於什麼價值譜系復興，考慮過嗎？如果你願意就這些基本問題展開思辨，而且你的思辨能力如此足夠深遠，最後你會發現，你要麼沉默，要麼交託。

洛克在《論全面教育》中說，不能從小誇讚一個孩子美麗或好看，因為這些外在特徵並不是一個人努力的結果。常態下，一個從小就被誇外形美麗或英俊的人，長大後變成廢物的可能性極大。同理，一個國家如果總是誇讚自己歷史悠久地大物博，卻不能形成對傳統的懺悔與反思，這樣的國家差不多就是垃圾之國了。

對人類自身的認識，構成人類發展的基礎。洛克《人類理解論》、萊布尼茨《人類理智新論》、貝克萊《人類知識原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米塞斯《人的行為》都是這個領域的扛鼎之作。他們立足於基督信仰傳統思考。華人思想界無法在傳統、思辨與效用的邏輯鏈上全面學習，要麼誤讀，要麼視而不見。

萊布尼茨說：第一天開始是1，是上帝。第二天是2，到第七天，一切都有了。最後一天是完美的。一切都被創造出來了。因此它被寫作7，也就是111，（二進位的111等於十進位的7），不包含。當我們用和1表達7時，終於理解為什麼第7天最完美。7是神聖的數字，而二進位的111就是三位一體。

主觀的載體只有和主觀的載體共鳴，才會產生觀念。一個主觀的人對著客觀的石頭抒情，只能產生意淫和自負。孔子「樂山樂水」之說，隱含著膚淺的唯物主義趣味，既無科學問題意識，也無與靈魂有關的藝術想像力。儒家躲進山水裝深沉，所謂「自然的人化」，這點倒是和佛學類似。所以儒學和佛學一拍即合。

車輪是圓的，但滾動的車輪留在大地上的痕迹，卻是一條向遠方伸展的直線；春夏秋冬是循環的，但所有的春夏秋冬連接在一起，卻是一條時間的長河。是的，時間是線性的，他一直向前。時間有開始，也有結束。作為一個人，你必須順服這樣的安排。如果你幻想沿地打轉，幻想回頭走，你的結局就是永恆之死。

作為基督信仰的傳統之一，異象（vision）思維是擴展人類想像力和理解力的最佳方式。當你面對每片樹葉、每次呼吸或每天的日出與日落，能體會到一種超驗的不可思議之美，意味著你已經擁有最深邃、最徹底的問題意識。提出問題永遠比解決問題更重要，異象思維把人類的問題帶到了最深最遠之處。

中國之事，要放棄任何大構想，包括文化構想，國家構想，市場構想，制度構想。在個體的人的基本意義沒有確立之前，任何宏大的努力，都是奴役之路。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奴隸，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殺手，所有人都是失敗者。「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要退到個體，更新生命，這是我惟一的工作。在個人之人的基本意義沒有真正建立之前，中國人思考任何的所謂大事，都是浪費時間，害人害己。想明白這一點，一個基督徒就應該放棄所有的宏大敘事，致力於改變個體生命秩序的福音工作，讓更多的人聽見上帝的話語。

中國人只要沾上儒家那一套，第一會封閉，不開放；第二是長成一張死人的臉。我理解他們的邏輯。封閉，是因為儒家認為自己全對，不需要向外面的世界學習；臉上的肉不會動，是因為孔子說過，巧言令色不好。所以儒生使勁憋著，時間長了，既不會笑，也不會哭。這大概是中國人普遍神情木訥的原因吧。

無知的人們最容易學會的方法，就是把整全的事物輕率分開。比如把事物分成陰和陽，把道德分成善和惡，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把時間分成白天和黑夜，把生命分成生和死，把情感分成愛與恨。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事實上，身為一個人，你是整全的，你必須學會整全地感知這個世界，這是智慧的門檻。

所謂正能量的說法，是典型的單向度思維，中國人最擅長這一套。一個正能量的人，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只能吃飯，不能拉屎；反映在儒家價值觀的維度上，就是只能做君子，不能做小人；反映在黨和國家治理社會的維度上，就是只能表揚，不能批評。仔細思考，發現中國真是一個滿滿正能量的大國啊。

科學的思維方式，必須建立一個確定的邏輯基準起點，而這個邏輯起點又必須立足於超驗邏輯。在康德和斯密看來，這樣的超驗邏輯只能而且必須指向惟一的、主觀存在的、無偏差的上帝。正是這樣的傳統秩序，推動了人的理性與知識的演化。而所有偏離這條軌跡的文明體系，都缺乏建構新知識和基本道德秩序的能力。

中國文化傳統以及由傳統演化而來的文化和行為秩序，如果只歸納為一點，就是從來不把人當人看。人都是工具，人都是螻蟻。首先是每個人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然後是丈夫不把妻子當人看，妻子不把丈夫當人看，父母不把孩子當人看，孩子也不把父母當人看。理所當然，國家和社會也從來不把每個人當人看。

羅素一生理性自負。他拒絕接受公理，但卻說自己對人類充滿痛徹心扉的憐憫。如果人類不具有公理意義上的絕對價值，為什麼要憐憫？羅素理解不了先驗的邏輯秩序，他的這種腔調，倒是與中國傳統哲學類似，可他又看不起中國人。所以羅素髮神經地抒情：「我在不確定性之上高居主宰地位」。可惜他還是死了。

人有多麼無知，就有多麼驕傲。有人介紹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其中提到勃拉姆斯是基督徒，其寫作動力來自聖經。然後筆鋒一轉，評論道：「有信仰的，死亡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他們會從上帝那裡得到安慰。如果把上帝換成信仰二字，就有著更廣泛的涵義「。唉，無知的人兒，你信仰什麼呢？

信仰也好，讀書也好，思考也好，寫作也好，小地方講是為自己，大地方講，是為榮耀上帝。所以我從來沒想過要影響別人。我早就認識到一個小道理了：我連身邊最近的人都影響不了，談什麼影響他人，說服他人啊。自己以前老愛給別人講常識、經驗、道理，其實別人一句話也聽不進去。這意味著一個常識：人是不能改變人的，只有上帝才能改變人。知識教育對人性的影響力很微弱，信仰才能構成一個人對自己的人性的反思能力。可是我以前不理解這一點啊，即使別人告訴我這些道理，我依然不屑一顧，還覺得別人好無知，竟然不重視知識。我真是好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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