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世界，高校學子的視野「全球化」了嗎？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研究生院院長、知名高等教育教授馬瑞克·范德文德（Marijk van der Wende）在2017年6月23日出版的《大學世界報》（總第465期）上刊文，對當今各種全球化力量如何影響國際高等教育體系做了詳細分析。她概述了新的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國際化背景下全球學者與學生跨國流動的新趨勢，探討了全球化、不平等和高等教育之間的關係，認為各種高教體系唯有更具開放性，才能為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大學生以及解決全球性挑戰做出自身的貢獻。

全文大約2000字，閱讀時長約為5分鐘。

報紙原文：《高等教育國際化應更具開放性》

周岳峰/編譯

在各種涉及高等教育議題的公開政治辯論中，對國際化的懷疑正在增加。在澳大利亞、南非和俄羅斯等國，針對外國學生的排外和歧視行為時有耳聞。英國和荷蘭一些政黨最近則提出了國際學生的成本和效益問題，它們擔心本國學生的機遇將會減少，並要求實行本國學生優先政策。學術界內部也不乏懷疑國際化的言論。不少批評者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項精英國際化計劃，他們反對使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用於教學，反對各種全球排行榜和由此帶來的爭名奪利行為，反對為了高校收入招收國際學生和其他形式的「學術資本主義」。

全球學者與學生跨國流動新趨勢

縱觀近年來學生和學者的全球流動情況，可以發現最大的流動是從亞洲向美國的流動，其次是從亞洲向歐洲的流動。在歐洲內部，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從南歐向北歐的各種流動不斷增加。近期，東西方之間的某些流動正在出現，這跟僑民大量返回印度和中國有部分關係。最近往英國和美國的流動出現了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可能使中國在吸引人才方面取得更大成功。

人員流動意味著資金流動。研究人員全球流動現狀說明各地區存在嚴重的失衡。這種失衡也體現在國際學生流動中。在過去十年里，國際學生流動已增加了一倍多，目前總數超過400萬。而且，這些流動明顯有利於經合組織國家。平均而言，經合組織各國中24%的博士研究生是國際學生。而美英兩國高校培養的國際博士研究生在全球國際博士研究生中的佔比超過50%。競爭尤其集中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上，這些學科被視為對創新、技術進步、工業績效以及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同時，諸如歐洲研究委員會等具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研究基金組織正日益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學知識生產正朝著國際層面轉變，自從1996年以來，涉及國際協作的出版物比例幾乎提高了一倍，其比例在2013年接近於20%。

中國的發展為全球研究人員數量的增加作出了很大貢獻。很明顯，中國正在重新平衡全球高等教育的不平等現象。不過，中國所採取的做法主要以培養STEM和計算機學科的大學生為主。在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中國所取得的進步並不那麼引人注目，而且其研究的質量和影響仍然滯後。人們從中國被國外所引用的論文數量遠低於預期這一事實中就可看出這一點，這大概也是為何中國正在尋求更多國際合作的緣由。

不過，隨著中國 「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其與西方之間的平衡可能發生變化。新絲綢之路運送的不只是消費品，同歷史上一樣，人員、思想和知識也將隨著一國影響力的擴大不斷流動和傳播。問題是中國將會採取何種方式，中國的價值觀是否會對全球開發和傳播知識的方式產生影響，以及是否會影響到全球（或西方）的研究誠信和學術自由的倫理標準等。

全球化、不平等和高等教育

國際化所面臨的一個新挑戰正在形成：充實我們對當今世界的認識，擴大我們焦點的範圍，將其從主要甚至完全以西方為中心轉移開去，並使之面向一個全新的世界歷史。

主要由於亞洲各個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全球層面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不平等程度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內部卻有所上升，這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前文已證實了中國崛起對全球高等教育格局起到的重新平衡效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5年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11年以來，中國的研究人員數量已超過美國，歐盟依舊是全球第一，日本和俄羅斯所佔比例則明顯下降。教科文組織認為，隨著南北之間研究和創新方面差距的縮小，許多國家正在向知識經濟邁進，各地區間合作不斷增加，全球失衡正在減少。隨著全球範圍學生人數激增，全球不平等也在下降，雖然國際學生人數只佔全球學生總人數的2%，但留學人數增速超過以往，這種人才外流現象對於各國高教體系發展並未構成威脅。

然而在許多國家，公共財政對高等教育的支持正面臨著不小壓力。經合組織在2016年指出，在歐洲，由於各種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以往公共財政對高等教育的支持變得愈發難以維持，而且兩者間的差距正在不斷拉大。而私人捐款在高教財政構成中變得越來越重要，這種美國模式雖然在美國國內因公平等問題而遭受嚴厲批評，但已越來越多地被英國、荷蘭等國一些高校所效仿。因此，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英美兩國社會中，高等教育所扮演的精英角色正在削弱，高等教育在解釋這類社會收入差距方面的重要性遠不如前，而家庭背景和社會聯繫可能更加重要，尤其在那些已接近教育參與上限的社會裡。

隨著美英等國大學畢業生平均債務數量的快速增加，一種大學教育溢價的觀念正遭受質疑。很多畢業生從事的是不需要本科學歷也能做的工作，而且這類工作在畢業生們所從事工作中的佔比越來越大。技術進步、機器人化以及人工智慧應用也對畢業生的就業構成了威脅。

高等教育需要一種全球性視野

因此，雖然全球高等教育不平等程度有所減輕，但是高等教育所扮演的精英角色正在遭受質疑。這對高等教育部門所造成的壓力是雙面的：一方面，全球層面高等教育競爭增強；另一方面，人們對於高等教育對當地所做出的承諾以及履行情況的批評越來越多。由於全球聲望與地方義務之間的失衡，許多大學目前正遭到當地利益相關者的挑戰。儘管高等教育機會有所增加，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大多數大學依舊最擅長於為精英們提供服務。

目前的反全球化情緒促使我們對解決全球化的贏家與輸家之間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擔負起更大的責任。若是將國際化和多樣性視為兩個獨立不同的主題或政策領域，如同近幾十年來高等教育的情況那樣，是無法達到目的的。國際化需要具有包容性，即在其所有維度上都接受多樣性。

如同不能將高等教育所有問題都怪罪於全球化一樣，也不能將所有問題都怪罪於高等教育。這種關係是辯證的：所有大學都暴露於全球化之中，部分大學成為全球化的客體甚至受害者，各種研究型大學則成為全球化的主體或關鍵代理人。在全球化、國際化與高等院校參與這兩者的多種方式之間存在著一種複雜的相互作用，這對高等教育體系研究在概念上被限定於各個民族國家範圍內的做法形成了挑戰。越來越多的學者對這種基於國家的封閉高等教育體系概念模式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作為研究的一個基礎，一種高等教育體系僅限於一國範圍的概念太局限了。

但我們是否真的了解全球化力量如何影響高等教育體系？什麼樣的導向機制將允許在一種開放體系內將全球卓越和國家相關性這兩個看似衝突的目標結合起來？各種傳統或新型的國際化如何加以適應？所有這些都是重大問題。不過，鑒於沒有任何真正替代性的方案，所以人們需要直面它們，高等教育在研究和教學中的使命需要一種全球性視野。如果各個大學被限制在一種封閉的限於一國的高教體系範圍內，那麼它們還能有其他方法培養學生，使其成為全球公民並通過各自的研究為解決全球性挑戰做出貢獻嗎？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1期第7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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