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抗戰文物背後的故事

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

歡迎中外記者參觀團音樂會節目單

楊靖宇的辦公印章

《黃河大合唱》曲譜封面

張自忠鮮血浸染的血石

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

折射燈塔的光芒

仰望高掛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大幅照片，光影恍惚中，我感覺身材高大的毛主席彷彿站起身來，說話間，舉起大手，有力地向前方揮去：「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

一支是武裝的軍隊，一支是文化的軍隊，共產黨要有文武兩支軍隊。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主席用這樣的話，論述文藝工作的重要性。

當時，大批文藝工作者奔赴延安，群英匯聚，百家爭鳴。但一些作品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進行文藝整風。

1942年5月2日下午1時多，延安文藝界名人——周揚、丁玲、艾青、何其芳、劉白羽、周立波、華君武、蕭軍……匯聚在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樓，會議由此拉開帷幕。

5月2日、16日和23日共舉行了3次全體大會。最後一次會議上,毛主席做了「結論」,指出：「我們的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後與5月2日的開場「序言」一起整理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軍博館長陳士富告訴我們，《講話》很快在抗日根據地和大後方廣泛流傳開來。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優秀文藝作品相繼問世。這些作品抒發了對國家和民族苦難的深切悲慟，熱情地謳歌了抗日根據地人民的英勇鬥爭，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日鬥志。《講話》的重要精神，不但在歷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作為文藝界的長明燈塔，指引了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前進的方向。

那天，天空一定是晴朗的。在中辦樓外的空場,攝影師吳印咸拍下了這張具有歷史意義的合影。1957年，他鄭重地將照片贈送給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70多年過去，這張照片看上去依然清晰，讓人怦然心動地懷想那個驚天動地的時代。

張自忠鮮血浸染的血石——

兩團奔突的血

展台上，陳設著張自忠將軍鮮血浸染的兩塊血石。

那是兩塊石頭？分明是兩團血在流動，在奔突。

血，是從一個偉岸的山東漢子身軀中流出。與血相映襯的是戰火，殷紅的血，幽幽地在訴說。那是一個讓中華民族哀怨的瞬間——1940年5月16日下午4時。抗日名將張自忠的熱血染紅了他激戰的南瓜店山岡。血，滲透在堅硬的石頭上。

「一戰淝水，再戰臨沂，三戰徐州，四戰隨棗，鞠躬盡瘁，卒以身殉……」正如將軍的一生是為民族命運奔走奮戰的一生，將軍的熱血，即使在堅固的石頭裡也一定是奔突不止的！

作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棗宜會戰中，他本來率部防守襄河以西。在各方聯絡中斷的緊要關頭，身為總司令的張自忠，毅然親自率部東渡襄河，抗擊來犯之敵。

「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枯，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在留給部下的信中他寫道。渡河後，將軍率部在南瓜店附近頑強抗擊日軍，重創敵人。但終因力量對比懸殊，糧草彈藥供給不濟，傷亡巨大。為牽制日軍主力造成外線我軍對日軍實施反包圍，張將軍力戰不退。激戰中，他左臂中彈，仍強忍劇痛，鎮定自若地繼續指揮戰鬥，不幸腰部又中彈，倒在地上的他仍然浴血督戰。最後時刻，他身上又中5彈。

彌留之際，將軍留下話：「我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可告無愧，良心平安！」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所有犧牲軍人里級別最高的將領。

將軍的血不會凝固，因為它奔涌著《大刀進行曲》的激昂旋律。

1933年，日軍控制了喜峰口。時任29軍38師師長的張自忠率部抵達喜峰口，與敵展開激戰。日軍源源不斷增兵，陣地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形成艱苦的拉鋸戰。根據西北軍傳統，部隊給每位士兵打了一把大刀。一支2000多人的敢死隊殺向敵陣。

夜黑如漆，大刀寒光閃處，鬼子人頭落地。夜襲成功，中國軍隊奪回了喜峰口。自此，張自忠及29軍聲震華夏。音樂家麥新滿懷激情譜出了《大刀進行曲》，很快傳遍大江南北。

喜峰口一戰，打出了中國軍隊的威風，連日本報紙都評論：這次失敗喪失了「皇軍名譽」。

血，從一個戰功卓著的將軍身軀里流出。

張將軍壯烈犧牲，國民政府為他舉行國葬。延安各界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毛主席親筆題詞：「盡忠報國。」周恩來亦在悼詞中說：「……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抗戰軍人之魂！」

1943年4月30日，張自忠將軍之弟張自明來到南瓜店十里長山憑弔英魂。此時，將軍倒下之處已芳草萋萋，他彎身從地上拾起兩塊留有張自忠將軍血跡的石塊，帶回來後，請石匠刻上能夠銘記烈士不朽精神和忠魂的「血石」兩字，以示後人。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又將珍藏的血石捐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血石！忠魂！

楊靖宇辦公用的印章——

無言有聲的印證

我凝視面前精美而凝重的印章：銅質，上部是造型生動的圓雕獅子鈕，底部是陽刻的「楊靖宇印」4個隸書字。

「這是抗日英雄楊靖宇辦公用的印章……」

斗轉星移，硝煙在歷史的天空緩緩散去，印章靜靜躺在博物館裡。

楊靖宇，東北抗日聯軍第1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他，德才兼備，文武雙全。35歲，他死得壯烈。

1939年秋冬，為了應對日偽軍的「大討伐」，掩護主力部隊安全轉移，楊靖宇冒著零下40℃嚴寒，帶了極少部隊與敵周旋。

1940年2月15日晚，他身邊只剩下了2名警衛員。幾日後，兩名戰士去找食物時遇害。日軍從他們身上找到了這枚印章，判斷楊靖宇就在附近，便增加兵力，封鎖搜山。

餓得發慌的楊靖宇，6天6夜粒米未進，只好拔一把草，抓一把白雪，從棉衣里扯一團發黃的棉絮，包成一團，強行咽下。

這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月圓如盤。他發著燒，在一個四周漏風的小低窩棚里，度過了人生最後一個夜晚。

2月23日，日偽軍包圍了他，楊靖宇隻身頑強戰鬥。交戰20分鐘，他的左腕被打中，啪嗒一聲，手槍落地。他繼續用右手的手槍應戰。下午4時30分，楊靖宇胸膛中彈，壯烈殉國。兇殘的日軍割下了他的頭顱，又剖開了他的腹部，發現腸胃裡竟沒有一粒糧食，全是枯草和棉絮，敵人震驚了……

遠在河南確山的母親妻子兒女怎麼都不相信將軍會死。

「你一定等他回來，一定要找到他呀！」母親臨死時從牆縫中摸齣兒子離家前唯一的一張照片，對兒媳說。

「記住，你爹叫馬尚德，等紅軍打回來了，拿著這張照片去找……」妻子臨終前又囑咐兒女。

「同志，你們認識我爹嗎？我爹也是紅軍，叫馬尚德……」兒女拿著照片尋找。

十幾年後，他們才知道人們稱頌的抗日英雄楊靖宇，就是他們日夜尋找的父親。

一枚銅質、精美而凝重的印章，如一粒圓潤飽滿的種子落入大地，在它落下的地方長出了一片浩蕩的紅高粱。1967年，吉林通化興華鎮農民柳明章在鏟地時，撿到了被日軍丟失的這枚印章，把它交給了當地公安部門，後被送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印章的外表光滑圓潤，在燈光照射下閃著光暈。我們想，將軍的大手肯定無數次拿起它，又沉穩有力地在墨跡未乾的紙上按下。從前，它一直在文件紙頁上印證，如今，它仍然在歷史的書頁上鐫刻印證。

楊靖宇將軍的印章印證著昨天、今天、明天。印章無言，印章有聲。軍博孔令義政委如是說。

《黃河大合唱》曲譜——

為抗戰發出怒吼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

軍博政治部主任高明眼裡閃著淚光，講述著這首歌的來龍去脈。

透過玻璃櫥窗看著發黃的紙頁，誦唱著《黃河大合唱》的歌詞，即使是在這個偉大的音樂作品誕生71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仍然感到熱血涌動。

《黃河大合唱》是用音樂吹響的警號。

1938年，抗戰正處在危急關頭。詩人光未然第一次見到黃河壺口瀑布，被黃河的磅礴氣勢震撼，他腦子裡聯想起黃河的船夫拼著性命和驚濤駭浪搏戰的情景。這不正像中國人民的抗戰精神嗎？

1939年，輾轉到延安的他，下決心要把黃河的精、氣、神寫進詩中。經過一個月的創作，一首長詩《黃河大合唱》誕生。整詩以黃河為背景,痛訴侵略者的殘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災難，熱情歌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光榮歷史和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鬥爭精神，廣闊地展現了抗日戰爭的壯麗圖景。

黃河震撼了光未然，光未然的詩也深深打動了作曲家冼星海。他潛伏許久的創作激情一下子爆發出來。在窯洞的6天6夜裡，他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這部大型音樂作品。《黃河船夫曲》、《黃河頌》、《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水謠》、《河邊對口曲》、《黃河怨》、《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等8個樂章，匯成了壯麗的交響史詩。

毛澤東在觀看了冼星海親自指揮的演出後，連聲稱讚。周恩來親筆給冼星海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 ！為大眾譜出呼聲！」

《黃河大合唱》很快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激勵著許多熱血青年奔赴抗日戰場，對抗日民族解放鬥爭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如今，《黃河大合唱》曲譜靜靜地躺在展覽櫃里。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經歷了怎樣的炮火硝煙而得以倖存。高主任告訴我們，1944年，著名作家、記者愛潑斯坦曾對照它將歌詞首次譯成英文，為很多國際友人傳唱。後來，愛潑斯坦將曲譜捐獻了出來。

當年的歌聲猶在耳畔迴響，發黃的《黃河大合唱》曲譜上的音符從未停止怒吼。

延安時期的請柬、節目單——

紅色延安的暖意

請柬略顯陳舊，卻仍然完好，可見主人對它珍重之致。上面的字依稀可辨：「愛潑斯坦先生」。

愛潑斯坦，一名加入中國國籍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國記者。古稀之年，他仍堅定地說：「在中國的採訪令我最難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為這是影響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訪問。我看到了中國的未來。當時我就堅信反動派不能統治中國，新中國一定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誕生。」

作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一員，他將精心保存的延安採訪期間的請柬、節目單等捐贈給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那是1944年6月9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1人，衝破國民政府的層層限制，到達延安。在延安採訪期間，每次的活動和宴請都發給記者們正式的請柬。

12日清晨，他們收到了一張淺紅色的請柬，這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發出的。

那一天，大家早早整理好行裝，生怕錯過了這難得的機會。下午3時多，客人們被引到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客廳。

不一會兒，毛澤東便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健步走入客廳。他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我們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軍閥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國、全世界都在這個基礎上團結起來……」然後一一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

參觀團在延安一個多月，參觀了邊區的機關、學校、生產部門，訪問了邊區英雄模範人物、作家、藝術家以及各階層知名人士。這些原來對解放區毫無了解的記者們，看到了延安與重慶截然不同的情況，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次，一名記者發現，他們在大禮堂觀看演出時，毛澤東竟然就坐在他的右側。這種景象，在他看來簡直難以理解。因為在國統區，領導人不坐「包座」，而和一般人混在一起，簡直是天方夜譚。更讓他們不可思議的是，一次斯坦因和毛澤東交談，毛澤東發現斯坦因在搖擺不定的桌子上記錄很費勁，便摸黑到院外的花園裡，撿了一塊石塊回來，親手墊平了懸空的那條桌腿。

回去後，他們以翔實的資料，活潑的筆法，熱情的格調，撰寫了大量專著和文章，將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宣傳到了大後方和世界許多國家，打開了外界認識延安的窗口。

隔著展廳的玻璃罩，我們看著已經發黃的節目單，不禁心生感慨：「延安上演的是一台多麼氣壯山河的大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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