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新作《勞燕》試讀

張翎的語言細膩而準確，尤其是寫到女人內心感覺的地方，大有張愛玲之風。

莫言

我很喜歡張翎老師對作品非常精細的處理節奏，讀起來會覺得每一個情節的推進都理所當然。

笛安

讀張翎的作品不可能一目十行。我很喜歡她精緻而又略帶反諷意味的語言。

陸建德

張翎是一個特別有膽氣的作家，從《餘震》到《勞燕》的寫作，她持續直視生命褶皺深處的創傷和疼痛；同時她也是一個特別有溫度的作家，她筆下的人物無論深陷多麼幽深的苦痛，最終都能帶著光實現自我的一個更新。讀完她的作品，也就了解了一個民族戰勝苦難的強大心理基因。

馮小剛

威廉.德.瓦耶-麥克米蘭，或者麥衛理，或者比利，或者其他

我的名字和綽號多不勝數。幾乎每認識一撥人，我都會得到一個新名號。

根據那張辛辛那提好撒瑪利亞人醫院簽署的出生證明，我的名字是威廉.愛德華.塞巴斯蒂安.德.瓦耶-麥克米蘭(William Edward Sebastian DeRoyer-Macmillan)。你大概已經注意到，我有兩個中間名 – 愛德華是我父親的名字，塞巴斯蒂安是我祖父的名字。我的姓是個複合姓，由兩部分組成，德 .瓦耶是我母親娘家的姓，而麥克米蘭是我父親的姓。在我出生的那個年代，像我母親那樣結了婚之後依舊在夫姓之前保留了娘家姓氏的女人並不多。我母親的祖先來自法國，是個望族，據說被那個「在我之後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封過一個連她自己也已經說不清楚了的爵位。我母親的家族與歐洲的淵源已經很淡薄，事實上，她對中文的精通程度遠勝過法文，娘家姓氏大概是她帶進這樁婚姻的唯一一件嫁妝。

這個全名我一生只使用過三次，一次是在出生證明上，一次是在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的入學申請表上，還有一次是在結婚證書上。除此以外，沒有任何人用這樣長的名字叫過我。即使是在八歲那年我偷了街角便利店的一小盒甘蔗糖，被店主告到家裡，我父親把我叫到他的書桌前– 那是通常我聽訓的地方，他也只喊我「威廉.德.瓦耶-麥克米蘭」–那已經是他表達憤怒的極致形式了。我私下裡試過，如果把我的全名不吃掉一個音節地念完，中間至少需要換兩口氣。

我的家人和美國的同學朋友都叫我比利(Billy)，我母親則只用比利的首字母B稱呼我。我時常感覺我母親 -一個需要照顧生病的丈夫和五個子女的家庭主婦，身上具備了一個數學家的天賦，她總能把生活中許許多多數學題一樣複雜繁瑣的細節，一口氣簡化到根。

比利這個名字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時不時會出現前綴和註解。比如我在中學讀書時，同學給我的外號是「瘦子比利」( Billy The Bones)。當時我身高已達五英尺八英寸，算得上是個高個子，體重卻只有一百二十八磅。我做夢都想達到一百五十磅– 那是校籃球隊員的最低錄取門檻，可是一直到畢業，我都只能坐在場外的長板凳上，替場內的隊員們搖旗吶喊。現在你們應該理解了，為什麼在月湖那塊草草地平整出來的籃球場上，我極少錯過任何一場球賽；而你們，則送給我一個綽號叫「籃球比利」（Basketball Billy),以和美國教官中的另一個比利相區分。我在月湖表現出來的對籃球的痴迷，只不過是在圓一個少年時代的夢而已。

在我二十五歲那年，當我準備啟程去中國的時候，我父母給我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麥衛理 – 是從我的姓和名中各取了一個諧音。我是一個傳教士，在我的教會裡，我的會眾管我叫麥牧師。但是附近村子裡的老鄉，就遠沒那麼客氣恭敬了。每周三到教會門口領賑濟粥的那群人，管我叫「粥老兒，」儘管按美國標準我那時甚至還算不上中年人。而到我這裡看病拿葯的人，當面叫我麥先生，背地裡給我的雅號是「番醫。」領粥和拿葯的人，總是遠遠多過做禮拜的人，但我從不氣餒，我相信他們拿了上帝的好，心裡遲遲早早會思想上帝的道。我很早就明白，在中國福音是要靠腿行走的，單靠嘴皮子不行。福音走路的兩條腿，一條是粥，一條是葯。當然，學堂也重要，可是學堂與粥和葯相比，至多只是一根拐杖。這也是為什麼當年我在上海下船的時候，我需要六個挑夫來挑我樣數繁多的行李。那些個箱籠里，衣服和書只佔了一小半，剩下的，全是我從美國募捐而來的醫療器械和藥品。

我父母是衛理公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他們的傳教區域在浙江。他們沒有固定的教堂，他們是耶和華的行吟詩人。從浙東浙西到浙南浙北，他們的足跡幾乎覆蓋了整張浙江地圖。在他們的時間定義里，在某個地方住上六個月，就已經接近永恆。由於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方式，我母親生下的四個孩子，一個也沒能活下來。在她三十歲那一年，她突然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慌。他們可以忍受爬滿臭蟲跳蚤的床鋪，飄浮著厚厚米蟲的粥，釘著大大小小油布的漏屋頂，兩根竹竿搭建的戶外茅坑，但是沒有孩子的恐懼，卻超出了他們的承受極限。就在那一年，經過無數輪的痛苦糾結之後，他們終於向母會提出了回國的申請。

回到美國的第二年，他們就有了我。接下來的七年里，我母親連續生下了兩個弟弟和一對雙胞胎妹妹。出於感恩，或許還有那麼一丁點愧疚，他們把我，他們的長子，奉獻給了教會，就像亞伯拉罕獻以撒那樣。我作為傳教士的命運，其實在我尚未出世時就已定下– 我在母腹里就已經聽見了上帝的呼召。

可是我並沒有魯莽行事，我一直等到從醫學院畢業，做完住院醫生之後才啟程去中國。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這個決定的明智，或者說，這個決定的殘忍。

我父母在中國生活了十二年，回到美國後，每日里叨叨絮絮的，依舊是中國往事。我和我的弟妹們多次聽他們說過江南鄉下的農民是怎樣漚肥燒草木灰種茶的；靠水的人家又是怎樣訓練鷺鷥捉魚的；生了孩子的婦女坐月子時吃的是什麼食物；年成不好的時候，主婦們會在稀粥里加進什麼野菜充饑……

所以，在他們離開中國二十六年之後，當我步他們的後塵來到浙江時，我見到涉水的町步，過河的舢板，被孩童騎著走的水牛，滿坡盛開的白茶花，聽到那些乍聽起來像吵嘴似的江南土話時，我絲毫也沒有感覺驚訝。它們彷彿是我多年裡反覆出現的一個夢境，熟的不能再熟。它們不像是我的今世，倒更像是我的前生。

今天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五日，距我們立下那個約定的那一天，已經過去了整整七十年。七十年是個什麼概念？對一隻采蜜季節的工蜂來說，是五百六十多輩子；對一頭犁田的水牛來說，可能是三生 - 假若它沒有被過早屠宰的話；對一個人來說，幾乎是整整一世；而在歷史書籍里，大概只是幾個段落。

但是，在上帝的計劃中，七十年卻只是一眨眼的瞬間。

至今我尚清晰地記得七十年前那天里的每一個細節。消息最早是從你們營地里傳出來的。負責向重慶發送水文情報的報務員，最先從電台里聽到了日本天皇的「玉音播送。」天皇的聲音沙啞哽咽，用詞和語氣一樣蒼老，文縐縐的似乎拐了很多道彎。「然時運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為萬世開太平……」你們一開始幾乎沒聽懂。在聽了稍後的新聞解說之後，你們才明白那段話叫「終戰詔書。」其實，那東西有個通俗易懂的名字，就叫「投降書，」儘管通篇沒有找到「投降」二字。

瘋狂是從你們營地開始的，後來才像流感一樣傳染給月湖的每一戶人家。你們把被子和冬裝撕成條纏在棍子上，蘸著桐油焚燒，林子里到處是這樣閃動的火把，遠遠望過去，像著了山火。上帝憐憫你們，把這瘋狂的一天安排在盛夏，叫你們盡情胡鬧，卻不用去愁煩夜裡睡覺的冷暖。後來全村的人都湧出來了，涌到你們練操的那塊空地上。平常那裡戒備森嚴，閑人不可入內。

可是那天哨兵並沒有阻攔，因為那天沒有閑人，所有的人都是當事人。你們放鞭炮，乾杯，狂喊狂跳，把遇到的每一個孩子都扛在肩上，遞給每一個男人美國香煙。其實你們更想親吻女人– 你們大概有一陣子沒聞過女人皮膚和頭髮的味道了，可是你們在重慶總部的頭，那個梅樂斯的人，給你們定過嚴明的規矩，你們雖然不全聽他的，卻也不敢太過造次。第二天天大亮了，月湖的人才發現他們的雞狗都沒有擔負起司晨的職責，它們都在前一天里喊啞了嗓子。

在這裡我忍不住要拐出去，說幾句關於梅樂斯的題外話。那個叫彌爾頓.梅樂斯的美國人，真算得上是個十足的倒霉蛋。他本來是可以跨進陸軍大門的，那他就有可能成為史迪威，帶著那個悲壯的遠征軍故事，還有那條以史迪威命名的偉大公路，定格為遠東戰爭史上的一個昭著篇章。可是他沒有。他本來也可以跨進空軍大門的，那麼他就有可能成為陳納德，率領他的飛虎隊穿越長空，成為昆明和重慶街頭每一個男人心中的楷模，每一個女人夢中的情郎。

可惜他也沒有。他偏偏走進了一道名叫海軍的窄門，在遠離軍艦和潛水艇的中國陸地上，在日本人身後的漫長海岸線上，鋪建一張緘默的諜報網。梅樂斯和他的部下，也就是你們，混在當地人中間，悄悄地勘測水文氣象狀況，收集海岸軍事情報，訓練海盜和游擊隊，為設想中的美軍登陸計劃做著無謂的準備。偶爾他手下的游擊隊，也會走百十里山路，炸毀一段鐵軌，焚燒一間軍需倉庫，突襲一支沒有防備的日本小分隊。

然而，他所做的這些事，跟史迪威和陳納德相比，至多只是在日本人的背上扎一根並不致命的刺，讓他們丟失一兩個夜晚的睡眠而已。當年梅樂斯在華盛頓從他的頂頭上司那裡領受的，是一道關起門來壓低嗓音的絕密口頭命令，連一張書面記錄都沒有留下。所以他掉進了歷史的縫隙里，一直沒有人來打撈。

七十年過去了，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史迪威和陳納德的名字換了幾茬的景仰者，而自己甚至沒能浮上報紙的版面– 願上帝保守他的亡魂。

還是回到七十年前的那一天吧。那天的狂歡一直延續到了半夜，待眾人散後，你們兩個人，你，伊恩.弗格森,美國海軍中國事務團的一等軍械師，還有你，劉兆虎，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訓練營的中國學官，還沒有盡興，就偷偷溜出來到了我的住處。伊恩帶來了兩瓶蘇格蘭威士忌 - 那是前幾天去七十里外的軍需處取郵件時弄回來的。就在我住處的那個簡陋廚房裡，我們三個人喝得爛醉如泥。那一天沒人管得了軍紀，那一天連上帝也開隻眼閉隻眼，那一天犯的任何過錯都可以原諒。你，劉兆虎，說威士忌是天底下最難喝的酒，有股子蟑螂泡在尿里的臭味。可是臭味也沒能阻攔得了你，你依舊把你的杯子幹了一輪又一輪。後來，喝到半醉的時候，你就說出了那個建議。

你說以後我們三個人中不論誰先死，死後每年都要在這個日子裡，到月湖等候其他兩個人。聚齊了，我們再痛飲一回。

那天我們都覺得你的建議很荒唐，你說的是「死後，」而不是「以後。」我們既不知道別人的，也不知道自己的死期，死後的世界對活著的人來說是一片無解的未知。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你才是我們中間的智者。你已經預見到隨著天皇的「玉音播送，」我們將很快各奔東西，我們今後的生活軌跡，也許永遠不會再有交集。活人是無法掌控自己的日子的，而死人則不然。靈魂不再受時間空間和突發事件的限制，靈魂的世界沒有邊界。千山萬水十年百年的距離，對靈魂來說，都不過是一念之間。

那天夜裡，我們一邊喝酒，一邊相互擊掌握手，在嬉笑之間接受了劉兆虎的建議。當時我們都覺得那個日子還很遙遠，我們不可能完全認真。戰爭已經結束，和平已把死亡推到了它本該呆的位置，那個位置離我們都還有幾步路。雖然我是三人中間歲數最大的，那年，我也不過才三十九歲。

我想到了我可能會是第一個去月湖踐約的人，我只是沒想到那個日子來得如此迅猛，我竟然會死在我們立下那個約定的三個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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